梵净山记事碑刻内容探析- 贵州数字出版云村寨平台

梵净山是贵州第一佛教名山，该地区的碑记摩崖数量众多，据统计总量约有万余通，^[1]而其所含信息量十分丰富。兹以梵净山记事类碑刻为例，分析此类碑刻文献的内容侧重，藉以展现梵净山的佛教历史、寺院建设、法脉世系等重要信息。

一、表达开山建寺之不易

康熙年间，玉屏人田起虬为新修建的“瑞雪禅林”写序，主要记叙了“瑞雪禅林”的修建经过以及命名的原因。他在《新建瑞雪禅林序》中写道：

在玉屏县城西有一座紫气山，山上原有“祖师殿”，因为明末连年的兵乱而荒落不堪，仅存前殿，整个寺庙“佛不可以顶礼，僧不可以说法”，虽有人屡次想重新修建，但因为财力不济，最终没有完成心愿。康熙癸卯年，有一法号惺念的和尚云游至此，见到此山之景，遂起驻锡之意。从此惺念和尚在此山“扫除荒秽，苦志修行”，后来在辛未年圆寂。他的弟子云石上人继承他的衣钵，殚精竭虑，开辟荒山，逐渐恢复扩大寺院，他于庚辰年九月起工，第二年即辛巳年落成。作者在此主要简单记叙了惺念和尚驻锡紫气山，其衣钵传人云石上人殚精竭虑，开辟荒山，逐渐恢复扩大寺院的经过。

随后作者又写了寺院命名“瑞雪禅林”的缘由。

寺院恢复上梁的那一天，也就是辛巳年十月十一日，云石上人登座说法。本来很晴好的天气，“忽而凝冻，六花缤纷，雪深一尺”，云石上人的弟子以及当地的檀越绅士都交口称赞，认为是瑞雪祥征。正因为这一场雪，云石上人就为寺院重新命名为“瑞雪禅林”。随后作者发挥想象，难道说这场雪是西王母所呈进的赚山红雪，抑或是仙家神药玄霜？或者此雪是印证了众弟子师事云石上人就像二祖慧可师事达摩祖师一样，立雪呈心，以求印可？要不然这场雪为何会在此时而落？真是难以理解！正因为如此，云石上人担心后人怀疑此事的虚妄，因此请作者写了此序言，以破后人之惑。作者有感于云石上人重建寺院的殚厥心力，以为是诚心感动上苍而降瑞雪，是祥瑞之征。

而在此前明季之世，曾任嘉定县知县、河南道监察御史的铜仁府人万任亦曾记载了明代一位僧人无相和尚开建莲池庵的经过。其《开建莲池庵碑记》中言：

作者在文章开始先写莲池庵所处的六龙山景致奇险，实是造物的非常之功。随后在丁酉年，无相上人经过六龙山，见此山景致不凡，因而攀缘直上顶峰，看见山顶不但有平地一块，而且清幽宁静，最让人感到惊讶的是山上有一眼清泉，水若白莲上涌，澄洁甘洌，犹如六祖所住曹溪之水，实是修道圣地，若居其中，定然对修行大有裨益。无相上人见此景致，便生驻锡之意，当地人也乐成其事，鼎建楼殿。整座寺院错落有致，只是因为在山顶之上，山门直临绝壁，出入不方便，暂时以梯子供人出入，行人每每至此，胆战心惊。后来招募工匠重修上山之路，行人往来从此无阻。莲池庵从开建直至竣工落成，历时十余年。十余年中，峻岭荒区，辟成梵境；崎岖仄径，易作康庄。凡登临者或羡为清凉佛地，或称为地上天宫，直可与天下佛教名山相媲美。

莲池庵开建不易，梵宫建成，只为弘宣佛法，此后无相上人“时而趺坐冥参，时而升堂普说，为众生指迷登觉，开人天眼，是大有功于法道也。”无相上人在莲池庵建成之后，担负起弘扬佛法的大业，或参禅打坐，或登堂对大众说法，为众生指点迷津，对弘扬佛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二、回顾梵净山地区战乱风云

梵净山记事碑刻文献中对当地的战乱也有记载。如《梵净山下茶殿碑》除过记载梵净山的风光名胜，还记载了咸丰、同治年间红号军起义，特别是记载了重建此山的隆参和尚帮助平息“马鞍山贼首刘跛子”的事迹。

碑文首先记载了明代万历年间此山的兴盛状况。

明代万历年间，李皇后在此修行，“肉身成圣，白日飞升”，因此在此地修建了庙宇，雕塑了佛像，建立了四大脚庵，并铺筑了山中道路，此后梵净山之名传遍天下，数百年来朝山进香的男男女女往来不绝，繁盛犹如城市一般。

