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圣地与文化旅游

一、梵净山佛教文化内涵的定位

梵净山不仅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也有灿烂多姿的人文资源。梵净山的自然资源独特而丰富，珍贵而重要；其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内容饱满，形式多样，影响广泛。这二者都是梵净山乃至整个中国、全世界应该予以重视和给予保护的宝贵财富。就梵净山的人文资源来看，其核心应该还是宗教文化资源，包括佛教文化、道教文化、民间信仰文化等，其中尤以佛教文化灿烂夺目。

从佛教文化的价值来看，梵净山不但是住持佛法、清静修行的道场，也是弘扬文化、净化社会的基地。这两种功能的发挥既有赖于住持佛法者的慈悲和精进，也有赖于寺院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的充分实现与不断发展。寺院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有一个激发、展开、运行、完善、发展的内在机制和内在规律，涉及文化、政治、经济，乃至民族、民俗、民众心理等各种复杂的社会因素，而且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这种内在机制及其所涉及的社会因素都会有不同的表现，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当今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百姓物质生活显著提高，群众文化水平有所进步，所以民众精神生活和文化休闲的需求日益增长，文化产业的开发在目前是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尤其宗教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既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又有丰富的现实意义，所以饱受关注。但是同时，因为宗教文化的神圣性、超越性、传统性、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敏感性等特征，所以在开发利用宗教文化资源时应该格外严肃认真，慎之又慎。

梵净山的历史文化内涵当然是以佛教文化为核心，而梵净山佛教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对于梵净山的佛教文化内涵的定位，本文试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1.二佛并主道场

所谓二佛，是指释迦牟尼佛和弥勒佛。梵净山金顶之上的释迦殿、弥勒殿雄踞巅峰，也意味着这二佛在梵净山佛教文化中的地位。梵净山佛教至迟在北宋就开始进入辉煌时期，此时建有西岩寺。而梵净山最初是以什么样的信仰特征闻名于世，我们可以从现存碑刻、文献资料中进行梳理。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妙玄奉神宗皇帝圣旨重建梵净山，当时的户部郎中李芝彦撰写了《敕赐梵净山重修金顶序》，碑文中对梵净山的地理位置、山形地貌、名胜古迹、历史传说、佛教兴衰等都作了记载。碑文中写道“而请曰肆今宇内提衡方岳者，佥谓两间之巨镇，所以立天地而不毁，冠古今而独隆者，无如四大名山。而不知此黔中间之胜地有古佛道场，名曰梵净山者，则又天下众名岳之宗也。旧说者以弥勒、释迦二祖分管世界，用金刀劈破红云顶，于是一山分为二山。”由碑文中可见，明朝时期梵净山是以“古佛道场”著称，但是名气和影响力并不是非常大。而碑文中提到“旧说”，也就是说确立为“古佛道场”的梵净山，在此之前还有更早的传说，就是碑文中所说，释迦牟尼佛和弥勒佛分管世界，所以用金刀劈山，从此得金刀峡，山体也分为两半，左边归释迦，建释迦殿，右边归弥勒，建有弥勒殿，从此二佛并主，主持道场。

碑文中说到释迦牟尼和弥勒分管世界和刀劈红云顶的事迹显然是神话传说而已，但是，在金顶上建立释迦殿和弥勒殿确有其事，也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和弥勒佛在梵净山共同受到崇奉则是事实。金顶万历元年（1573）的《院道碑》详细记载印江知县雷学皋重建梵净山的情况，《剪刀峡摩崖》也记载了印江信士杨洪德募修西朝山大道之事。此次重建，使梵净山形成了以金顶古茶殿、释迦殿、弥勒殿为中心，沿朝山大道辐射至西岩古寺、天马古寺的西、北两路的寺庙群。明朝重修肯定是在原有基础上翻修或改造，所以释迦、弥勒二佛殿，以及释迦、弥勒二佛的信仰一定产生于明朝万历年间之前。梵净山佛教到底是何时传入，众说纷纭，有的认为在唐朝或更早。据现有资料显示，贵州地区最早的寺院，就是梵净山的西岩寺，也就是说北宋乾德年间梵净山的佛教已经初具规模，但是我们并未看到当时与二佛相关的记载。所以，梵净山作为释迦牟尼和弥勒二佛并主的道场应该形成于北宋到明朝之间。至于从什么时候又开始转为“古佛道场”，则不得而知。

2.辟支佛道场

从现有资料中可以看到，记载梵净山核心信仰最多的资料应该是关于“辟支佛”或“古佛”的内容了。如明万历元年（1573）的《金顶院道碑》记载，此山“委系古迹名山”。还有前文提到的《敕赐梵净山重修金顶序》碑文中说：“而请曰肆今宇内提衡方岳者，佥谓两间之巨镇，所以立天地而不毁、冠古今而独隆者，无如四大名山。而不知此黔中之胜地有古佛道场，名曰梵净山者则又天下众名岳之宗也。”这里的“古佛”应该指的就是辟支佛，因为辟支佛是在佛前佛后时期出生，靠自己的智慧解脱的果位，而我们这个时代很明显是释迦牟尼佛时期，所以生在佛前佛后的辟支佛，应该是对释迦牟尼成佛之前修行成道的修行人的称呼，尊之为“古佛”似也合情合理。从以上碑文中可知，当时梵净山就已经成为辟支佛道场，虽然名气比不上中国四大菩萨的名山，但是已经是滇中胜地了。又有康熙时期的《贵州通志·山川》载：“又有辟支佛遗迹”，乾隆时期《通志》、道光十五年《松桃厅志》、民国《铜仁府志·山川》中都曾提到：“又传有辟支佛遗迹”。还有明代喻政《登梵净山》诗云：“回溯昆仑是本根，辟支复起小昆仑。”清代玉屏知县张澍则以“不得一见辟支佛之遗踪”为恨事。可见，至迟在明万历初年，梵净山就是辟支佛道场名山。

