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金石彝文的特点及其成因分析
从目前各彝族地区搜集到的资料来看,金石彝文具有以下两个特点:
第一,金石彝文的地域分布特点是相对集中于彝语的东部方言区。这里所说的相对集中,是指这一地区金石彝文的数量较多,密度较大,精品较多,类别也较多。目前已经公开出版的金石彝文专辑,贵州的《彝文金石图录》(第一、二、三辑),云南的《彝文石刻译选》等都是从东部方言区搜集来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其他方言区就没有金石彝文,只是其他几个方言区的金石彝文从很多方面都不能与东部方言区相比。例如,遗存于贵州省六枝特区境内的《拦龙河桥碑》,是刻制于南朵开庆巳未年(公元1259年)的,文中记载了确切刻制年代,并且是在目前发现的彝文石刻中年代最早的碑文。遗存于贵州省大方县境内的《水西大渡河建石桥记》是目前发现的字数最多(1972字)、书写和刻制工艺最高的碑文,该碑文已被彝文书法研究者选作彝文书法字帖。遗存于贵州省大方县的《明成化钟铭文》则是目前发现的惟一的彝文铜钟铭文。在贵州省的威宁县发现的战国时期的彝文铜印和在云南省昭通地区发现的西汉时期的彝文铜印,是目前发现的仅有的两枚彝文印章 ⑤。上述著名的金石彝文都分布在彝语的东部方言区。
笔者认为,形成以上特点的原因:一是这片地区历史上是彝族的主要聚居区。彝族历史上的六祖分支是在这一地区发生的。分支后,武乍两支往滇南方向发展,糯恒两支向川南发展,布默两支在这一地区发展。这次分支活动促成了后来彝族在我国西南地区的分布格局。这一地区是历史上彝族文化相对较发达的地区,彝族文字在这一地区得到较广泛的推广应用。文字的广泛应用促进了文化的大发展,文化的发展又拓展了文字的使用领域,不仅用文字来写书,也用来制作金铭石刻,于是金石彝文就大量出现了。二是从历史发展的情况看,这片地区的社会较长时期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从笃慕为避洪水迁居洛尼山(约公元前五世纪中期)算起,直到今天的两千多年的漫长历史时期,这片地区一直是彝族的聚居区。彝族先民在这里相继建立了若干地方政权,有的政权延续的时间还很长。如贵州的水西安氏政权“自汉后主建兴三年(公元225年),至康熙三十七年(公元1698年),凡千四百七十四年,世长水西。” ⑥延续了一千多年的政权在中外历史上也是少见的。社会的长期相对稳定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文化的发展使这一地区遗存的金石彝文数量多,质量高。
第二,金石彝文的刻制年代相对集中于明清两代。从目前搜集到的金石彝文资料来看,刻制于明清两代的金石彝文最多,是现存金石彝文的主要部分。例如,《彝文金石图录》(第一辑)辑人的20幅金石彝文,明清以前的有两幅,明清时期的有16幅,无刻制年代的有两幅,明清时期的占总数的80%。大方县彝文编译组在该县境内拓片搜集到的203幅金石彝文,明清以前的只有1幅,明清时期的有147幅,民国时期的有9幅,解放后的27幅,年代不可考的有19幅,明清时期的占总数的72.4%。 ⑦《中国彝文书法选》收入的金石彝文有47幅,其中明清以前的有10幅,明清时期的有30幅,明清以后的有7幅,明清时期的占总数的62.5%。《彝文石刻译选》辑人的金石彝文有38幅,其中明清时期的有28幅,民国时期的有9幅,无刻制年代的1幅,明清时期的占总数的73.7%。
形成这一特点的原因:一是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在西南民族地区实行土司制度,即由少数民族上层人物掌握地方政权——土司政权。土司政权一方面隶属于中央王朝,要受到中央王朝政权的制约,另一方面在其辖区内有较大的自治权,包括允许土司拥有一定数量的军事武装这样的权利。土司政权除了要向中央王朝缴纳承担的贡税和在军事上要受中央王朝派驻各地的都指挥使司的节制外,在其他方面有较高的自主权。这种制度有利于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因此,这一时期是彝族文化繁荣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彝族地区除了大力兴办彝学,培养彝学人才之外,开始接受汉学,学习汉语文,彝汉双语文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因此,从明代起,彝族金石铭文出现了彝汉文并用的现象。只是到了清代的改土归流以后,彝族政权彻底丧失,彝族文化也逐渐衰落了。文字的推广使用和文化的发展都是要政权作为后盾的,明清时期承袭元朝实行的土司制度,使彝族有自己的地方政权。以地方政权为后盾,彝族文字得到广泛推广使用,金石彝文也就大量出现了。二是明清时期大量的汉族移民迁入彝区,带来了比较先进的汉文化。汉学在彝族地区的兴起,汉文化在彝族地区的传播,使彝学吸收了汉学的诸多先进成分,加快了自身的发展。汉文化的冲击改变了彝族的某些传统观念,“树碑立传”意识淡薄的彝族,也开始重视金铭石刻的作用,金石彝文也就大量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