随后碑文记载了咸丰、同治年间红号军起义。

因为号军占据梵净山，并将山中寺院烧毁，以致片瓦无存，一派衰败景象。碑文紧接着着重记述了隆参和尚重建此山，并帮助官府平息“马鞍山贼首刘跛子”的事迹。

同治九年的时候，梵净山地区的战乱稍微平息，这时有一位法号隆参的和尚来到此地，常住铜仁东山寺。他来到此山，十方募化，铺路架桥，修复回香坪、报恩寺，梵净山的佛教又逐渐恢复起来。但不料在光绪元年的六月，正值香客朝山拜佛期间，以马鞍山贼匪刘跛子为首的数十名强贼，身穿号衣，手执洋枪，假扮官军，谎称进山练兵，将进香男女、作法事的僧众以及一应物什全部捆绑强占，又将僧众用绳索绑在钟钮上，准备逐个杀害。然而就在此时，一阵狂风便起，四面暴雨骤至，绑缚僧人的绳索也忽然断碎，被缚僧众得以逃脱下山，真是天意使然。随后他们安埋了遇害的香客，并将此事告知地方官府。数年来匪徒日渐猖獗，到处抢掠劫杀，扰得人心惶惶，周遭百姓深受其害，虽然官府也曾数次围剿，但兵来贼去，兵去贼来，始终没有抓到匪徒。后来在隆参和尚的不懈努力之下，贵州巡抚出兵剿贼，终于取得成功。剿贼期间，隆参和尚“带松桃协左营练军四十名，驻扎茶殿，作为沿山游队”，帮助剿贼大军，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之下，“匪徒从此逃散，地方始报肃清，百姓方得乐业”。

三、明告相关寺产信息

梵净山记事碑刻文献中详细记载了山上寺庙的占地范围及分界线，以及划分界限的缘由。这为研究梵净山寺院规模以及其兴替提供了非常详细丰富的一手资料。

《天庆寺界碑》^[7]中说：

碑文记载了因为楚人私挖金砂，与天庆寺发生纠纷，贵州巡抚委托当地官员实地勘踏，明确寺院的四至界限，立定界址，并竖小界碑六块为证。同时碑文还说“天庆寺乃前人创建，有明万历戊午年敕封……至今数百年香火，关系合郡风水”，也充分地反映了天庆寺的历史地位以及与当地密切的关系。

又如《宪示精明碑》的碑文首先记载了天马寺的历史源流及历代祖师的艰苦创业的经过。碑文载道：

天马寺代代相传数百年，大乘佛法的流传从未断绝。始祖宗安和尚在静坐之时见山上草木繁盛，若要解决常住的衣食之忧，须得发扬禅宗“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优良传统，因此在洪武年间开荒种田，得创天马寺荒田一段，周围老山一幅，同时需缴纳官粮一斗四升。因为赋税太重，田地太少，僧人们难以度日。到了慧本祖师这一代，依旧是不辞劳苦，上开峻岭，下垦荒丘，为常住衣食奔走。再到明聪祖师这一代，经过长期努力，再加上前几代的积累，天马寺规模逐渐增大，僧众聊可度日。直至洪政、天性祖师时，因为长年的积累，终于重修殿宇，复造高堂，塑换金身，上下诸尊有光，前后佛像辉煌，逐步发展成为“铜江梵刹之伟观”。作者在记叙历代祖师的创业时，对其表达了深深的敬意，当真是一丝一缕，当思来之不易；一颗一粒，须知物力维艰。

天马寺建成之后，曾经屡次遭遇劫难，比如苗民的两次叛乱，胥、杨两家的数次侵占，在不得已之下，天马寺僧众诉至官府，官府特勒石为界，规定了天马寺的四至界限。

此次勒石立碑，规定了天马寺的四至界限，这一界限至今仍是国营天马寺林场的界限，故而此碑文成为研究梵净山佛教发展的重要文物。

四、叙述大德高僧生平事迹、籍贯法号及法脉世系

梵净山碑刻中还有关于山中僧人生平法嗣的塔铭。此类塔铭不仅镌刻着圆寂僧人的生卒年月、生平事迹、籍贯法号、法脉世系，同时也记录了他们的人生感悟、修行理念等，是梵净山僧尼最重要的人生档案。此处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僧人塔铭加以分析说明。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梵净山妙玄下第七世慧惺海阔的法弟悟惺海澄所撰《天池院海阔慧惺禅师正觉塔铭》，对慧惺海阔的生平事迹、法脉传承以及宗风偈语都有所记载。碑文言道：

