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
历史沿革：沧海桑田 源远流长 [收起]
-
革命传统：承前启后 卫国兴邦 [收起]
-
红军长征：伟大转折 出奇制胜 [收起]
-
经济发展：汞锰煤电 酒茶林粮 [收起]
-
文化精华：薪尽火传 贤才代出 [收起]
中央红军被迫长征
1933年10月，国民党蒋介石在对中央红军进行第四次“围剿”的基础上，对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在1934年4月广昌失守之后，中央红军在根据地内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已不太可能。5月，中央书记处作出决定，准备将中央红军主力撤离根据地，并将这一决定报告共产国际。不久，共产国际复电同意。但是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人仍没有适时作出转变战略方针的决断，战略转移准备工作，只在极少数中央领导人中秘密地进行。为筹划战略转移事宜，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三人团”中，政治上由博古做主，军事上由李德作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施。
1934年10月初，国民党军队推进到中央根据地的腹部。10月10日晚，中央红军开始实行战略大转移。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也由瑞金出发，向集结地域开进。10月16日，各部队在于都河以北地区集结完毕，17日开始，中央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万余人，踏上转移的征途，开始了著名的长征。留下的红二十四师和十多个独立团共1.6万余人及部分党政工作人员，在项英、陈毅等领导下，在中央根据地坚持斗争。
中共中央的领导者在指挥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和突围的时候，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的错误，战略转移变成大搬家式的行动，红军带着许多笨重的印刷机器、军工机器等物资，形成一支庞大、累赘的队伍，造成部队行动迟缓，对于红军打仗极为不利。
按照原定计划，中央红军准备转移到湖南西部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部队准备在那里去落脚。但国民党即在赣南、湘粤边、湘东南、湘桂边构筑四道封锁线，布置重兵进行堵截和尾追。经过一月苦战，疲惫的中央红军，十分艰难地突破国民党军的3道封锁线后，11月25日，中央军委决定红军从广西全州、兴安间抢渡湘江，与蒋介石调集的25个师数十万大军作殊死的拼搏，奋力突破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
11月27日，红军先头部队通过血战，渡过湘江，控制了渡河点，大部队因携带辎重过多，行动迟缓，尚未过江即遭到国民党军夹击。红军各部浴血奋战，损失惨重。12月1日，国民党军发动全线进攻，准备围歼红军于湘江两岸。当日17时，担任掩护中央机关和红军大部渡江的红三军团第34师和红三军团第18团被阻止在湘江东岸，最后弹尽粮绝，大部壮烈牺牲，34师师长被俘。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战，苦战5昼夜的红军，终于突破国民党重兵设防的第4道封锁线，但却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此时的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减至3万余人。
蒋介石判断抢渡过湘江的红军，将沿湘桂边境北上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这确实是当时中共中央领导人在长征前作出的决定。于是，国民党当局在城步、新宁、通道、绥宁、靖县、武岗、芷江、黔阳、洪江地区，构筑碉堡线，集结重兵，以逸待劳，企图把中央红军一网打尽。博古、李德无视敌情，仍坚持按照原计划前进，使红军又处于一个非常危急的时刻，如果不改变原定的计划，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根据敌我双方的军事态势，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北上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西进，到国民党军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去开辟新的根据地。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举行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多数人赞成和支持毛泽东提出的转向方针，但李德等人拒不接受。
中央红军按照毛泽东的意见西进贵州后，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举行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毛泽东的这一正确建议得到与会多数同志的赞同，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的决定》，肯定了毛泽东在通道提出的正确主张，并为中央红军下一步的战略方针作了部署。
黎平会议后，红军经贵州腹地向黔北推进，连克锦屏等七座县城，于12月底占领乌江南岸的猴场（今草塘），12月31日晚至次日凌晨，中共中央在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否定博古、李德不过乌江徘徊于乌江南岸的错误战略方针，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决定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新的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以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这个决定，为遵义会议最后剥夺博古、李德军事指挥权，作了有力的准备。
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为即将召开的遵义会议作了准备，是中国共产党实现伟大转折的遵义会议的前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