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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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沿革：沧海桑田 源远流长 [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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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传统：承前启后 卫国兴邦 [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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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长征：伟大转折 出奇制胜 [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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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汞锰煤电 酒茶林粮 [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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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精华：薪尽火传 贤才代出 [收起]
浙江大学“文军长征”
（注： 浙大遵义校本部大门）
1937年，日寇进攻上海、逼近杭州之际，竺可桢校长毅然率浙江大学师生举校西迁，被誉为“文军长征”。历时两年半，最终抵达遵义地区的遵义、湄潭，在此办学长达7年之久。
2011年10月，浙大校长杨卫在《遵义—浙大西迁大本营》一书的《序》中写道：“浙大西迁办学是遵义人民和浙大人共同创造的巨大精神财富，是浙大校史中最为璀璨的一页，也是遵义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浙大在遵、湄期间培育的求是学风，与红军的长征精神一样，已成为遵义革命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
遵、湄人民热情欢迎浙大的到来，让出若干公房、庙宇祠堂和出租私人宅第作校舍，浙大师生遍布遵义、湄潭城中及永兴镇上。校舍虽然分散、简陋，生活也较艰苦，但一大批杰出的科学家、教授得到保全，数千学子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与熏陶。1941年6月，有教师210人；1944年，有教授、副教授144人，讲师38人，助教110人；1946年，教授、副教授、讲师共201人，助教108人。他们当中包括在全国以至世界享有盛誉的苏步青、王淦昌、陈建功、贝时璋、谈家桢、张其昀、梅光迪、谭其骧、王寿恒、王国松、卢守耕、吴耕民、黄翼、郑晓沧……，将他们凝聚在一起的气象学家、教育家竺可桢校长自然也在此列。在遵、湄学习和生活的学生约4000人，毕业于此的1857人。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当年就在湄潭永兴就读。据1989年统计，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有曾在浙大任教者27人，浙大毕业生40人，这67位一流的科学家中，80%在浙大西迁时期吃过遵、湄的米，喝过遵、湄的水。
浙大人充分利用当时简陋条件进行科研，硕果累累，许多方面处于当时全国以至世界的前沿状态，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赞誉浙大是“东方剑桥”。文学院与农学院的科研，大多结合遵义与湄潭的实际进行，极大地推动了遵义地区地域文化与经济的发展。张其昀主编的《遵义新志》，谭其骧的《播州杨保考》等，对遵义历史文化研究，至今仍有指导意义。农作物及烟、茶、刺梨、五倍子等方面的研究，至今仍在发挥着积极作用。
（注： 浙江大学湄潭校址大门）
浙大面向社会开办教师进修班、青年补习班、民众学校、学术讲座，师生到各中小学兼课，为地方人士子女做家庭教师……，以上种种活动，传播知识，传播新风，对遵义文化教育及社会风尚，产生了极为良好的影响。
坚持正常教学、科研的同时，也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活动（前面相关文章中已述及）；针对国民党的某些反动措施，开展了爱国民主运动，如反对不合理考试制度的反“总考”斗争，反对孔祥熙以权谋私的“倒孔运动”，发表拥护成立联合政府的《国是宣言》等。浙大因此而获“民主堡垒”之赞誉。
浙大离开杭州时，仅有3学院16学系；由遵湄返回杭州前夕，已有6学院25学系、4研究所、5学部、1研究室、1分校、2先修班及1所附属中学，另有工场11所，农场用地300亩。在遵、湄的7年，竺可桢校长倡导的“求是”学风得以形成，是浙大由一所普通大学崛起为全国名校的重要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