梵净山的辟支佛信仰不知始于何时，源于何处，可能与当地某些在梵净山隐居修行、苦行的修行人的故事有关。以上推测，我们可以从吴恩泽的《梵净山弥勒菩萨道场考论》中提到的三处梵净山现存辟支佛的遗迹中知道蛛丝马迹。第一处是老山金顶下的九皇洞内的一方残碑，残存碑文尚见：“山杰地灵，圣地者必载圣人也。故释迦、弥勒二佛在此修，因行满而登无上大觉至尊。”残碑文字中比较详尽地描写了辟支佛苦行经历：“僧或在岩穴，或在古洞，或餐疏相食，或饥馁数日，如重耳在宋，孔子在陈，伯夷居首阳山无异也。”第二处为“叫花洞”，据说古代一个身份不明的乞丐在此起居，后神化而得名。第三处，凤凰岭九龙壁、九龙池一带，嵌有巨大脚印，传为辟支佛所遗。从这三处遗迹来看，辟支佛就是在山中独自居住，苦行的修行人的形貌。这些修行人与梵净山居住民众可能有过接触，甚至发生过一些具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所以当地人神化之，又因为其行状相貌与佛教辟支佛独自修行的描述很像，所以就传为辟支佛道场了。

3.禅宗道场

梵净山禅宗法脉源远流长，临济一脉绵延传承。自明代梵净山中兴以来，梵净山一直由禅宗大德主持道场。明代妙玄在梵净山佛教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甚至被尊为“开山之祖”。《脉源宗谱碑记》中载：“明舅李妙玄……妙玄为神宗椒房雁字，心厌荣宠，喜浮屠者，遂隐于黔思、铜之深麓，因见其山幽异峭拔迥常，审之古籍，乃得山名为梵净山也。”妙玄名李颖，是神宗之母李太后的兄弟，故当地人直呼妙玄为“国舅”。清代印江诗人田宗润《怀李国舅》云：“远辞椒室至山巅，解谷餐露不计年。千古宋明两国舅，能抛富贵得神仙。”

经过杨曾文先生等人的考证，对梵净山的禅宗传法谱系基本有一个清晰的脉络。如张明的《梵净山佛教源流兴衰考》中说，隆庆以来梵净山佛教，当有三系相承替：其一，明隆庆至万历年间，可称为“前妙玄系”，有六世相传，他们有谱无记。其二，明万历末年至清康熙初年，可称为“妙玄系”，共有五世相传，他们是：重辟之祖妙玄、彻空圆通、德悉明慧、宝山真贵、明然如泰。其三，《脉源宗谱碑记》载明然如泰（1600-1677）云：“西蜀涪州周氏子，剃发有年，受具于破山和尚，后从其师于梵净山……遂为五代住持也。”明然如泰与破山嫡传弟子敏树如相（临济32世）同辈。自明然如泰起，梵净山始奉破山佛法，虽仍尊妙玄为祖，实为破山之脉。可称为“临济破山系”，该系始于妙玄下第五世明然如泰，他受具于四川高僧破山和尚。因此，明然如泰既是妙玄系第五世，又是梵净山破山系始祖。此后，破山弟子一统斯山，临济香灯流衍不绝。所以，梵净山毋庸置疑是禅宗道场，临济正宗。

4.弥勒道场

梵净山与弥勒的历史渊源甚深，更重要的是目前的梵净山仍然是以弥勒信仰为核心，致力于打造弥勒道场。梵净山最初关于弥勒的记载，是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户部郎中李芝彦撰写的《敕赐梵净山重修金顶序》。《序》载：“旧说者以弥勒、释迦二祖分管世界，用金刀劈破红云顶，于是一山分为二山。”而且历史上，梵净山金顶一直供奉着弥勒造像，从古至今，也流传着种种弥勒显化的传说故事。这里的碑文记载虽然有关于弥勒很重要的记载，但是正如前文所说，这是一种二佛并尊的信仰形态，并非独尊弥勒，所以这只能看作梵净山二佛并主道场的依据。

但是，梵净山与弥勒信仰确实有着很重要的联系，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弥勒信仰在梵净山地区有着比较广泛的群众基础，也可以看出弥勒信仰对当地民众的影响。据载，咸丰五年（1855），贵州爆发“咸同大起义”。铜仁“红号军”首领赵子隆打出“真主出生，弥勒降生”口号，在梵净山三角庄建立根据地，达一万之众，与思南荆竹园“白号军”联成一气，屡次攻破附近州县。咸丰帝饬令川、黔、湘三路清军“痛加歼洗”。同治九年（1870），三角庄根据地陷落，红号军全军覆没。这应该是梵净山地区盛行弥勒信仰最直接的证据。这些历史事迹已成往事，但是我们从这些往事中可以推测当时梵净山作为佛教道场，承载着丰富的佛教文化和佛教信仰，但是民众起义时选择了弥勒作为旗帜，或者说起义者选择了梵净山作为他们的活动基地，应该是有历史原因的。

挖掘梵净山在历史上的核心信仰形态是理解梵净山的前提，但在当代社会如何定位和创造梵净山的文化却更为重要。我们是在传承历史，同时，不可否认，我们也在创造历史。目前对梵净山的开发与复兴过程中，尤为重视梵净山弥勒信仰的地位。1998年以来，举行了金顶弥勒道场开光大典。2006年，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学诚法师题写“梵净山弥勒菩萨道场”。2010年，曾一兵投资的梵净山佛教文化苑开始修建，塑有用250公斤黄金和若干宝石制作的金身弥勒像。由赵振强投资恢复的龙泉寺，寺内有世界最大露天弥勒佛像。这些都是梵净山弥勒信仰文化的宝贵内容，也是日后重要的历史事件。当代的努力，是尊重历史，也是高瞻远瞩的创造。

