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贵州佛教传播的特点- 贵州数字出版云村寨平台

唐代中央政府加强了对贵州的控制。贞观年间（627～649年），今贵州分属江南道、剑南道和岭南道。中唐时期，南诏国（748～937年）兴起。南诏国前期与唐王朝保持着密切关系。但随着其势力壮大，便不断攻掠唐王朝领地。南诏国极盛时，其统治范围包括今云南全部、四川西南部、贵州大部和广西西部。“五代十国”时期，贵州与邻近贵州的前蜀、后蜀、楚、南汉及大理等国的联系多于中原各政权。黔北大部分时间属前蜀、后蜀的势力范围之内，与位于今湖南楚政权联系也较多。宋代，黔北思州和播州等地由于地接经济发达的四川、湖广地区，经济发展加快。因宋朝军队需大量军马，宋室南渡后，南方马市地位凸显，马市交易带动了贵州地方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贵州经济的发展。

贵州与中原及南诏等周边割据政权的经济文化交流，使佛教文化得以向贵州腹地渗透。据史书记载，唐贞观十六年（642年）前，桐梓已经创修了金锭山寺。说明佛教已经传入贵州。宋代得到进一步发展。因此，也就形成贵州佛教自己的特点。

一、佛教影响来自四川、中原和南诏

唐代，佛教已遍及四川之境，黔北和黔东北与四川处于同一区划内。唐初，今贵州大部属江南道，另外一些属剑南道和岭南道。玄宗时属黔中道。包括播州播川郡（治今遵义），夷州义泉郡（治今凤冈）和费州涪川郡（治今思南），思州宁夷郡（治今务川县），奖州龙溪郡（治今岑巩），黔州黔中郡（治今重庆彭水），辖及贵州沿河、务川的一部分；南州南川郡（治今四川綦江），辖及贵州道真；溱州溱溪郡和南州南川郡（治所均在今重庆市境），辖及贵州的习水、桐梓、正安等地；锦州卢阳郡（治所在湘西），辖贵州松桃、铜仁等地。这种地缘关系，使贵州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与蜀地联系密切，为佛教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故贵州唐宋时期佛教寺庙主要集中于黔北和黔东北。例如，遵义大悲阁、福源寺，绥阳金山寺、卧龙山寺，桐梓金锭山寺、兴旺寺、玄凤寺、三座寺，习水景福寺，仁怀永安寺，正安蟠溪寺、大成寺，沿河福常寺，万山弥勒寺，岑巩鳌山寺，黄平宝相寺，印江天庆寺等。

唐垂拱元年（685年）年，牛腾贬谪贵州，在今瓮安、余庆及周边一带传播佛教牛腾，中原佛教因之深入黔北和黔东腹地，在当地社会产生广泛影响，以至“夷僚渐渍其化”，在播州、思州均建立了佛寺。

唐代南诏兴起，其国素信佛教，有“佛国”之誉。据《新唐书·南诏传》载，南诏最兴盛时，其疆域东距爨（包括元代所置的乌蒙、茫部、乌撒、东川诸路之地），南属交趾（约为今越南分界相当），西摩伽陀（略与今缅甸、印度之界相当），西北与吐蕃接（约与今云南与西藏界相当），南女王（约为今老挝川圹、桑怒地区），西南骠（约与今国界相当），北抵益州（以大渡河为界），东北际黔巫（约当于今黔北和黔西南地区）。故今黔北、黔西和黔西南的部分地区皆一度为南诏所辖。南诏佛教主要以密教为主，在晚唐时曾迅速发展，以致“家知户到，皆以敬佛为首务”。^[1]“南诏时之佛化，不惟盛于中国，亦且沿及交缅、东印度国，服于蒙诏，盖南诏威服诸邦，崇信佛教，遐迩钦风”。^[2]

