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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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沿革：沧海桑田 源远流长 [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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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传统：承前启后 卫国兴邦 [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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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长征：伟大转折 出奇制胜 [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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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汞锰煤电 酒茶林粮 [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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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精华：薪尽火传 贤才代出 [收起]
伟大历史转折：遵义会议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凯丰），还有红军总部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李德及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也列席了会议。
会议首先由博古作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他过分强调客观困难，把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白区和各苏区的斗争配合不够等，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所造成。接着，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他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犯了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与李德。
（注： 遵义会议会址）
与会者多数不同意博古所作的报告，指出他是在为自己与李德的错误作辩护。
接着张闻天（洛甫）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史称反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
毛泽东接着作了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指出“三人团”在指挥红军进行第五次反“围剿”中犯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错误，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错误，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此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
王稼祥在发言中也批评博古、李德的错误，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
朱德在发言中指出：如果再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
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多数与会同志相继发言，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提出的提纲（即反报告）和意见。只有个别人在发言中为博古、李德的错误辩解。李德坚决不接受批评。
会议最后作出下列决定：
1.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2.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3.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4.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张闻天在会后根据与会多数人特别是毛泽东发言的内容，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这个决议，在中央红军离开遵义到达云南省扎西县境后，在大河滩召开的会议上正式通过。决议充分肯定毛泽东等指挥红军多次取得反“围剿”所采取的战略战术原则，明确指出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红军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在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的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以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然而在反对五次‘围剿’的战争中，却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这就使敌人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达到了他的目的。”
决议还指出，在战略转变与实行突围的问题上，博古与李德“同样是犯了原则上的错误”。他们没有及时转变内线作战的战略方针，实行战略上的退却，以保持主力红军的有生力量，从而贻误了时机。在突围中，“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
决议总结了在同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建立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指出博古、李德等根本不了解在政治上利用第十九路军事变是粉碎第五次“围剿”的重要关键之一，没有在军事上采取与之直接配合的方针，失去了一个宝贵的机会。
遵义会议实际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极端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