除了以上四个类型的佛教文化内涵之外，梵净山还有其他类型的佛教文化，比如净土宗文化。梵净山作为净土宗修行道场也是有史料可查的，《敕赐梵净山重修金顶序》碑文载：“独红云顶为最奇，宜白莲社之茂建。”又《脉源宗谱碑记》中载：“尊宿孙与余为莲社友”。白莲社、莲社应该就是净土宗行人的一种组织名称。还有《松桃厅志·寺观》载：“天承寺，去城二百四十里，原名接引殿。”接引殿一般都是供奉阿弥陀佛的殿宇，而阿弥陀佛就是极乐世界的教主，也是净土宗信仰的核心。

此外，梵净山还有观音信仰的内容，梵净山有多处与观音信仰相关并以观音文化为主的寺院或景观。如清康熙年间，梵净山重新敕封并重建，并将“天”、“恩”字号寺庙改为“国”、“恩”字号，以示“天朝上国”的“仁慈恩典”。当时扩建了明代“一大正殿、四大皇庵”，另将“六大脚庵”增建至“四十八大脚庵”，其中就包括“观音殿”，这里肯定是为供奉观音而单独建造的殿宇。还有江口县城，坐东向西的香山寺，原名观音庙，占地约4亩，应该也是以观音信仰为主的道场，而且规模不小。另外有观音洞在金顶半山凹处，外方砌石墙，有岩浆泉水涌出，属上金顶的半山朝拜之处。还有观音瀑布位于梵净山黑湾河景区内，因形状酷似一幅手持玉净瓶、普降甘露的观音像而得名。这两个地方以观音命名，可见观音信仰在梵净山地区民众中的影响力，这些都彰显了梵净山与观音的渊源。

二、梵净山佛教文化的依托性资源

1.生态文化

梵净山是佛教名山，也是生态王国，有着极其珍贵、丰富的自然资源。梵净山位于中国贵州铜仁市的江口县、印江自治县、松桃自治县交界处，为武陵山脉主峰，海拔2494米。这里留下了10至14亿年前形成的奇特地貌景观，山体庞大，形成了“一山有四季，上下不同天”的垂直气候特点和动植物分布带，保存了世界上少有的亚热带原生生态系统，并孑遗着7000万至200万年前的古老珍稀物种。据科学考察数据显示，梵净山有生物种类2601种，其中植物1800种，列入国家重点保护的珍稀植物17种，占贵州全省受保护植物总数的43%；动物801种，列入国家重点保护动物19种，占贵州全省受保护动物总数68%。1986年10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纳为全球“人与生物圈”保护区网成员单位，2012年被国家旅游局批准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曾荣膺2008年度和2009年度的“中国十大避暑名山”。

据相关资料显示，梵净山现有脊椎动物382种，其中受国家保护的野生动物有黔金丝猴、熊猴、猕猴、云豹、林麝、毛冠鹿、苏门羚、穿山甲、鸳鸯、红腹角锥、红腹锦鸡、白冠长尾雉和大鲵等14种。其中最珍贵、最具科学价值的是黔金丝猴，梵净山是黔金丝猴的唯一分布区，黔金丝猴为梵净山所特有，其数量比大熊猫还少，被誉为“世界独生子”。

佛教把世间划分为有情世间和器世间，有情世间约指人类及动物，而器世间指山川湖海等自然形貌。有情世间和器世间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统一体，也就是说，人类的一切文化创造都离不开其所处的自然环境。从另一个角度看，一旦人类的文化创造活动投注到自然界，自然界也即成为“文化”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梵净山优美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为梵净山文化的打造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天然基础。

2.历史文化

梵净山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着极其厚重的文化底蕴。据现有史料得知，至少在汉代，梵净山就见于史册记载。《汉书·地理志》载：“武陵郡辰阳县……三山谷，辰水所出，南入沅。”“三谷山”之称一直到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中还能看到，文载：“沅水又经辰阳县南，东合辰水，水出三山谷。”到了唐代，梵净山因其为辰水之源而称为“辰山”，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志》载：“三山谷，一名辰山，在辰州麻阳县西南八百三十五里。”宋代，梵净山因为“思邛县”而得名“思邛山”。撰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的《太平寰宇记》载：“思邛山，在思州思王县东南，连思邛水。”思邛山即为“梵净山”。此外，梵净山还叫“九龙山”、“饭甑山”，民间又称这座山为“大佛山”或“灵山”，沿用至今。清代时，梵净山又有“月镜山”和“卓山”之称，《贵州通志》载：“梵净山一名月镜山……皆立梵宇，又有辟支佛迹……黔中胜概，无逾于此；访之中州名山，亦未多得。”

从以上历代此山山名的变迁，我们可以感受到悠久的历史在这座名山上留下的深厚内涵。这种深厚内涵如果经过当代人的合理挖掘和有效转化，让历史资源“活”起来，并且使历史资源参与到当代社会文化的积极建构中来，那么，梵净山深厚的历史底蕴才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从而实现传承文化、创新文化的价值和意义。

3.寺庙建筑文化

梵净山有一千多年的佛教历史，它承载着丰富的以宗教信仰和历史文化为主的精神性文化遗产，还承载着物质性的大量的文化遗产。尤其梵净山历来寺庙林立，形式多样，内含丰富，是当今社会的宝贵资源。梵净山的寺院一般有七种名称：寺、院、堂、殿、阁、庵、庙。历代所修寺庙甚多，大小寺庙数百座。

