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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石彝文的分类及其价值
所属图书：《贵州彝学》 出版日期：2004-07-01

三、金石彝文的分类及其价值

从目前搜集到的金石彝文资料来看，不仅数量可观，而且类别繁多。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金石彝文有不同的分类。根据制作的材料来分，金石彝文可分为金文和石文两类。金文是铸刻在金属器物上的彝文，石文是镌刻在石头上的彝文。金文的制作难度远远大于石文，因此金文少石文多。金文又有铜质器物铭文和铜质印章铭文之分。《明成化钟铭文》是铜质器物铭文。战国“矣诺”铜印和西汉“螳琅”铜印是铜质印章铭文。石文也有岩刻和碑刻之分。直接刻制在自然岩石上的是岩刻，如贵州六枝的《拦龙河桥碑》和云南禄劝的《镌字崖彝文石刻》。把石头打凿錾磨成碑块后再刻上文字的是碑刻。如贵州大方的《水西大渡河建石桥记》。

按文字的制作方式分，可分为刻制文和书写文两种。刻制文是用刻制的方法把彝文刻制在一定的承载物体上。书写文是直接用颜料书写在承载物体上。哀牢系统的岩书彝文较多，《普沙岩书彝文碑》便是这类制品的代表。 ⑧其他地区的金石彝文则以刻制文居多，书写文很少见。刻制文按所刻文字的凹凸类型还可分为阴刻文和阳刻文两种，以阴刻文居多，阳刻文较少。这是由于阳刻的难度大于阴刻之故。四川省叙永县天台山的彝文岩刻是阳刻文，西汉“螳琅”铜印也是阳刻文。

根据金石彝文的制作用途来分，可分为印章铭文、铜钟铭文、记功碑、记事碑、修路碑、建桥碑、封山碑、献山碑、指路碑、边界碑、灵房碑、墓碑等12类。印章铭文和铜钟铭文已如上述。记功碑有《济火记功碑》(亦称《妥阿者记功碑》)，记载彝族第六支系祖慕齐齐的25世孙妥阿哲蜀汉时助孔明南征有功受封之事。记事碑如《普沙岩书彝文碑》，记述太平天国时期哀牢山彝族农民起义军从发动起义到起义失败的简要过程。修路碑如《新修千岁衢碑记》，记述明代水西宣慰使安万铨出资修建大方西面的洛启坡上的道路之事。建桥碑有《拦龙河桥碑》、《水西大渡河建石桥记》等，都是记述修桥之事的。其余各类碑不再一一举例。最后再说说墓碑，这是金石彝文中数量最多的一类。如《彝文金石图录》(第一辑)收入的20幅金石彝文中，有9幅是墓碑碑文。《彝文石刻译选》收入的38幅中，除两幅外都是墓碑碑文。彝族为亡人建墓立碑是汉文化影响的结果。彝族原本实行火葬，无造坟建墓的习俗。但自明末清初之后，由于汉文化的大量传人，彝族地区汉族移民的不断增加，使彝族的火葬习俗与汉族的土葬习俗不能相容，滇黔地区的彝族由最初的被迫强行改火葬为土葬到逐步接受土葬，于是也逐渐接受了汉族建墓立碑的习俗。为保留本民族的文化特点，碑文多用彝汉两种文字刻制，有的彝汉字一并刻在一块碑上，有的彝汉文各立一块碑。从刻制的时间上看，彝文墓碑都是清朝以后的，最早的是清雍正年间的。彝文墓碑清楚地表明了滇黔彝族地区葬俗改变的历史。

以上分类仅仅是笔者的一己之见，是否科学合理还需要深入研究。

金石彝文因其刻制材料的坚固性，不仅保存的时间比纸书彝文长得多，而且能保持刻制之初的原貌，每一件制品都能真实反映刻制时期的真实情况，都是研究那个时期彝族社会文化的宝贵资料。从这个意义上讲，金石彝文比纸写(印)彝文的价值更大。