慧惺海阔禅师生于明代天启甲子暮春，也就是1624年暮春时分，为蜀东茶陵杨氏的后人，俗姓杨。法师四方参学，遍访名贤，无论寒暑。顺治庚子年秋，即1660年秋，有幸拜梵净山见空性晓为师，并蒙赐法名海阔。

随后作者简单回顾了法师的法脉传承。

见空性晓法师是梵净山妙玄一系传人，该系的法脉传承依次为：妙玄→彻空圆通→德庵明慧→宝山真贵→明然如泰→见空性晓→慧惺海阔。从上面的传承可见，海阔慧惺法师是传梵净山妙玄下第七代，这一法脉传承为我们研究梵净山地区的佛教法系传承提供了详细的资料。

海阔和尚拜见空性晓法师为师之后，跟随法师参学。

同时作者记述了自己和海阔法师的交往，有一天自己作偈一首，表达自己参禅的感悟，与海阔法师相互勘验，勘验的文辞虽没有记录，但二人之间的机锋是可以想见的。随后作者又简单述说了海阔法师的宗风，“当台击破诸人脑裂，善诱徒人”，^[11]大有德山棒临济喝引导学人的遗风，在他的勘验之下，佛门后继有人。

按照一般塔铭的书写，作者在记录了法师的事迹之后，还记录了法师圆寂时的相关情况。

法师在康熙丙寅年八月示疾，圆寂之前曾对自己的门人说偈一首，随后往生极乐。法师世寿六十三，僧腊二十七，其后门人将法师按照佛门礼仪火化，起塔天池院，并勒石立铭，昭示来人。

天池院海阔慧惺禅师的塔铭是梵净山僧人塔铭中颇具代表性的，当然梵净山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大德辈出，所存塔铭很多，因为篇幅原因，此处就不一一叙说。正如《中国梵净山佛教文化文物研究》中所言：从现存的碑塔墓铭看，明清以来，梵净山高僧辈出，徒众云集。主要传承临济宗法系，只有少数是曹洞宗。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曾经是川、鄂、湘、黔、滇地区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广泛参学，志行高洁。长期在梵净山披荆斩棘，挂板悬锤，洪宣法教，使临济一派宗通大振，声名远播。他们中有的人戒德精严，梵行无缺，信解明记皆不愧为宗门巨匠；有的守正持中，冷座岩谷，煮藿餐藜，苦志修行，道德足为后世楷模；有的飘逸博雅，诗文字画，光耀禅林；有的善于耕管，大建道场，壮观寺宇；有的勇猛无畏，保境安民。很多碑碣塔铭，细细读来，不免令人肃然起敬。^[13]

观乎此，梵净山记事碑刻或表达开山建寺之不易，或回顾梵净山地区战乱风云，或明告相关寺产信息，或叙述大德高僧生平事迹、籍贯法号及法脉世系等，所叙之事是研究梵净山佛教发展历史的极为宝贵的一手资料，也是游人了解梵净山过去和现在不可或缺的材料。

_{[1]
此处统计之数量当指广义上的梵净山地区而言，即包括梵净山金顶及周围广阔的地域。若仅言狭义上的梵净山，即新老金顶一代的碑刻数量逾万余，笔者对此数据存疑。}_{[2]
政协铜仁地区工作委员会编：《中国梵净山佛教文化文物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56页。}_{[3]
政协铜仁地区工作委员会编：《中国梵净山佛教文化文物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56页。}_{[4]
政协铜仁地区工作委员会编：《中国梵净山佛教文化文物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57页。}_{[5]
政协铜仁地区工作委员会编：《中国梵净山佛教文化文物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65页。}_{[6]
政协铜仁地区工作委员会编：《中国梵净山佛教文化文物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65页。}_{[7]
政协铜仁地区工作委员会编：《中国梵净山佛教文化文物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79页。}_{[8]
政协铜仁地区工作委员会编：《中国梵净山佛教文化文物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83页。}_{[9]
政协铜仁地区工作委员会编：《中国梵净山佛教文化文物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83页。}_{[10]
政协铜仁地区工作委员会编：《中国梵净山佛教文化文物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51页。}_{[11]
政协铜仁地区工作委员会编：《中国梵净山佛教文化文物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52页。}_{[12]
政协铜仁地区工作委员会编：《中国梵净山佛教文化文物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52页。}_{[13]
政协铜仁地区工作委员会编：《中国梵净山佛教文化文物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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