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态文明看“桃源铜仁”- 贵州数字出版云村寨平台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思想和理念。这是我们党首次把“生态文明”这一理念写进党的行动纲领，其意义不言而喻。生态文明有着丰富的内涵。它是人类社会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后的新型文明形态。它以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作为行为准则，旨在建立健康有序的生态机制，实现经济、社会、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考察“生态”一词便可得知，它源于古希腊，原意指“住所”或“栖息地”。而生态学中的“生态”则是指一切生物的生存状态，以及它们之间、它们与环境之间环环相扣的关系。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生态学已经渗透到各个领域，“生态”一词所涉及的范畴也越来越宽越来越广，人们常常用“生态”来定义许多美好的事物，如健康的、美的、和谐的事物等均可冠以“生态”修饰。按照广义的生态观进行理解，生态文明形态就表现在文化、社会和自然等各个领域，体现为人类取得的物质、精神、制度、文化等成果的总和。

东晋田园诗人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所描述的桃花源，到底在哪里？有的说它只是作者的幻想和希望，不是实指某个具体的地方。应该说，这种观点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更相信陶渊明所写的《桃花源记》的桃花源是有其原型的。因为文学来源于生活，陶渊明不可能凭空创作《桃花源记》。那么，桃花源的原型在哪里？我曾经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认为“桃源在武陵，深处是铜仁”。因为，从《桃花源记》里的句子——“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便可得知，桃花源就在武陵。捕鱼的是武陵人，发现桃花源的是在武陵这个地方的武陵人。应该说，桃源在武陵，是没有多少疑义的。

下面，我从生态文明的文化生态、社会生态和自然生态三个方面，对“桃源铜仁”进行阐述。

一、从文化生态看，铜仁文化属于桃源文化

从历史文化渊源看，铜仁属于武陵郡，铜仁文化本身就属于荆楚文化，并长期受荆楚文化和巴蜀文化的影响，当然，也要受贵州文化的影响。铜仁自古就属于荆楚之地，是荆楚的一部分，只不过偏处西南而已。所以，铜仁的文化源于荆楚文化，或者说，春秋以前，铜仁的文化本来就是荆楚文化的一部分。此后，铜仁的行政隶属关系屡经变迁，政区也时常变动。秦时属黔中郡，汉时属武陵郡，西部（今沿河、思南以西）则属巴郡和牂牁郡。三国时期，魏、蜀、吴三分天下，铜仁西部大部归蜀，东则属吴。陶渊明写作《桃花源记》时，铜仁正属于武陵郡。从这些情况看，铜仁有部分区域曾经属于蜀地或直接与蜀地相连。同时，铜仁各民族中大多是从荆楚之地和巴蜀地区先后移居铜仁的。这就决定了铜仁的文化必然包含有巴蜀文化的因子，并长期受巴蜀文化的影响。因而，可以说，铜仁文化的根在荆楚文化。不过，贵州建省以后，铜仁文化除继续受巴蜀文化和荆楚文化的影响外，还受到贵州文化的影响。铜仁尤其是梵净山是武陵地区避秦乱的最佳选择。桃花源人自称是先世为避秦乱而躲到山里去的。面对秦乱，两湖地区的人民为了生存，庸国一带的人民采取了两种策略：其一是朝秦暮楚，对暂时的占领者敷衍了事。其二是干脆逃往山里。那么，逃到什么样的山里？为了安全保命，“不避深幽”，肯定是逃往深山大谷。而能够躲藏五百年不被外人发现的武陵山片区，就只有峰峦叠嶂、沟壑纵横的铜仁梵净山才有这种可能。明末抗清重臣、徐福后裔第59世祖徐以暹就是为了躲避战乱才逃到铜仁茶园山的。桃花源人的先世为避秦乱逃到铜仁极有可能。

语言是文化的符号。《桃花源记》里虽然没有直接对桃花源人使用的语言进行描写或介绍，但是，可以根据“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的书中纪实，推断出桃花源人的语言肯定属于北方官话语系。铜仁地区汉语方言就属北方方言区的西南官话，只不过，东边四个县大部分属于西南官话的湘黔片区的黔东方言，西边五个县大部属西南官话黔渝片区的黔北方言。为什么铜仁市东北部的漾头及湖南常德一带属含湘赣方言成分较多的西南官话，西南部的玉屏、江口东南一带属川黔方言的黔东南次方言，而铜仁市区则属典型的西南官话？这是不是铜仁人就是桃花源人的后裔？照一般说来，语言的发展演变应该有一个过渡地带，怎么周围都不是典型的西南官话而中间却夹着典型的西南官话区？这是铜仁语言发展的一个迷。但如果铜仁就是《桃花源记》的桃源，那么出现这种特殊的语言分布现象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桃花源记》所描写的桃花源在文化传承方面最明显的特征是：民风纯朴。据《铜仁府志》载：“铜仁地处偏隅，夙称朴厚”、“相杂成俗，而遗风未远，不无染渍，久之遂忘其自来，闷闷淳淳，尚存古意”、“民性淳和，欲尚俭约。”《松桃厅志·风俗》云：“民风古朴，家常食惟谷蔬”。铜仁的今天交通便利、经济发达，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当地人保持着淳朴的民风，他们待人诚恳、友善，逢年过节相互串门，走亲访友，主人杀鸡宰羊，设宴款待，其乐融融，铜仁市还被评选为“西部名城”。

