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佛教的护生传统看贵州梵净山佛教生态文化

一、佛教以生态和谐为基础的生态文明论

当今世界，随着科学技术的急速扩展，社会经济活动渗透于地球的每个角落，生态环境问题日益成为全社会普遍关注的一大焦点。中国在日益融入国际社会的时代进程中，同样面临着严峻的生态环境考验。当前中国社会需要“建设生态文明”，以使“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作为中华文化之为人文教化的核心构成内容，中国思想文化传统中所深蕴的生态和谐智慧，其本身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创造性转化力量，完全能够参与建设生态文明、生态和谐这一个不断推进、深化的时代进程。其中，通过认真挖掘、系统整理中国佛教思想文化传统中有关生态文明、生态和谐的理论观念及其信行实践，并充分展开学理研究和思想阐释，成为一个重要而现实的议题。结合佛教经论观念与信行实践活动的悠久传统，深入研究“佛教与生态文明”的互动关系及其现实内涵，动员更广泛的佛教界人士共同维护和建设生态文明，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和时代意义。

从词源学上看，生态是指自然生命存在活动的连续状态。生态伦理是人的主体伦理的外化或实践化，它所确立的是人类与生态互为主体的基本关系。生态是生物之间及生物与非生物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依据于生物的类别，则有植物生态、动物生态与微生物生态等细分。

从社会结构形态上看，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的时代产物，在农业文明占主导地位的传统社会中，生态文明乃是隐而未显的。生态文明建设，显然体现出人类对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尊重。在此意义上说，生态文明首先体现出一种尊重自然的价值取向。生态文明的伦理导向，实则意味着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型。

在佛教思想中，对生态环境始终持有一种宇宙论取向的关切。在中国佛教思想传统中，最典型地体现其生态取向，则非净慈观念莫属。佛教伦理首先是一种教化伦理，而不是救恩伦理，不是启示伦理。佛教的生态伦理，是源于佛教基本教义的一种信行实践方式。

总之，通过对中国佛教传统中净慈伦理的倡导与实践，结合佛教修行活动的组织化实践，对作为中国传统佛教所推展、演进的净慈观念，进行了生命伦理、生活伦理、社会伦理诸层面的思想史梳理。本源于佛法教化、以念佛与放生的信行实践为主导的净慈传统，对于当代佛教弘化的生态伦理建设极富启发意义，值得进一步地系统阐释。

二、梵净山之为西南佛教名山的独特优势

自1990年代以来，通过各界人士近二十余年的持续努力，贵州铜仁梵净山的美誉度日渐攀升。其中，既有许多专家学者对于梵净山佛教文化的学术探究，更伴随着当地社会各界对梵净山本身的多元开发。 ^[1] 无论是“中国佛教第五名山” ^[2] 、“贵州第一佛教名山” ^[3] 、“贵州佛教名山” ^[4] 、“弥勒菩萨道场” ^[5] ，至于其他诸如“名岳之宗”、“武陵仙境”、“古佛圣地”、“西南名岳”之冠号者 ^[6] ，不一而足。

其实，中国佛教传统的“四大名山”（“四大菩萨道场”），自有其历史的典据。佛教“四大”名山，应该理解为“四大”名山，而不是通常所理解的四“大名山”。“四大”所指的是原始佛法系统中的地、水、风、火“四大种”。亦即通常所说的佛教“四大皆空”之“四大”。具体地说，五台山为“风”、九华山为“地”、峨眉山为“火”、普陀山为“水”。这一表述分别虽对应于佛法义理，但随着明清之后菩萨信仰的深入人心，佛教“四大”名山逐渐为佛教“四”大名山所取代，从而导致今日争立“第五大佛教名山”之现象。个人认为，贵州铜仁梵净山的佛教文化建设，宜定位于“西南佛教名山”或者为“西南佛教圣山”。

正如论者所言，梵净山作为贵州名山，实因佛教而闻名的。从地理方位而言，贵州地处西南边陲，立省较晚，开发较迟。其境地势险要，山重水复，交通不利，与中原、江南诸省相比较，佛教传入较晚。亦因交通因素之故，在川、滇、黔西南三省中，佛教发展逊于川、滇。但同样基于开发较晚的后发优势，贵州梵净山依据于自身的佛教文化，完全可以打造具有自身佛教名山形象。

首先，梵净山在贵州具有独一无二的佛教文化优势，已经充分具备与四川峨眉山、云南鸡足山鼎足而立的佛教名山胜地之条件。最为重要者，梵净山作为贵州佛教的历史文化标识，需要认真整理，细致挖掘。