从现有的史料中可以梳理出梵净山寺庙文化发展变迁的一个大概脉络。北宋乾德年间梵净山建有西岩寺，这也是贵州历史上最早的寺院。明隆庆年间至明万历中叶，明政府镇压梵净山以东的“腊尔山苗族大起义”后，对被破坏的梵净山佛教进行第一次重建。除重修西岩古寺、天马古寺外，又新建孝慈寺、回龙寺、天庆寺、天池寺；此外还修复了梵净山老金顶的金顶古茶殿，以及新金顶的释迦殿、弥勒殿等，同时拓宽天池寺——薄刀岭——剪刀峡——金顶古茶殿——新金顶释迦殿、弥勒殿的西朝山大道。万历46年（1618），神宗皇帝降旨重建梵净山，赐佛经两部，并令妙玄和尚为钦命僧，主持梵净重建事宜，共重建了五寺六殿：承恩寺、天庆寺、朝天寺、天林寺、天池寺、九皇殿、三清殿、圆通殿、弥勒殿、释迦殿、通明殿。此次重建，使梵净山形成了“一大正殿、四大皇庵、六大脚庵，环山四大古寺”的格局。清康熙年间，梵净山重新敕封并重建，并将“天”、“恩”字号寺庙改为“国”、“恩”字号，以示“天朝上国”的“仁慈恩典”。皇庵天池寺被敕名为“护国寺”，成为梵净山最大寺庙。扩建明代“一大正殿、四大皇庵”，另将“六大脚庵”增建至“四十八大脚庵”，主要有：白云寺、太平寺、钟灵寺、坝梅寺、回香寺、朝阳寺、香山寺、镇江寺、洞德寺、兴隆寺、印落寺、罗将寺、明月寺、大佛寺、弥陀寺、飞缘寺、九龙寺、举贤寺、法华庵、观音殿、天王殿、接引殿等。道光间，梵净山第四次重建：改接引殿为天恩寺，改通明殿为报恩寺，又扩建孝慈寺（1832），重塑金顶弥勒、观音铜佛像等。自光绪6年（1881）起，在严密军管下，岑毓英令隆参和尚主持重建梵净。创修镇国、水源、明珠等寺，复修回香坪、明镜山各庵，新开老金顶，整新金顶，九皇洞各殿。民国时期，军阀混战、土匪横行，梵净山几乎荒废，全山只留下太平寺、朝阳寺。1989年慧松法师在赵朴初的支持下重建太平寺，接着，观音阁、金顶释迦殿、金顶弥勒殿、镇国寺、护国寺也依次恢复，又拓宽了护国寺——钟灵寺——棉絮岭——薄刀岭——滴水岩——金顶一路朝山古道，修建了“万步云梯”。

改革开放之后，僧人释佛友与其弟子法皈，耗资几千万元恢复护国寺，现为梵净山麓规模最大的寺院。之后曾一兵投资的梵净山佛教文化苑开始修建，塑有用250公斤黄金和若干宝石制作的金身弥勒像；有赵振强投资恢复的龙泉寺，寺内有世界最大露天弥勒佛像；由武汉三特集团垫资的承恩寺也初具规模，另外天庆寺、坝梅寺、九皇寺、回香坪寺、钟灵寺等都将进一步恢复。

历史上的建筑遗存已不多见，但通过史料记载的方式流传于今，为宗教建筑文化的研究和兴建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有力的借鉴。同时，历史虽然成为过去，但以集体无意识的形式积淀在人们的心里，形成特有的文化心理结构，塑造着当代的文化和人格。至于现在新建的寺庙景观，不言而喻更是辉煌的建筑文化呈现，彰显着古老文化的现代魅力。

4.民间信仰文化

在梵净山麓，居住着土家族、苗族、侗族、汉族、羌族等各族人民。在这里，可以领略到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而且这些民族风情深受道教、佛教、民间信仰文化影响。比如现在民众家中有的供有月亮菩萨、太阳菩萨、火闪菩萨、雷神菩萨、灶神菩萨、土地菩萨、米神婆婆、五谷神、打路神、凶神恶煞等。还有崇拜元代湖广军民总管李显忠、郑刚忠的，称之为总管菩萨。也有将望族入滇祖先奉为神灵的。

梵净山周边地区盛行佛教传统节日赶庙会的习俗，民间也流行吃素的习惯，民间信仰比较兴盛。过庙会时，拜谒上香盘佛歌的习俗依然流行。王吉飞、张元清所写《梵净弥勒道场初探》中写道：“每座庙都有数百上千人到会，都是按村组，扛着旗帜、打着锣鼓、唱着佛歌来……一休息，四五支队伍盘佛歌。尤其晚饭后，互相对唱直到深夜两点钟……梵净地区群众的新佛歌也出现了，比如：‘赶场要赶北京城，去在北京也光明；做会要做大佛会，名单贴在大佛门。’‘铁路工人功德大，普觉人民不忘他，千里路程一时到，你为人民来造福，满堂菩萨保佑你，身体健康无灾殃’”。

梵净山区傩文化在佛教的影响下形成了丰富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尤其是形成了牛角道场，一种典型的佛教文化和傩文化的杂糅。

20世纪80年代之后，发展民族风情旅游开发，组织了很多民俗活动，如苗家的四面鼓舞、上刀梯、下火海、狮子舞、对歌、刺绣等等，还有土家族的耍龙灯，吹唢呐等。

一种文化是否真正在民众中扎下根来，最重要的指标就是看这种文化渗入民俗的程度。梵净山复杂的文化因素，铸就了梵净山多姿多彩的民俗文化。而以民俗文化为标志的梵净山人民的生活，更加增添了诗意和多元性。

