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惊朝野的“遵义教案”
鸦片战争以前,按清政府规定,天主教不能在内地传播,该教却秘密传入黔北地域的婺川、绥阳、遵义、桐梓等县局部地方。咸丰八年(1858年)的《天津条约》和咸丰十年(1860年)的《北京条约》,让英法等国扩大殖民特权,可在中国内地传教。教会霸占田地、干扰地方行政、庇护教民、欺凌百姓,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利用教会进行侵略的斗争也随之发生。由此而引起的与外国的纠纷,当时称之为教案。黔北的绥阳、遵义、仁怀、桐梓等县皆先后发生过教案。影响最大的是同治八年(1869年)的遵义教案。
同治八年(1869年)五月初,遵义城百姓按习俗庆祝炎帝节,在老城火神庙建醮迎表,天主教徒杨希伯带教民前往扰乱,撕毁会首杨树勋手中的表文,引发斗殴,后被赶至现场的驻军制止,但矛盾并未解决。积怨已久的遵义百姓,端午节冲进杨柳街天主堂,捣毁门窗,3个法国传教士在官府保护下逃走;城外总府坝天主教所设的医铺爱仁堂亦被捣毁,城内贴满了反教会侵略的标语和传单。清政府官员与提“抗议”的法国大使及贵州主教反复交涉。同治十年(1871年),成都将军崇实、贵州巡抚曾璧光主持将此案与此前发生在贵州的8案一并处理:双方当事人杨希伯、杨树勋皆判处流放,向法方赔银8万两,有关官员分别予以处置。同治十二年(1873)重修天主堂。清政府屈从了法国侵略者的淫威,但遵义人民并未屈服,光绪八年(1882年)、十年(1884年)遵义城又发生过两起教案。
绥阳县在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三十年(1850年)和光绪十年(1884年)、十二年(1886年)发生过4次较大的教案。最后一次因神父的霸道引起。法国神父林多黙从遵义返回绥阳,途经蒲老场街上,坐骑撞倒刘姓药摊,刘姓索赔,林反斥刘妨碍交通并提鞭逞凶,激起民愤,发生武力冲突,林多黙及其随行的罗会长被杀死。后清政府承认赔偿,刘姓亦倾家荡产,迁往他乡。
义和团运动期间,遵义地域的反洋教斗争也发展为武装起义。
仁怀县火石岗人陈玉川等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八月二十九日率众起义,烧毁二郎坝(今属习水县)天主教堂,处决两名欺压百姓的教徒。继而占领仁怀县衙,开狱救人,并捣毁教会善济堂。后分兵出击桐梓、绥阳、遵义和仁怀厅(今赤水市)境。十月初五,陈玉川及其儿子、部将数十人被俘遇害,义军部分战死,大部被打败。
仁怀县三岔场(今属习水)袁清芬、袁均芬兄弟以“灭洋教”为口号,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十二月中旬,组织当地群众起义。次年正月初五攻打温水经历司,击溃团练,焚毁衙署及传教士房屋,袁清芬在激战中阵亡。正月十八日,三岔场营寨被攻陷,袁均芬回救途中遇袭被俘,将领大部战死,伤亡400多人,余众溃散。
光绪十年(1884年)九月就发生过打教堂、逐教民案的桐梓县,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八月十八日夜发生了反洋教暴动。年初,河南一马姓回民来桐梓经商,与桐梓人陈月波、陈秀俊等6人在桐梓与四川綦江交界处建立义和团,打出“神兵”“灭洋”两面大旗,活动受到保正萧际云阻挠并被萧向官府控告,团民遂围烧萧宅,持械抗官,酿成暴动。随即被川、黔地方官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