在近世中国佛教史上，梵净山道场众多，既有“辟支佛道场”之誉，也有“弥勒净土道场”之称。在中国化佛教宗派方面，梵净山既有临济宗，也有净土宗，更有许多具有地方修行特色的宗教遗存。

宋代时期，佛教开始传入梵净山。降至明初，梵净山佛教文化颇为兴盛，达到了历史上的一个顶峰时期。明季万历年间，梵净山两次重修，明神宗万历皇帝建梵净山金顶，敕建皇庵，更使梵净山名声远播。清康乾时期，梵净山已有“五大皇庵”、“四十八大脚庵”，崛起为西南佛教圣地，与峨嵋、鸡足鼎立而三，威名远播，宇内奔趋，僧众云集，若水若云。

清末至民国年间，梵净山历经数次战乱，屡毁屡建，至解放初，寺宇终于焚毁殆尽，千年名山遂衰落破败。随着宗教政策的落实，梵净山朝拜之风逐渐恢复，佛教也得以重新兴盛起来。

其次，突出具有历史传统与民众影响的佛教文化为主体，是加强梵净山系生态文明的保护与建设的根本抓手，有利于“梵净山文化”整体有序的发展及其文化品位的有效提升。

杨曾文教授在《贵州梵净山佛教法系试论》（《佛学研究》2010年刊）一文中，依据梵净山现存《敕赐碑》、《天池院海阔塔铭》和《脉源宗谱碑记》三碑并参考其他相关资料，对开山妙玄和明清梵净山传承的佛教法系进行探讨，认为梵净山传承的是宋元以来最盛行的临济宗杨岐派的法系。一般来说，对于梵净山佛教道场的结构形态，有着两种影响较大的表述。其一是“弥勒净土道场”，其二是“辟支道场”。如《敕赐碑》载，“此黔中之胜地有古佛道场，名曰梵净山者，则又天下众名岳之宗也。”据《贵州通志》载，唐朝通慧和尚在石阡建般若寺，因此梵净山的佛教史可追溯到唐代。又据清康熙《贵州通志·山川》、乾隆《通志》载：“梵净山又有辟支佛遗迹”。但这种表述，遗憾的仅是提供了一种梵净山较早期的佛教线索，未能获得充分的历史依据。

但一些文献记载及广大民众的历史记忆，则可以为我们如何定位梵净山的佛教文化，提供了许多根据。如据《敕赐梵净山重建金顶序碑》、《天庆寺界碑》、《敕赐梵净山承恩唐松青和尚寿塔小引》所涉“敕赐”内容可知， ^[7] 梵净山上述寺院作为“四大皇庵”，长期以来为当地民众所认同，具有持久的影响。

再次，依据梵净山佛教历史，尊重梵净山当代佛教文化建设的时代现实，特别是根据梵净山佛教寺庙的分布特色，有针对性地加强佛教圣山的路线设计。

梵净山属武陵山脉，是贵州名山胜地。三峰高耸（主峰凤凰山海拔2572米，老金顶（梵净山）2494米，新金顶2336米），脉分九支，位于铜仁地区的江口、印江、松桃三县之间，总面积约570平方公里，山体庞大深邃，峰峦巍峨雄奇，主峰高耸入云，素有“集峨眉之秀、黄山之奇、华山之险、泰山之威于一山”的赞誉，明朝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奉皇帝诏令而建的古碑上称之为“众名岳之宗”。

自明万历年间神宗敕令重建梵净山“金顶”后，梵净山乃闻名海内。其标志性的事件乃是坝梅寺、天马寺、天庆寺、护国寺被敕赐为“四大皇庵”。数百年来，黔、湘、鄂、川、赣、滇等省的香客纷纷前往朝山拜佛，至今仍香火旺盛。据相关研究，梵净山佛教文化具有“带状分布”的明显特征。之所以形成“带状分布”的分布特点，主要是由于梵净山佛教寺庙主要分布在明清时代逐渐形成的朝圣山道上。具体而言，梵净山朝圣道路主要有如下四条。

其一，乌罗、寨英古道。沿途有白石寺、天马寺、天林寺，是秀山、松桃方向香客朝山道路。

其二，马槽河古道。沿途有水源寺、水月庵、朝天寺、回香坪寺，是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福建方向香客的主要朝山道路，也是历史上最繁华的朝山道路。