5.儒、道教信仰文化

梵净山显然是佛教天下，以佛教信仰为核心，但是在古代中国儒释道三家三足鼎立，相互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这一点在梵净山地区的宗教文化中也有所体现，尤其是梵净山与道教文化，有着很明显的历史关联。宋代时期在梵净山城郊就有三清观，为道教信仰的体现，明朝万历年间建的六座殿中“九皇殿”和“三清殿”也属于道教。文志高《梵天佛地》一书中写天庆寺时，重点介绍了殿宇设置：一进殿，供纠察灵官；二进殿，供桓侯大帝；三进殿，供文昌帝君；四进殿，供关圣帝君；五进殿，供夏禹王及江西佛祖（许真）、川主大帝（李冰）；六进殿，供天官、地官、水官；七进殿，供孔圣，旁供四配、十哲；八进殿，供观音菩萨及九皇娘；九进殿，供燃灯古佛、释迦佛和弥勒佛。左右两边，供二十四诸天神及十八罗汉。大佛殿的对厅廊下，供韦陀尊者坐像一座；楼上的玉皇阁内，供玉皇大帝像一座。山门外左侧神龛，供山门土地菩萨；右侧神龛，供传奏功曹像。很清楚，在天庆寺这么重要的梵净山寺院内竟然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殿堂内供奉着佛教的佛和菩萨，绝大多数的殿宇内供奉的是道教神祇，也有一个殿宇内供奉孔子和十哲等，这又是儒家信仰文化的体现。

西岩寺和护国寺也是与道教有联系的。据说西岩寺石壁上刻有“山水奇观”四字，传说是张三丰运气于手指，写在石壁上的。《梵天佛地》中这样描述护国寺，“寺庙大殿三进，前面有玉皇殿（五间敞殿），正中供玉皇像，两旁配金童玉女及金甲神像。两侧各两间空殿，门通正殿。中进为正殿，房七间，中间一间为佛堂，供如来佛像，其两侧供十八罗汉、二十四诸天、观音等……后进系关帝庙，为五块巨石垫修而成，正中供关帝像，两旁配有周仓、关平站像。”可见护国寺也是佛道兼容的寺院。

三、梵净山文化资源的特点

1.有圣有凡

梵净山的文化资源非常丰富，从圣凡关系来看，梵净山即有神圣的宗教文化，也有世俗性的世俗文化。宗教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超人间性，宗教是对超人间力量以及超人间境界的信仰，而宗教的超人间性决定了宗教的内容、表现形式都具有一般人间性的世俗文化所没有的神圣性。梵净山的文化资源以佛教文化为核心，其次还兼有道教文化、儒教文化以及民间信仰文化。所以，可以说梵净山本身就是一座圣山，其神圣性是梵净山最具有魅力、最具感召力的特征。同时，梵净山地区居住着土家族、苗族、侗族、汉族、羌族等各族人民，每个民族本身有着自己本有的文化特色和民俗习惯，各个民族之间也有一定的互相影响，同时又共同受梵净山佛教文化的影响，所以梵净山区形成了具有丰富的内容和表现形式的民俗文化，如前文所说赶庙会、盘佛歌，还有苗家的四面鼓舞、上刀梯、下火海、狮子舞、对歌、刺绣，还有土家族的耍龙灯，吹唢呐等等。这些都是梵净山地区生动活泼的世俗性文化，具有亲切感，充满生活气息，独具特色，成为吸引游人的重要资源。

2.有内有外

所谓内是指佛教文化，更具体一些是专指佛教文化中那些直指人心、与生命的解脱、智慧的开发直接相关的佛法的内容。自古有言：儒家治国、道家治身、佛家治心，这是对儒释道三教文化一个比较宏观的概念化的认识，其实也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三教文化的特性。佛教最大的特征之一就是对心的重视，佛教的一切理论和修行基础是对苦的认识和解决，而佛教认为一切的苦的原因都是从心所生，而解决苦的一切办法，都是围绕着对心的治理展开的，甚至最后消灭一切苦之后的那个涅槃境界，也无非是心的一种变化，所谓万法唯心、自性净土等。所以梵净山文化中占主流地位的佛教文化都是这样重视内部认识和内部改造的文化，故称之为内学。此外梵净山文化也深受所谓“外学”文化的影响，也即梵净山文化中儒家和道教以及民俗文化的成分。内外文化相得益彰，共生共荣。

3.有教有景

自古名山僧占多，梵净山作为佛教道场也是众所周知的人间胜境，也被称为生态王国。中国传统文化中追求天人合一，季羡林先生对其解释为：天，就是大自然；人，就是人类；合，就是互相理解，结成友谊。佛教虽然最注重内心世界的改造，所有精力几乎都集中在心灵环保的层面，但是佛教并不缺乏关于外在环境的阐述，比如佛教讲依正不二。“依正”是“依报”、“正报”的略称，正报，指众生乃至诸佛的身心，即生命主体；依报，指生命主体所依正的国土，即生存环境，佛法说身心世界皆是业力之果报，故名依正报。生命主体与外在依托的环境是不二的，互相影响的，境由心生。同时反过来，也应该意识到外界环境对生命个体的影响。另外佛教还讲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更为彻底地为爱护身外世界中所有的有情无情众生提供了理论根据。梵净山的自然环境是造化所成，乃大自然的恩赐，而梵净山的佛教文化资源，是历史的馈赠，是历朝历代高僧大德、王侯百姓、文人雅士、广大信众共有的财富。无论自然资源和佛教文化，梵净山都可以说是得天独厚，这种有景有教、景教和谐的景观，也是梵净山巨大魅力的体现。