唐大中十三年（859年），播州为南诏所陷。次年十月，安南都护李鄠收复。咸通十四年（873年），南诏再度出兵攻陷播州。今贵州几乎全被其控制。南诏国民多信佛教，对其占领地有影响。早在阁罗凤时期（748～779年）南诏已建有佛寺，至世隆时（860～877年），佛教迅速发展，“以四方八表夷民臣服，皆感佛维持，于是建大寺八百，谓之兰若，小寺三千，谓之伽蓝，遍于云南境中。”^[3]南诏势力在贵州境内还建了寺庙。据《遵义府志》载：正安“大成寺在城北五十里。唐乾符间（874～879年），南诏陷播州，筑城于此，城垣基址尚存。南川有玛瑙城、罗尾城，一时同建。”^[4]“郡城外大悲阁，肇建于唐之乾符二年。”^[5]这一时期，在南诏占领地正安建有大乘寺、遵义建有大悲阁。这些都与南诏佛教影响有关。

南诏佛教还影响到黔西南。明田汝成《炎徼纪闻》：“僰人，今普安州，……其人喜佛事，男女手数佛珠，声音风俗与南诏略同。”乾隆《贵州通志》：“僰人，在普安州，……性佞佛，常持数珠，诵梵咒。”僰人形成于西汉时期，为唐代白蛮的先民。元人李京《云南志略》：“僰人，今转为白人矣……民俗，家无贫富，皆有佛堂，旦夕击鼓恭礼，少长手不释念珠，一岁之中，斋戒几半。”普安州，明置，治在今盘县，唐时曾被南诏占领，“普安……唐武德中置西平州，贞观中改为盘州，隶戎州都督府，蒙氏时为南诏东鄙，东爨乌蛮居之，号‘于矢部’”。^[6]“南诏地至昆明、曲靖，普安与焉。”^[7]“焚人居普安州鲁土、簸箕、狗场三处，盖大理王段氏、蒙氏之遗，故其族多段、李、赵三姓，能言仲家、罗罗、汉人言。”^[8]故其地“僰人”崇佛与南诏风俗相同。

二、移民是佛教信仰的主要群体

唐宋时，朝廷在黔北和黔东地区设置经制州后，一些信仰佛教的中原汉族移民不断进入这些地区，成为佛教在贵州传播的一个因素。贵州黔北、黔东一带，历史上与两湖和川渝地区联系十分密切。乌江水道是贵州连接巴蜀和荆楚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是移民、商人、僧人等进入贵州的重要通道之一。

唐宋时，地近川、湘的黔北和黔东地区，汉族移民不断增加。唐代，随着道路的不断开辟，郡县的设置，官吏的派遣，兵丁的屯戍，各民族朝贡使节的往来，移民的增多，使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原文化逐步向贵州地区腹地渗透。按唐代设官制度：每州设刺史一人（天宝时期改州为郡，设郡守一人，肃宗乾元年间又复郡为州），有别驾、司马、录事参军、录事、司仓、司户、司田、司法各一人；县设县令一人，另有丞、主簿、尉各一人。凡列为正州的建置，其官吏一律由朝廷派遣。按此，开元（713～741年）以前唐派遣到今贵州的官吏，每年在任者200人左右，随同官吏前往的还有为数不少的兵丁，先进的中原文化通过官宦、商贾、移民、迁客传播到贵州。^[9]“中唐以后，因抗击南诏，朝廷招募一批北方大姓入黔，定居黔北，遂有播州杨氏、罗氏（皆太原人）等八大姓，……此外，播州的宋氏、务川的冉氏、余庆的毛氏、瓮水的犹氏、仁怀的袁氏，都是唐代随军入黔的大姓”。^[10]唐乾符三年（876年），杨端应诏领兵，再度收复播州。据元人程拒夫撰《忠烈庙碑》载：“杨氏系本太原，唐乾符初赠太师讳端者，宦游会稽，后客长安。适南诏陷播州，大为边患，有旨募能安疆场者，太师慨然自效，遂命为将，以复播州；戒畅恩融，夷夏畏服，因领其郡……^[11]这些外籍移民多来自佛教繁盛的长安等地，当有佛教信仰者。仅杨氏后人中杨选、杨粲均笃信佛教。

宋代以后，汉人开始遍布乌江以北，民国《贵州通志·宦迹志》称：“宋以后，汉族流寓频繁，时势所趋，不得不辟为疆土。”其时汉人，多为陕西、江西、四川等地之人。明嘉靖《思南府志》云：“府旧为苗夷所居，自祜恭克服之后，芟夷殆尽，至今居民皆流寓者，而陕西、江西为多。”这些移民迁出地均为佛教繁盛之地，他们会带来佛教的影响。