其三，坝溪古道。从德旺坝溪进山，是铜仁以上玉屏、岑巩至思南大坝场、翁安、福泉方向的香客朝山道路，沿途有朝阳寺、坝梅寺。

其四，永义古道。印江、思南方向的香客的朝山道路，沿途主要有护国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梵净山“五大皇庵”除金顶正殿外，东、南、西、北上山古道各占一个。

总之，贵州梵净山，佛教寺院寺庙众多，古迹遍布，除五大皇庵、四十八大脚庵外，还有许多小寺庙，构成了梵净山庞大的佛教寺庙群。据有关资料，印江境内有20多处佛教场所，江口有70多处，松桃有60多处。当地有关部门立足于科学开发，一个具有鲜明的西南地域特色的佛教名山正跃然而起。

三、从净慈生命伦理看梵净山佛教生态建设

仅就佛教寺院而论，梵净山的寺院林立，素来就有“四大皇庵四十八脚庵”之称。明清时期整个梵净山的佛教寺院，据《贵州省志·宗教志》统计，有16座，即承恩寺、朝天寺、天林寺、九皇殿、三清殿、圆通殿、弥勒殿、释迦殿、通明殿、观音殿、观音洞、兴隆寺、报恩寺、回香坪、明镜山、镇国寺。与梵净山紧密相连的印江地区，皇庵就有天庆寺、护国寺两座，脚庵有太平寺、钟灵寺、镇江寺、洞德寺等二十余座；江口境内清代就建有梵净山鱼泉寺、白云寺、天恩寺、罗江寺、月镜寺、心缘寺、九龙寺、丹霞寺、回香寺、举贤寺、法华庵、观音殿、天王殿、山王殿、明珠寺、水源寺、香山寺等；松桃境内天马寺、普济寺、白云寺、报恩寺、天恩寺等等。所有这些，均属于广义的梵净山佛教区域。历史尝称梵净山为“古迹名山”，许多寺院已仅成“古迹”。

改革开放后，梵净山佛教重辉，得到了恢复发展。1988年，贵州省宗教局拨出专款修建木黄太平寺，1989年底竣工，是解放后梵净山第一座对外开放的寺庙。1992年应当地人民政府邀请，省佛协安排，贵阳弘福寺派出僧人到梵净山开展恢复庙宇工作，经3年时间的艰苦工作，昔日被损坏的庙宇殿堂得到了部分恢复。1998年仲夏，释佛友高僧及弟子法皈由辽宁来到梵净山，发愿筹集资金，修复护国禅寺，在地方政府、诸山大德高僧及十方善信的大力支持下，经过6年多时间的艰苦努力，天王殿、大雄宝殿、东西厢房、山门、放生池及围墙等已竣工，寺院建筑初具规模。庙宇殿堂画栋雕梁，建造精美，雄伟壮观。从缅甸和广州迎请的玉佛和释迦、弥勒、药师、文殊、普贤、二十四诸天、铜观音、韦陀等塑像，金碧辉煌，重现了昔日皇庵古刹之神彩。2004年9月23日至24日，在梵净山护国禅寺举行全堂佛像开光典礼暨梵净山佛教文化研讨会，特邀国家宗教局、中国佛教协会、省委统战部、省民宗局、铜仁地区行署等领导和专家学者、大德高僧参加。

梵净山人文、自然景观双美。森林植被完好，动植物种类繁多，已逐渐成为区域旅游的热点，引起世人普遍关注。由于梵净山的山体庞大且垂直高差大，形成了一个生物多样性的原始基地。梵净山不仅生长着满山遍岭的各种植物和栖息着各类动物，而且拥有黔金丝猴、大鲵（娃娃鱼）、白颈长尾雉、云豹等珍稀动物和全球仅存的“贵州紫薇”以及中国鸽子花树（珙铜）等珍稀植物。梵净山原始古朴的生物群体，成为了人类的一大财富，具有极高的科学研究价值和保护价值。国务院于1978年确定其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86年将梵净山接纳为全球“人与生物圈”保护区网的成员单位。

在梵净山麓，居住着土家、苗、侗、汉、羌等各族人民。在这里，可以领略到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体悟到梵净山区丰富深邃的人文文化。就佛教文化旅游而言，更是方兴未艾。随着科学合理的开发利用，梵净山以佛教文化为主体的文化生态必将得到充分的开发利用。已有学者从梵净山所发现的“明清护林碑刻”入手，探讨当地特殊的民族文化对生态的维护作用，以期服务于当前贵州的生态建设。