4.有显有密

梵净山佛教文化有多种信仰形态，有弥勒信仰、辟支佛信仰、观音信仰、禅宗信仰、净土宗信仰等，这些内容以佛教显密划分的视角来看，基本都属于显教信仰的内容，似乎在历史上梵净山并未形成显著的密宗信仰。但是我们身处当代，观察梵净山文化资源时应该既尊重历史上出现的，也应该重视当代创造的新内容。2010年8月28日中国梵净山佛教文化系列活动开幕式暨世界最大金玉弥勒圣像开光大法会在贵州梵净山大金佛寺隆重举行，这尊圣像用耗250公斤黄金、镶嵌数千颗名贵珠宝、翡翠和钻石，采用中国传统宫廷金细工艺及金錾工艺敬造而成，高达5米，头戴五方佛冠，裸上身，着长裙，配璎珞、臂钏等，肩披佩巾，双手结说法印，一手……是全世界最大金玉弥勒圣像。正是这尊梵净山标志性的弥勒造像，承载了一定的密教因素。因为这尊弥勒像的造型取自于藏密弥勒菩萨造像，虽然不能就此断言梵净山有密教文化内涵，但是我们可以认为，梵净山佛教文化资源中闪烁着显密圆融的光辉。而且，当今社会，藏密以比较快的速度，在比较广泛的范围内进行传播，唐密也在各种力量的努力下集聚、传播，梵净山佛教文化融入密教因素是很有意义的，也是一件高瞻远瞩的举措。

5.有动有静

梵净山是浑厚的、安静的、祥和的、博大的，同时梵净山也是多姿的、灵动的、闪烁的、活跃的。正是梵净山有这样动静结合的资源，梵净山才是有生命力的，才是完整的，才是有魅力的。梵净山的资源中相对来说，较为静态的主要有山体、建筑、树木、造像、器物等等，有了这些的存在，梵净山文化才有了依托。当然从一定角度来看，这些东西其实也是处于动态之中的。梵净山相对来说较为动态的资源主要有人物在各种场所举行的活动等等，这些都体现了梵净山的人文性，画龙点睛一样地激活了整个梵净山，所以，一静一动，缺一不可，二者相得益彰，才能彰显梵净山的无穷魅力。

四、梵净山文化开发基本原则

古迹或拥有古典文化资源的地区需要开发，开发当然要以文化为核心，而且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

1.从空间上来说，点面结合，以点为主，即以核心区为主体，适当扩及边缘地区。这一原则对梵净山佛教文化资源开发非常重要，坚持这个原则，就可以把弥勒信仰、古佛信仰、二佛信仰文化遗存、禅宗、净土宗文化遗存、寺庙文化遗存等在全国乃至全世界极为有名的佛教文化形态囊括进来，而这些佛教文化形态是天下公认的梵净山的优势传统，具有广阔的开发前景。

2.从时间上来说，古今结合，以古为主，即以保持或恢复历史原貌为主，在坚持历史本色的前提下，考虑当今社会的要求和当今科技所提供的表现手段。至于古今结合中的“今”，表现在硬件建设上，在不影响历史感的原则下可以尽情的挖掘，可谓“以古裁今”；表现在软件建设上，则应充分考虑今人的审美情趣和今天社会的需要，可谓“以今选古”。

3.从质地上来看，形神结合，二者并重。形即有形的物质形态，神即无形的非物质形态。前者重形式，后者重内容；前者是躯体，后者是灵魂。过去，历史文化产业开发特别重视物质形态的规划和建设，而忽视了非物质形态的规划和发展，致使许多文化景点徒有文化的外壳，而没有文化的内涵，缺少了灵魂，也就难以呈现活力，其生命力就受到严重的限制。尤其对以信仰为基础的佛教文化来说，“神”的内涵更应该给予足够的关注。

4.从呈现方式来讲，动静结合，以静为主。建立在历史遗迹基础上的宗教文化资源总是以一定的空间为依托。在这个具体的空间中，必然有各种形式的静态建筑或静态设施。没有这些建筑或设施，这种历史文化不但缺少了必要的物质载体，而且缺少了稳定、持久、具体的展现方式。动态的呈现方式一般建立在静态的基础上，其表现的手段与途径是多种多样的。没有动态的表现方式，这种历史文化开发不但缺少了活力，也缺少了公众的参与性。静态的表现方式一般以物质性为主，动态的表现方式则一般以精神性为主；静态以不动设施为主，动态则以流动性活动为主；静态以物为主，动态以人为主；静态多“形”的展现，而动态则多“神”的体验。当然，动静两种展现方式也不是截然对立的，也不是完全可以划清界限的，二者密切联系，所以应该相互配合，圆融一体。

5.从效益来讲，公私结合，二者兼顾。这里所说的“公”主要指社会效益，“私”则主要指经济效益。前者考虑人文传播、文化提升、道德教化以及其他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服务的功能；后者则主要考虑通过企业化和丛林化管理，向人们提供休闲娱乐服务，从而获得经济利益。公私兼顾应该是所有文化产业开发的基本效益原则。历史文化产业在公私关系方面往往会遇到更多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私”的效益难以保障，所以在“公”的方面也就往往难以到位，从而出现资源浪费的现象。当然，现在也有许多历史文化产业经济效益极好，而社会效益并未到位，这也是由于公私关系没有调整到位所导致的。宗教历史文化产业的社会效益如何充分发挥，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它既涉及到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也涉及到国家政策、宗教传统、对外关系、伦理建设等许多复杂的问题。宏观上来看，宗教历史文化的社会效益开发应该坚持与当代社会相适应的原则，积极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具体的途径和方式则可以进一步细化。