三、佛教文化传播促进了贵州地方文化发展

贵州地处西南边陲，自古以来即为“西南之奥区”，杂居着众多的少数民族。在佛教传入之前，其地多属巴、楚，各少数民族信奉的多是本民族固有的原始巫教。《汉书·地理志》载：“楚人信巫鬼，重淫祀。”可见其地巫教盛行之风。地方民众在巫教浸染下，对“巫鬼”有着根深蒂固的信念，对巫术有着很强的信赖性。乾隆《镇远府志》言“黔古鬼方，相沿吴楚尚鬼之风，史巫、巫保、端工、师娘之餍，煽惑愚氓，久经厉禁。而国家吉礼所颁，则不可不尽物尽志也。盖芯芬有焉，思崇德以报功，将享无愆期，诚民而阜物。先圣先贤、山川土谷之神，郡国所守，有其举之，莫敢废也。况明禋昭格，下以庇阴阳风雨之和，上以翊声明文物之盛。圣天子之精诚所感，固无远弗届也欤！”^[12]

佛教初传贵州，为了生存发展，除了与儒、道合一外，还与当地原始巫教相互适应，互为消长，并吸收了这些本土巫教的某些神祇、咒术、礼仪和民族民间信仰，充实和改变自己，以适应地方习俗和民众信仰需求，由此出现了佛道儒巫混杂合流的趋向。这种交融，丰富了贵州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同时也扩充了贵州佛教文化内涵。譬如，佛教建筑艺术、造像艺术、绘画艺术等，都对贵州文化产生了一定影响。譬如，建于唐贞观十六年（642年）前桐梓金锭山寺；^[13]建于唐乾符二年（875年）的遵义大悲阁；^[14]建于唐贞元二十年（804年）印江天庆寺。^[15]天宝年间（742-756年）时僧通慧建岑巩鳌山寺。^[16]以及宋代创建的遵义万寿寺、金山寺、桃源山寺，正安善缘寺，桐梓崇恩寺、鼎山寺、虎峰寺，绥阳建有辰山寺，务川铜山寺，黄平珠宝寺，沿河沿丰寺，印江西岩寺（又名西崖寺）、大圣墩（古名大圣登）铁瓦寺，思南华严寺、城子寺等。都是贵州影响较大的寺庙。据王象之《舆地纪胜》记载，思州亦建白柱神庙，元丰中奏封为孚利庙。绍兴十一年，知思州田韦占恭因祖父母坟茔在黔州彭水县盐井镇，奏请建僧寺1所，敕赐“集福院”。思州的福常寺，始建于唐，宋代烟火颇盛，赐名“中胜院”。^[17]

_{[1]
[明]《白古通纪笺述·蒙氏世家谱》。}_{[2]
袁嘉谷：《滇南释教论》，载民国石印本《卧雪堂文集》卷二十二。}_{[3]
参见《白古通纪笺述·蒙氏世家谱》。}_{[4]
[清]道光《遵义府志》卷之八《寺观》。“大成寺”，通常写作“大乘寺”。}_{[5]
[清]道光《遵义府志》卷之四十七《杂记》。}_{[6]
[明]嘉靖《普安州志》卷之一《舆地志》。}_{[7]
[清]乾隆《普安州志》卷二十三《庙属志》。}_{[8]
[明]嘉靖《普安州志》卷之一《舆地志》。}_{[9]
贵州通史编委会：《贵州通史》（第1卷），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12月版，第321-322页。}_{[10]
侯绍庄等：《贵州古代民族关系史》，贵州民族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140页。}_{[11]
贵州省遵义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遵义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11月版，第1164页。}_{[12]
[清]乾隆《镇远府志》卷十九《祠祀志》。}_{[13]
[清]道光《遵义府志》卷之八《寺观》。}_{[14]
[清]道光《遵义府志》卷之四十七《杂记》。}_{[15]
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11月版，第894页。又见附录《梵净山志·地理》。}_{[16]
[清]乾隆《贵州通志》卷三十二《人物》“仙释”。}_{[17]
王象之《舆纪纪胜》卷一七六《夔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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