今天，随着大旅游、大开放思路的逐步确立，在自然保护的前提下，梵净山将东连以张家界、武陵源为代表的风景名胜，南接以阳河、杉木河为代表的旅游景区，形成一个合理的旅游链条，构成横跨黔湘的旅游“金三角”。再加上铜仁大兴飞机场的复航，玉屏至铜仁高等级公路的改造以及梵净山登山索道的建成，梵净山必将逐步成为一个新的旅游热点。

贵州梵净山作为西南佛教名山，是生态王国与风景胜地完美结合的一方净土。需要重视当代佛教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理据及其现实方向。兹以中国佛教护生、放生传统，略申管见。

据报道，2014年5月22日晚，在“全国风景名胜区佛教、道教寺观管理工作研讨班”研讨会上，国家宗教局组织部分佛教、道教界人士，围绕佛教、道教放生、护生的传统与现状进行座谈。来自中国佛教协会、中国道教协会以及全国11个省、自治区的二十余位佛教、道教界代表踊跃发言，从佛教、道教教理教义，放生的仪轨与实践，如何引导信众合理放生等方面提出了意见建议。王作安局长出席座谈会并讲话。他强调了规范放生行为、引导信众合理放生的重要性、迫切性和必要性，肯定了各位代表的意见和建议。他表示，宗教局将继续关注放生问题，听取佛教、道教界人士、有关部门以及科研人员的意见，支持佛教、道教界以多种方式引导信众合理放生，维护佛教、道教的社会形象。

近年来，佛教放生已然成为当代中国佛教最引人关注的宗教性活动之一。诉诸网络查询，中国佛教界最大的中国佛教网开设了专门的“中国佛教放生网”，各地佛教机构下设的放生网站链接，更有数以百万计的网络信息。于此之中，颇可见佛教放生活动之盛行，影响之广泛，参与者之众多。不仅如此，伴随着佛教参与当代社会文化建设的持续深化，佛教放生的盛行及广泛影响，充分表明其已经成为如同“诵经”、“念佛”、“坐禅”等具有明显佛教标识或色彩、广大信众普遍参与的佛教生活，同时还衍生出更广泛的跨文化内涵，以至于有人倡议以“中国佛教放生”为主题，争取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然而，随着全国各地每年数以百万计的佛教放生活动的普遍展开，不可避免地出现形形种种的问题，甚至招致一些诟病之议。作为当代中国佛教文化适应社会时代的建设进程的重要内容之一，佛教放生同样需要作实践性引导及理论性阐释，通过中国佛教传统中放生活动的历史变迁，结合佛教放生与传统社会的调适过程，并着重结合佛教传统中颇为独特的孝慈生命观及其伦理思想，对于如何契理契机、合理有序地引导当前佛教放生活动，作出评估。

早期中国佛教的放生活动，源于佛教经典的内在理据，更是信仰佛教之帝王自上而下之推行，佛教祖师们力加弘唱的历史结果。

众所周知，佛教放生之推行，源于诸多经教理据。其中，最为人所熟知者，当推《梵网经》卷下。其经文称，佛子应以慈心行放生之业，因一切男子是吾父，一切女子是吾母。吾生生世世皆由彼所受生，故六道众生悉是吾之父母。若人见世人杀畜生时，应方便救护，解其苦难。至于放生救护之法，佛经更有许多例子。如著名的《金光明经》卷四流水长者子救起濒死之鱼，供其水、食，更为之方便说法，最终得生忉利天。等等。

更进一步说，佛教放生传统，同时也是佛教中国化的构成内容。从地域上说，相对于北方区域，南方特别是浙江等江南地区，佛教放生更为盛行而普遍，在推广佛教放生活动中具有重要的核心地位。南朝齐、梁时期，断肉素食之说，就已经颇为流行。特别是梁武帝曾下诏全国，禁止杀生，并明确废止中国传统的宗庙供献牺牲制度。而中国天台宗的创立者隋代智者大师，在天台山修行弘法期间，为教化临海居民莫以捕鱼杀生为业，曾自捨身衣，劝募时人购置、开凿放生池。同时，更授池中族类“三归戒”，说《金光明经》、《法华经》等，体现佛法广被的普遍关怀。这成为天台山放生会组织的早期形态，影响深远。

唐五代及北宋时期，通过开设放生池、集中放生的方式，既扩大了佛教信仰的活动内容，更奠定了佛教放生文化的历史地位。同时，以浙江地区为核心的佛教放生，成为后人津津乐道的典范，佛教历史文献中多有记载。从某种意义上说，佛教放生的推广与普及，是中国佛教重心从北方移至江南的重要标识之一。