6.从程序来讲，保开结合，先保后开。历史文化资源具有不可再生性，其价值也与其完整性程度、真实性程度和遗存性程度密切联系在一起。对于这一类文化资源一定要先进行抢救和保护，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开发。我国的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历来比较薄弱，特别是同日本和西方国家相比，显得十分落后。近年来虽然有很大的改进，但依然存在忽视保护、盲目开发的现象，值得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我们一定要认识到，只有保护好历史文化资源，才可能进行有效的开发，开发应该成为保护的一种形式，资源利用与资源保护应该完全一致，保护性开发和开发性保护应该完美统一。历史文化资源中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具有不同的特征，这两种不同形态历史文化的保护与开发当然会表现出不同的特征。物质形态的历史文化在保护方面的重要性和难度要远远超过非物质形态历史文化，而对物质形态历史文化的保护和开发因为同一定的空间结合在一起，所以其保护和开发所涉及的领域也就更加复杂。

7.从内涵来看，人文与自然并重，以人文为主体，以自然为衬托。历史文化资源属于一种人文资源，人文资源的内涵主要体现在社会性、思想性等方面，所以，这种文化的价值就在于文化传播和道德教化。自然景观是一种自然资源，自然资源的内涵主要体现在非人为性和自然而然的美，所以，自然资源的价值除了物质性供应外，主要表现在自然感受、景色观赏等方面。人文的体验和自然的感受同是人类生活的重要内容，二者自古以来就密切联系，不可分割，并相互依赖，彼此影响，彼此促进。人文有了自然才得以丰富自己的内涵并不断发展自己，自然因为人文而获得丰富的内涵和价值的提升，并在被破坏的同时不断得到正确的认识和保护。在宗教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过程中，人文性与自然性也总是交织在一起，特别是建立在一定空间基础上的历史遗存，更多地和自然资源融为一体，于是自然性便成为这种历史文化资源的重要因素。充分考虑这种自然性因素，并合理地运用这种自然性因素，对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开发都十分重要。历史上，佛教文化总是同自然景观结合在一起，人文性与自然性的完美统一在佛教文化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8.从管理角度来看，教企结合，即宗教界管理宗教内部事务，政府管理部门依法执法，从事管理，企业则管理非宗教的经营性事务。宗教历史文化资源开发在管理方面历来存在着众多的矛盾。宗教界与经营旅游或园林的企业之间、宗教界与宗教、文物、文化等政府管理部门之间均存在着一定的冲突。为了解决这些冲突，近年来各地陆续实行了一些新的关系模式，教企之间的矛盾有所缓解，政教之间的关系也不断走向和谐。像无锡祥符寺、西安楼观台、大慈恩寺这样的全国知名佛道教寺观，在教企和政教关系的和谐方面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值得进一步推广。

除上述基本原则外，佛教历史文化资源开发还涉及其他一些问题，也应该有明确的认识。如从开发的层次来看，应该坚持雅俗共赏的原则；从推广的角度来看，应该坚持实际建设与媒体宣传并重的原则；从建设角度来看，则应该坚持中心建设和辅助设施相结合、以中心建设为主的原则等。

五、梵净山文化开发的几点建议

1.建立以弥勒信仰研究和唯识学研究为主的研究机构

目前社会建立各种文化研究院似乎成为一种时尚，到处都在成立各种研究院，甚至出现很多令人堪忧的状况。但是，本文仍然建议梵净山倾力成立以弥勒信仰研究和唯识学研究为主的研究机构。梵净山要打造弥勒道场，就是以弥勒信仰作为旗帜，并用这一旗帜在全国形成一定影响力、号召力。弥勒信仰的核心，应该是与弥勒相关的修行实践法门和佛教哲学理论两部分。这两部分中，虽然自修自证的内容，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但从唯识学重要论典《瑜伽师地论》来看，修行的次第和方法是相当严谨完备的，可操作性极强，研究探讨出一套适合现代人修行的唯识学方法论体系是可能的。至于弥勒文化的内涵和外延都是可以进行深度研究的，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视角切入，力图多维度多层次把握弥勒文化。梵净山作为弥勒道场，有必要成立专门研究机构，研究、整理、弘扬弥勒文化，以梵净山为中心形成放射式辐射网络。只有这样，梵净山弥勒道场的地位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同，发挥其存在的价值。

2.重视梵净山“辟支佛道场”的特色，弘扬隐居文化，建设提供隐居体验的场所

梵净山自古以来就是著名的辟支佛道场，以古佛胜地著称，梵净山的辟支佛信仰有很独特的历史内容，也有极具价值的现实意义。当今社会物质文化极度发展，社会生活快速运行，人们疲惫不堪，整个社会充斥着各种社会问题，比如空虚无助、焦虑浮躁、道德滑坡、迷茫无措等等，而佛教文化正好是治疗这些心理问题的良药库。尤其是佛教出世色彩较浓，强调清心寡欲、远离喧嚣的一些教义，与这个社会形成强烈反差，给人们现在的生活提供一个参照、反省、参考的资源。另外，就佛教内部而言，当前很多地方都在阐述人间佛教，甚至出现过分抬高人间佛教重要性的现象存在，反而淡化了佛教的出世性、神圣性。梵净山辟支佛信仰正好与此对应，以其强调出世性和神圣性的品格，可以填补当前佛教界的一定缺陷。

3.为佛教信徒提供一定范围的修行区

梵净山文化以佛教文化为核心，而佛教文化的核心还是佛教信仰，所以，梵净山最核心的灵魂应该是信仰。梵净山打造弥勒道场或者突出佛教文化，都应该注重这方面的建设。梵净山以打造弥勒道场为主旨，但是从历史上二佛并主的格局出发，也不应该忽视释迦佛的地位。事实上，可以把现在佛释迦佛和未来佛弥勒佛相承接的解脱之路打通。佛教徒修持的最主要法门大多是释迦佛所宣说，弥勒教法反而流行不广。基于这样的历史和现实状况，佛教修行区建设的理念应该是多元的，修行方法也是多样的，只不过在多元和多样中突出弥勒信仰和弥勒教法的中心地位。