二、从社会生态看，铜仁的社会生活的境况就是桃源社会生活图景的真实写照

刘自齐、龙兴武等学者都认为《桃花源记》所描写的社会生活图景是武陵苗族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从《桃花源记》所描写的社会生活图景看，可以说，那是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劳动、人人平等的社会。据《苗族简史》载：那时，武陵苗族开始进入了铁犁牛耕的农业生产时期，生产力还比较低下，所能够提供的剩余产品很少，还产生不了比较富裕的人家。因而也就呈现出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社会现象。如此世外桃源的社会，在东晋刘敬叔的《异苑》中也有记载：“元嘉初，武陵蛮人射鹿，逐入石穴，才容人。其人入穴，见其旁有梯，因上梯，豁然开朗，桑果蔚然。”这与陶渊明所描写的几乎相同。桃花源大写其桃，是不是也因为其所描写的本来就是武陵苗人？铜仁苗族人民自古就有在村寨的村口路旁、房前屋后栽种桃树的习俗。现在还可以在松桃等地的苗族村寨看到这种景象。不仅因为桃子是比较好的水果，更因为苗族人民认为桃树可以避邪、治病和驱鬼，是一种“神树”。武陵打鱼人，“缘溪行，忘路之远近”，而后看到的就是“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近似一幅水墨画的桃花源村。这一宁静祥和、温馨自然的图景与铜仁苗族的村寨布局，屋舍结构和外貌特征也很相似。此外，桃源村俗也与铜仁苗族传统的衣着礼俗习规很相似。衣着、礼俗、习规是区分民族的主要外在标志。《桃花源记》中的“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髻并怡然自乐。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等描述，也酷似苗族民风礼俗。据《淮南子·齐俗篇》载：就衣着而言，三苗时代，苗族就有“髽首之俗”，即以麻掺头发盘髻扎于头顶，也就是后来所说的“椎髻”。衣料则多用麻布，这种形式一直延续到清代。苗族人民诚实纯厚、直爽，崇尚礼仪，热情好客之俗，享誉海内外。苗族学者石启贵指出：“社交礼节，极为重要，过之，殊失其当，令人取笑不及，又失其恭，惹人厌烦。相见之礼节，当以不亢不卑为宜，此人情常也。非特汉区注意，苗乡于此亦相当重视”（石启贵《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现在松桃等地的苗族，仍然十分好客，客人到家，堂屋让座，敬茶装烟，鱼肉款待，以酒助兴，以歌劝酒，以及主家未散邻家又邀的轮流请吃的“排家饭”风俗不就是《桃花源记》里“见渔人，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以及“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的真实写照？

三、从自然生态看，铜仁的地理环境和自然生态酷似桃源

从武陵郡所辖的地域范围看，桃源不应该在武陵郡郡治等中心地带，而应该在能够躲避战乱的武陵山深处的铜仁。诚然《桃花源记》中的“武陵人”就是指武陵郡人。但武陵郡仍然是一个比较大的区域。从武陵郡所辖的范围来看，铜仁东部分属于辰阳和阳，处在武陵郡的边缘地带。从《桃花源记》所描述的情况看，发现桃花源的是一个以捕鱼为业的武陵人。用“武陵人”称呼他，证明这个人所生活的地方在当时应该是人们比较熟悉的。而桃花源则是一个相对落后相对封闭的地方。也就是说，“武陵人”是从比较发达的人们都比较熟悉的武陵地区开始，然后在朝还未开发的不大为人所知的武陵地区行进的过程中发现桃花源的，所以说，桃源绝对不会在武陵郡郡治等中心地带，比如武陵郡常德以西不远处的“桃花源”，它处于郡治统治的核心区域，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因此绝不可能有安定、和谐、淳朴的“世外桃源”的社会环境存在！更谈不上有先世避秦时乱的人文背景。那么，桃花源究竟应该在哪儿？我的观点是：应该在武陵郡管辖的与郡治等中心地带有一定距离的能够躲避战乱的武陵山深处的地方。如果说《桃花源记》中的“武陵人”是湖南常德人的话，那么，“缘溪行，忘路之远近”的结果，就是到达属于武陵郡的铜仁。为什么呢？从地形地貌看，铜仁地处武陵山腹地，便于躲避战乱。武陵山起至湖南省西北部及湖北、贵州两省边境，止于重庆中部的涪陵区。主峰是贵州铜仁的梵净山。武陵山脉覆盖的地区称武陵山区，现在也习惯称武陵山片区。在武陵山腹地，峰峦叠嶂，沟壑纵横，许多地方不为外人所知。尤其是以梵净山、佛顶山为中心的铜仁中部地区，山高谷深，是最理想的逃荒避难之所。王正旺指出：从陶渊明的描述来看，桃花源至少有3个明显特征：1、群山环抱的一块平川；2、林木茂盛，溪水环绕，花草鲜艳；3、房屋俨然，家好客，民风淳朴。依据王正旺的观点，可以说铜仁处处是桃源，尤其是铜仁城所在地，周围有架梁山、文笔峰、天乙山等群山环绕，中间为地势低洼的盆地，盆地中大江小江在铜岩汇合，流入锦江。东、西晋时期这里也肯定只是农家民舍。如此看来，这里岂不更像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

