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剑桥”的诸多科研成果
1945年,英国《自然杂志》刊登了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李约瑟的一篇文章:“在重庆和贵阳之间叫遵义的小城里,可以找到浙江大学;那是中国最好的四所学校之一……。”1944年10月,李约瑟应竺可桢的邀请,参加了浙江大学召开的第四届中国物理年会和中国科学年会。期间,在竺可桢的陪同下,他参观了坐落在遵义湄潭的浙江大学,这个由杭州流亡至此的尚在建设中的大学所透出的精神和品质,让这位著名的中国科技史专家惊异不已。在李约瑟眼里,这样一个山寨般的大学天空上竟然飘荡着只有剑桥、哈佛才有的那种学术气氛和自由与民主的精神。李约瑟将这座活跃在“山寨”里的大学亲切称为“东方剑桥”,并在其所著《科学的前哨》一书中,专门作了描述。“在湄潭,研究工作是很活跃的。生物系正在进行着腔肠动物生殖作用的诱导现象和昆虫的内分泌素等研究。在物理方面,因为限于仪器,工作侧重理论的研究,如原子核物理学、几何光学等,水平显然是很高的。这里还有一个杰出的数学研究所。”“有广大试验场地的农科研究所,也正进行着很多工作。该所发现本地所产的一种野蔷薇的果实(即刺梨)里,含有大量维生素C,并在枣子里找到维生素P。该所又在研究贵州著名的茅台酒所用的酒曲,这种酒曲除掉酵母之外,还包含特意配入的药材不下28种之多。这种配方是一种罕见的例证,显示一种方法,根据几世纪工作的经验,竟能在没有消毒设备的乡村情况下,却确实有若干良好的结果。这一点甚至有军事上的重要性,因为一部分盟国军用卡车在中国路面上应用的动力酒精,是从传统方法制成的烧酒送到中央蒸酒厂蒸馏而得的。土壤方面,进行着氢离子浓度的研究和土中微量元素如镍、锌等的研究。特别注重对茶、豆、蔬菜等作物的关系的研究。”
“东方剑桥”还有许多研究工作都是处于科学前沿的。如理学院苏步青的微分几何,陈建功的三角级数,钱宝琮的《金元之际数学的传授》,王淦昌的中微子研究,束星北的相对论,卢鹤绂与王谟显的量子力学,何增禄的光学,贝时璋的细胞重建研究,罗宗洛的植物生理研究,谈家桢的遗传学研究,张肇骞的植物分类学,王葆仁的氨基苯磺胺衍生物的合成的研究,张其楷对有机药物合成的研究等等,其中不少是科学前沿的“力作”。有一些如王淦昌的中微子研究等,更属世界性的重大发现。
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成果也非常丰硕,如张其昀主编的《遵义新志》、张荫麟的《中国史纲》、谭其骧的《播州杨保考》、费巩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郑晓仓的《教育论著与译作》、王季思的《中国古典词曲研究》等。
竺可桢时代的浙江大学之所以是中国最好的大学,是因为这个期间,无论是人才培养成就还是学术成果都居全国高校之首。根据浙江大学何增禄教授的不完全统计,仅从1945年到1951年,仅浙江大学物理系在国内外最高杂志发表的论文就有51篇。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的有4人。在国际合作方面,1948年,英国牛津大学函国民党教育部,承认中国7所大学的优秀毕业生可以直接升入牛津大学研究院,浙江大学的名额又排在7所大学之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