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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所属图书：《贵州彝学》 出版日期：2004-07-01

二

进入阶级社会后，有组织的教育在彝族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出现了多种不同的形式。彝族社会主要靠家支来维系，各个家支为了生存，就必须重视教育。毕摩作为彝族传统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便常常被家支头人请去做教师，并成为头人的幕僚。因此，家支教育中浸透了毕摩文化，而毕摩文化也对家支统治及森严的等级制起到了维护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家支教育不存在了，但毕摩文化对彝族教育发展的消极影响还远未消除。在彝族上层，一向比较重视教育子弟，因此读书识字者较多，在彝族聚居地区，早就有了私塾。在明代以前，彝族实行的是君长制，布摩是掌握彝文的史官、经师，是彝族文化的传播者和继承者，祖摩家的孩子都要到布摩家去学习，布摩传授他们天文、地理、历史、医药等。明朝建立后，彝族君长制被灭，明朝政府出于对巩固统治的需要，对彝族土司可采取怀柔政策，十分重视对土司继承人的教育培养。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曾传谕普定(今安顺)彝族君长者额：“今尔既还，当谕诸酋长，凡有子弟，皆令入国学受业，使知君臣父子之道，礼乐教化之事。”《大定府志》卷五十载：“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乌撒土知府阿能、乌蒙、茫都土官各遣其子弟人监读书。”继后，明王朝为加强对彝族的控制，采取在彝区办教育的措施，于永乐十五年(1417年)设立乌撒军民府儒学，规定凡土司应袭之子弟，都必须送入府、州、县各级入学，未经在儒学读书习礼者，不得承袭官位，故明代彝族的土司子弟都人国子监读儒书。这种做法，在当时的确培养了一批忠于朝廷的彝族上层人士和比较开明的土司。这些受过汉族文化熏陶的土司，对发展彝区生产力，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边陲统一，促进彝族社会文明进步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个别经济富裕而又比较开化的家庭，把子弟送到普通学校学习，接受汉文化，从而参与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文化各方面的活动，为全社会也为本民族的兴盛作出贡献。到了清代，彝族中还出现了秀才、举人。但是从明朝到清朝中叶，彝族读儒书、学汉字的一般都只限于土司、土司子弟。

近代，西方传教士进入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传播基督教、天主教，对民族教育也有一定的影响。有的传教士为没有文字的民族创制了拼音文字，用新文字翻译了圣经，编写了教科书，培养了一批知识分子。1905年英国牧师柏格里在威宁石门坎办了教会学校——光华小学。到1950年前夕，基督教会以威宁四方井为中心创办的彝族地区私立即教会学校共25所。到民国28年，基督教循道公会在威宁彝族地区共建立了22所小学；基督教内地会在以结构为中心的彝族地区建立了教会附属小学69所。

从彝族民族教育的历史沿革来看，彝族虽然接受汉族的文化教育较早，但开初并非自觉要求，更不是封建统治者的栽培，而是彝族人民反抗封建中央王朝的斗争履伏履起，不能平息，明王朝不得已才采取“开文教于夷疆”的手段，这无非是施行“教诲”和“感化”，其实质上是统治阶级想利用教育来达到统治彝族的目的，因此教育被当作了一种统治工具。而且除了20世纪初，教会曾在彝族地区创办学校外，历代的学校都只设在城内而不设于彝族聚居区，教育根本不能普及到下层彝民。解放前，在彝族地区虽然有少量的基层学校，而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剥削制度下，统治阶级推行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少数民族在经济文化方面的发展极不平衡，民族间存在着许多实际上的不平等，同样在教育事业上也是如此，尽管民族教育在不同民族中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但少数民族中的识字者仍然很少，而且识字的人中多是上层子弟，广大贫苦人家的子弟大多处于文盲状态。临解放前，民生凋零，社会动乱，基础较为薄弱的教育面临危机。

新中国成立后从根本上消除了旧社会民族压迫、民族歧视、互相猜疑的对立因素，从政治上和法律上确认了少数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地位，实行民族平等、团结、繁荣的政策，在少数民族地区兴办学堂，扩建学校、配备师资、认真研究检查落实各项民族工作，大力扶持和发展民族教育事业，使民族教育事业不但在数量上有发展，在质量上也有了提高。

贵州彝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