金石彝文具有多学科的价值，是研究彝族历史文化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料。通过金石彝文，可以了解彝族社会历史文化的各个方面。例如，《镌字崖彝文石刻》一开始就说：“裔承普曲业，君阿维阿俄，臣阿柱矣理，贤师呗旨普，慧匠麻矣昝，奴阿糯哕卓，彼裔皆昌荣。” ⑨清楚说明了罗婺凤氏人赘普曲氏，继承普曲氏产业，建立了君、臣、师、工匠、奴仆等不同等级构成的社会，使我们清楚地了解到彝族在明朝时期的社会结构模式。有趣的是碑文中把君、臣与工匠、奴仆相提并论，说明彝族社会的奴仆与汉族社会的奴仆的地位不尽相同。

金石彝文中记载了不少民俗现象，是研究彝族古代民俗的重要资料。例如，《水西大渡河建石桥记》中有“兴工掘土之前，工匠西立，杀猪作祭，以鸡鸭破土，灯烛辉煌明映”的记载。这说明明代贵州水西地区的彝族，在破土修建之前要举行祭祀土地神的活动，并用猪鸡鸭作祭牲。这种习俗源于彝族对天地自然物的崇拜，在彝族先民的宗教信仰中，视天为父、地为母，天地是最大的神灵。彝文古籍中多处有“天白父，地黑母”的记载。因此，破土修建要举行祭祀活动，禀告土地神，求其庇佑，以保证施工安全，工程顺利。否则，土地神就要作祟，施工中就会祸事丛生。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有这种观念是正常的。

金石彝文更是古代彝族语言文字的宝贵资料，是古代语言文字的“活化石”。通过金石彝文，可以了解古代彝族语言文字的使用情况，了解彝族语言文字的发展史。正是由于发现了战国“矣诺”铜印和西汉“螳琅”铜印等一批早期的金石彝文，才有力地驳斥了“彝文起源于宋代，集大成于元末明初”的错误观点。

通过比较不同时期的金石彝文中的用字习惯，可以看出古今语音的变化。例如，刻制于清代，遗存在贵州大方县松鹤乡的《蚂蚁河桥碑》中，多处以“ ”字替代“ ” 字，这两个字今天的读音完全不同，前一个字读“莫”，后一个字读“恶”，声母不同，按理不能互相替代，而碑文中却多处互相替代，说明在清代的水西地区，这两个字的读音是相同的。仅从这个例子就可以说明金石彝文是研究彝族语言文字发展史的重要资料。

从以上所举的几例中，足以看出金石彝文所具有的多学科的学术价值，需要作深入细致的研究，挖掘其中的精华，为彝族地区的文化建设服务。

金石彝文除了具有多学科的学术价值之外，其在发展彝族地区旅游业中的经济价值也不可小视。发展旅游业，只有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共同开发，才具有广阔的前景。贵州旅游业发展规划中已经注意到了民族文化的旅游开发价值，这是十分可喜的。彝族的金石彝文，其开发前景是巨大的。多次游览红枫湖景区，发现苗寨侗寨热闹而彝寨冷清，就是因为未能展示彝族独特的传统文化，缺乏观赏性的缘故。

目前，对金石彝文的研究和开发利用是很不够，应该加大力度对其进行全面研究，进而进行有效的开发利用。这也是彝学研究和彝族地区经济开发的重要任务。

注释：

①本文所指的彝文，是指属于表意类型的古彝文。

②见《彝语简志))217页。

③见刘志一的《论民族文字的起源、发展和消亡》一文，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1期。

④本书由云南民族出版社1990年12月出版。

⑤两幅铜印拓片见《中国彝文书法选》一书。战国铜印又叫战国“矣诺”铜印，有人认为“矣诺”就是“夜郎”，该印就是夜郎王的手印。西汉铜印的印文译作“螳琅山统辖手印”。

⑥见《大定县志》，贵州省大方县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的重印本123页。

⑦见黄昌寿撰《大方彝文古籍搜集整理情况》一文。

⑧见黄建明撰《彝文碑碣的比较与研究》一文。

⑨见《镌字崖彝文摩崖释译》一书中的《罗婺盛世铭》篇。

贵州彝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