4.恢复朝山拜佛活动

朝山拜佛是信徒表达自己的信仰、实践自己的修行、强化自己的信念的一种方式，并且也是普通民众上香祈福、游览观赏的传统民俗活动。这种活动在历史上许多寺院盛行不衰，今天的名山大寺仍然以朝山拜佛的活动吸引八方来客，传播佛教文化，满足各种人的心理需求。所以，在梵净山恢复朝山拜佛活动，既有利于梵净山文化的宣传，也体现出梵净山作为佛教名山在佛教信仰方面的引导作用。当然，朝山拜佛的活动要定期定时，组织有序，注重内涵，避免形式化和过分商业化。

5.努力恢复、建设梵净山民俗文化

如前所述，民俗文化是衡量一种文化扎根程度的最重要指标。梵净山民俗文化在形式上丰富多彩，内涵上深邃兼容，时间上传承悠久，空间上辐射勾连，形成相对完整而独立的民俗文化单元。这么独特的民俗文化一旦有效合理地开发，对当地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会极大地提升人们的文化水准和精神生活质量，反过来又会促进民俗文化的进一步创新。

六、梵净山文化开发可能会遇到或应该避免的若干问题

1.内涵不清、特色不明、品位不高、社会无法认同的问题

本文一开始就阐述了梵净山文化的内涵与特色，一再强调梵净山文化开发的原则，目的就是希望以高品位、高认同度、可持续性的要求严密论证，慎重开发，在保护文化资源的同时造福当地人民。这就要求整合政界、学界、教界、商界等的智慧和力量，科学论证，科学决策，避免“拍脑门”的决定。要以国内佛教文化资源开发的失败案例为前车之鉴，规避文化资源的破坏和财力人力的浪费。

2.资源开发同国家宗教政策之间冲突的问题

本来，佛教旅游资源开发同国家宗教政策之‘间不应该发生冲突，但是在经济利益的驱动和某些领导决策失误的情况下，多年来，佛教旅游资源开发同国家宗教政策发生冲突的现象屡屡出现，引发了好多社会问题。为此，2012年10月8日，国家宗教局、中央统战部、发改委、公安部、住建部、文化部、工商总局、旅游局、证监会和文物局等十部门针对“宗教搭台、经济唱戏”、“借教敛财、以教牟利”等涉及佛教道教领域的乱象，联合发布了国宗发（2012）41号十部门文件。文件要求：要认真落实《宗教事务条例》，坚决制止乱建寺观和各种借教敛财行为。政府宗教事务部门要对依法登记的寺观进行一次全面排查，开展专项治理，坚决纠正寺观“被承包”现象，并限期整改，将依法应由寺观管理的事务交由寺观管理。在风景名胜区内的宗教活动场所新建、扩建、改建等都要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宗教事务条例》、《风景名胜区条例》管理，风景名胜区主管部门应会同宗教、园林、文物等部门对违法建设行为进行查处。

可以说，无论从最高宗教主管部门，还是具体的佛、道教团体，已经形成大体一致的共在这种形势下，一定要头脑清醒，定力深厚，眼光高远，在佛教旅游资源开发上与国家宗教政策保持一致，也同时保障广大信教群众的信仰权益。

3.开发不当以及开发的盲目性和随意性问题

这个问题同第一个问题“文化内涵不清、特色不明、品位不高、社会无法认同”是相互关联的。所谓开发不当，其实就是文化内涵不清，特色不明，品位不高，社会无法认同，就是开发中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反过来，正因为盲目性和随意性的不当开发，才出现“文化内涵不清、特色不明、品位不高、社会无法认同”的问题。所以，以文化内涵为核心，以鲜明特色为标识，以文化品味为目标，以社会认同为尺度的开发理念，应该得到各方的全面认同和有力的贯彻落实。

4.文化资源开发的过热问题与过冷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中讲中庸之道和辩证思维，但行事过程中往往容易走极端，佛教文化资源的开发亦然。不过，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成为人们行为的“操盘手”。虽然在西方经济学中有所谓“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但具体经济行为中，理性往往被非理性所击败，常常做出违反理性的事情。具体到佛教文化资源开发的问题上，笔者认为“过热”的问题远远大于“过冷”的问题。因为“开发”一词一旦运用到佛教这样以精神信仰为归趣的文化上，就很吊诡地出现“开发”背后复杂的动机问题。这种深度世俗的动机其实犹如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之时，就是欲望失控之始。因此，佛教文化资源的开发经常是“过热”而非“过冷”。“过冷”会闲置资源，而“过热”又会浪费甚至践踏资源，保持两者的平衡需要高度的智慧和高超的驾驭能力。

5.佛教旅游资源开发同乱建寺院以及封建迷信活动之间界限不明的问题

佛教有着两千五百多年的悠久历史，传入中国也逾两千年。在历史的进程中，形成了严整精密而又博大厚重的佛教文化体系，其教理、教制以及修行方式和法事仪轨，都比较稳定系统，与封建迷信活动有着明确的界限。佛教信仰历来被称为“智信”而非“迷信”，其信仰背后一定有自己独特的教义理论作为支撑。只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绝大多数民众对佛教缺乏了解，甚至误解极深，容易将佛教与封建迷信联姻起来。这就需要在佛教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注重为佛教正本清源，引导大众正确认识佛教。同时，旅游开发要以历史传统为建设依据，以艺术审美为建设标准，合理布局，全面规划，坚决避免乱建寺院的弊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