从《桃花源记》中的“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等文字的描述中可以推想，桃花源外有大河奔流，并且大河里鱼类资源丰富，否则，怎么能够可以“捕鱼为业”？而且桃花源内有比较大的溪流与这条大河相连。溪流的很多地段也和大河一样，可以行船捕鱼。武陵人捕鱼肯定在武陵地区的河中进行。据史料载：武陵有五溪，而正源在辰溪，而“今考诸地志杂书，盖其源，有出于铜仁蛮界者，流经麻阳县城南为锦江者，名辰溪……”。其实，也很好理解，武陵山脉的主峰是铜仁的梵净山，其正源不是来自于主峰梵净山的锦江难道还会是其他河流？长江、沅江、锦江和大江、小江等就组成了桃花源由大到小的水系分布图。在这张水系分布图中，根据“林尽水源”四字，我们还可以断定，桃花源也不会在波涛滚滚、江宽水大的沅江地区，而至少应该在沅江的上游锦江流域乃至大小江所在的梵净山片区。梵净山有九十九条溪水朝四周奔流，其中的大小两江汇集于铜仁城的铜岩处，并将城区一分为三，呈“S”状环城逶迤东去，是为锦江，然后才进入沅水，流入洞庭，汇入长江。沿江两岸奇峰林立，峭壁嵌绿，碧波粼粼，山色青青。还有丰富的自然景观、独特的人文景观、珍贵的文物古迹、雕梁的亭台楼阁等，宛如一颗颗珠宝镶嵌在锦江两旁，构成了一幅“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十里锦江画廊。

在《桃花源记》里直接描写到的物产有鱼、鸡、犬和桃树、桑树、竹林、草等。这些应该说都是铜仁最典型的物产。锦江河里的鲭、鲨、鲈、鲤，历来享有盛名。桃、李、杏、梨等果树在铜仁更是遍地生长，如敬文在《松桃道中望梵净山》一诗中所描写的“沿村翠竹林，夹岸桃花树”等就是铜仁的真实情景。在铜仁也有许多与桃有关的地名，比如松桃、桃映等，其实，我以为地名对证明是不是《桃花源记》的创作原型并不重要，原因是陶渊明把文章的题目明明白白地叫《桃花源记》恰好证明那里真正的地名不是“桃花源”。为什么呢？因为桃花源人之所以来到那里，就是为了逃避战乱和追杀，“渔人”误入“桃花源”后，桃花源人一方面“设酒杀鸡作食”款待他，一方面叮嘱他“不足为外人道也”。既然如此，桃花源人怎么会把真实的地名告诉一个他们并不了解的陌生人？只因那里“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是为“桃花源”罢了，并不是说那里的真实地名就叫“桃花源”。试想如果“渔人”是“忽逢李花林”，那么，陶渊明作的可能就是《李花源记》；如果“渔人”是“忽逢杏花林”，那么，我们今天谈论的可能就是“杏花源”了。所以，以此推之，那些当时和后来叫“桃花源”的正好说明不是“桃花源”。另外，铜仁的竹类品种繁多，在铜仁就有南竹、杨竹、荆竹、青竹、苦竹、毛竹、山竹、水竹、凤尾竹等二十二种，其中山竹最多，漫山遍野都是，常年青翠欲滴，是铜仁的一道风景。铜仁的草本植物也非常丰富，有芦苇、千里光、灯心草、龙牙草、马蹄草、扁竹根等，直到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铜仁农村还能够见到用茅草盖的房子，名曰“茅草屋”，我想“屋舍俨然”中的“房舍”就应该是土砖砌的茅草盖的房子吧。现在的梵净山仍然是地球同纬度原始森林保持最完好的地方，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接纳为世界“人与生物圈”保护网成员，其主要保护对象为黔金丝猴、珙桐以及原始的自然生态系统。梵净山的自然生态之美，不仅是中国之最，也是世界之最。金丝猴等动物和珙桐等植物，更是极为珍贵。铜仁生态保护相对完好，山清水秀人美，只要你在铜仁至江口的大江边、江口至梵净山沿线走走，看到的就是一幅幅山环水绕、炊烟袅袅、稻谷飘香、资源流动、开放包容的“现代桃源画”。

总之，从生态文明的角度看，无论在文化生态、社会生态还是自然生态方面，铜仁都有桃源般的厚重、桃源般的和谐和桃源般的美丽。

铜仁生态美梵净天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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