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玉锡与新学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朝廷下诏兴办学堂,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又下令废科举。废科举、兴学堂,是清末推动社会变革的一个重要举措,黔北的新学在此背景下迅速发展起来。新学,此处指近代的新式学堂,是与科举制度相适应的传统教育体制相对而言的。
至宣统三年(1911年),即清代以及整个封建专制体制的最后一年,黔北已有中学堂1所,师范学堂1所,师范传习所5所,职业学堂3所;作为基础教育的小学堂已达299所(含女子小学堂4所),占全省小学堂总数的45.44%,居全省之冠。许多人为黔北新学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其中最为突出的是遵义知府袁玉锡。
袁玉锡任知府期间,设立了学务局以总揽办学事务,并派劝学员去遵义府所辖的四县一州,督促兴办新学。他深知师资在学校中的重要作用,特选派秀才、举人前往成都、北京及日本学习各类课程。遵义中学堂兴办的过程,更显现出他的眼光与魄力。
首先是校址的选择。他视察了寺观、书院、考棚等公地之后,觉得地面都较窄,他看中了范围较宽的协署。协指协台,又称副将,是当时遵义府的最高军事长官,协署即遵义府最高军事机关的办公之处。时任协台的谭盛高,虽为武将,亦深知教育的重要,他同意将协署与较窄的考棚交换,让中学堂拥有宽敞的校址。当时的协署即现十一中及其周围地区,留存至今的协台坝这一地名即因该处曾是协台办公之地所致。
继而又采取多种措施筹集兴建学堂的巨额资金。报请贵州巡抚批准,开彩票3次,筹银9300余两;函请本府豪绅华之鸿、华之骑捐银4000两;又从常年经费中预支1400余两,以补足建校之需。学堂的常年经费也因有固定来源而得以保障:原有的宾兴(地方官宴请中举之士称为“宾兴”)田、棚田、书院田的收入全数划归学堂,增设屠捐、庙捐作教育专用。
他亲自参与测绘设计,经常到工地督造,穿草鞋,拿锯凿,挥汗于工人之中。他的同僚和百姓戏称他为“袁木匠”。建成的中学堂及附属建筑,房舍300多间,可容千人住校学习。修建时间仅一年多,工程巨大而工期短、经费省,前往参观者皆说,在当时的官府建筑工程中,实为少见。
修建校舍的同时,还购置了当时不但在贵州、而且在全国的中学里也是较齐全、较先进的设备:理化仪器、实验药品、博物标本及各种挂图等等,都是专门小组在留学生配合之下,从当时较为先进的日本采购回来的。派往北京、日本培训的人员与清末的部分进士、解元、经魁组成了一流的师资队伍。还制定了详尽的学堂管理规章。
袁玉锡在其任内,还从日本购来全套铅印机械及照明、排版之设备,创办了官书局,办起了贵州最早的一份白话报纸,极有利于推动黔北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在筹集学堂经费期间,有人企图染指工程以便从中谋利,一面诬告“肉捐、庙租扰民特甚”,一面挑动屠户、庙僧拒纳捐、租。贵州省巡抚查处诬陷的同时,报纸上希望各阶层支持办学的呼吁也得到了积极响应。
袁玉锡也十分关注国计民生,在龟山脚广阔的地面上(今遵义三中及其周围地区)创建了百艺厂,分设蚕桑、纺织、印刷、陶瓷、藤竹、农艺专业,建房数百间,安置了数百人,其产品远销省外。还在新、旧两城分建两处谷仓,以储粮备荒。
袁玉锡的作为,在清代灭亡以后,在民国年间,遵义人民仍念念不忘。
为纪念他为遵义人民所做出的奉献,弘扬其为国为民的高尚情操,民国二十年(1931年),在老城马王庙(现官井路中段)建立了袁公祠。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起,还先后在该处开办了玉锡小学、玉锡中学,现官井路一度名玉锡路。袁公祠虽已于20世纪90年代初完全拆除,其事绩依然长留史册,至今仍时有诗文予以宣传和赞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