入唐以后，中国化佛教进入成熟时期，佛教放生亦迈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唐肃宗乾元二年（759），诏令山南道、剑南道、荆南道、浙江道等地设放生池。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敕令天下重修放生池。宋代朝廷的官府行为，亦受到佛教界的高度回应。天禧三年（1017），天台宗遵式法师奏请以杭州西湖为放生池，并自制“放生慈济法门”，加强佛教放生文化的科仪指导及实践运用，定于每年四月初八佛诞日举行放生会。天圣三年（1025），行法于浙江宁波的天台宗著名学僧师四明知礼，亦奏请永久成立宁波南湖放生池，同样于佛诞之日，广设放生会，撰写《放生文》，制定放生规仪。类似的文献记载，颇为丰富，较充分地反映了当时佛教放生文化的普遍情形，且为社会大众所随喜参与。

明清之际，是江南佛教放生文化的一大高潮时期，并影响至今。这一时期的佛教放生活动，往往与净土念佛相结合，成为当时佛教进入民众生活的典型体现。换言之，念佛往生之为“净”，放生救护之为“慈”，成为当时佛教界倡导佛教信行渗透民间生活的车之双轮。在此观念影响之下，明清之际的佛教放生文化，达到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高峰。

在佛教的本义上，佛教即法，意为执持或保持如法行事，预防堕落恶道，法即如实所是的真实之理，它既是佛陀所亲证的解脱之道，同时也是解脱本身，无论佛陀应世与否，法恒存不变，佛陀觉悟此法，对于作为佛教基本教义的“业”和“轮回”，提出了生存论的说明，即我们必须对自己的痛苦负责，同时也深刻地表明了对智慧解脱所担负的主体性以及在人类终极意义上的平等性。从佛教修行活动作为主体行为的意义上说，佛法教化并不以社会时代对佛教的态度取向为转移，而是坚持其一以贯之的慈忍度行。

佛教作为生命实践方式的一种文化类型、信仰类型，无时无刻地贯穿于个体的生命实践之中。中国传统儒家的生命伦理，其根本要义在于以理制心和以心统情，通过对心与情的克制、制衡，达到生命的和顺与安乐。受此影响，中国化佛教的净慈伦理，同样追寻生命的喜乐把净慈与孝顺，把佛教的慈忍转化为对生命的敬重，并且通过和敬生活的伦理实践，奠定了净慈伦理的实践性与连续性。在此意义上说，基于佛教信行活动的净慈伦理是一种主体伦理，而非为客体性伦理。

从中国佛教思想传统的历史演进中，通过参禅见性，阅教照心，总摄万行于念佛三昧，首倡众善于杀生一戒。反对执理而废事，避免落空之祸，以念佛法门圆融禅教并行。特别是明代时期的佛教思想界，尤其倡导念佛与放生为导向的佛教信行活动，明确聚焦于以念佛与放生信行为主导的佛教净慈观念：即作为佛教生命伦理实践的净慈观念，其佛法教化的义理基础，就源于对世间生命体的慈忍之心。而其伦理的本质是对生命之为善的根本追求。慈忍与和敬，表达了佛教净慈观念之为生命文明伦理的实践内容。

中国佛教放生文化，不仅要涵括佛教界自身的理性反省，同时需要注意到社会各界对佛教放生流于某种“形式主义”的批评。并通过理论化阐释及实践性引导，来进一步完善佛教放生文化。

宋代永明延寿倡导念佛、放生结合为一体的净慈信行，成为中国佛教（尤以江南为盛）普遍流行的佛教民众化活动。降及晚明时期，以佛教寺院为主体所组织的念佛放生，形成了空间、仪式、组织、规模等并进的社会现象，如放生池、放生社、放生仪、放生文等。无论是佛教僧人，还是护法士绅，都不仅积极参与这些活动，并且撰写了大量的宣扬文字，堪称为中国近世佛教颇为典型的“净慈（放生）文化现象”，引发了世人的广泛关注。

对于中国佛教独特的放生文化，需要结合中国佛教发展与中国社会变迁作深入而全面的思想解读，至今犹然。具体而言，佛教作为一种具有独特生命实践方式的信仰类型，理应贯穿于社会实践之中。其中，作为佛教生活、生命伦理及其实践形态的净、慈传统，完全可以转化为当代中国社会文明进程中的生态观念、生态伦理、生态文明的构成内容。

我们完全可以将这些中国佛教传统最为优秀的生命净慈信行，加以利用、发扬光大，从而把贵州梵净山真正打造成独具佛教生态文化特色的佛教名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