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必须高瞻远瞩。
深层次研究彝文古籍实现“书同文”,不仅是从全彝族人着想,更要从整个中华民族的高度看。彝、汉文古籍同样有关于天、地、人“三皇”和东、南、西、北、中的青、红、白、黑、黄“五帝”的传说记载。这些想像人物的活动地点,当在云贵高原,活动时间当是万年以前,说明他们不光是哪个民族的祖先,而是整个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族人民的祖先。作为彝、汉文书祖而用彝文可破译的刻画文字,我国南方出土的比北方出土的早得多;特别是昆明金宝山出土有距今1.2万年的陶器刻符。这些情况说明:整个中华民族的远古先民,最早活动在云贵高原,而后分布到黄土高原。我们知道:古夷人部族不仅是彝族和彝语支各族的先民,更要看到他们是构成华夏即汉族前身的重要部分。不仅如此,更要看到彝文古籍记载中的希慕遮、希堵左、道孟尼、策耿纪那些远古时期的传说人物,跟汉文古籍相应记载传说中的天皇、地皇、人皇和玉皇大帝,都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远古先民。彝、汉文古籍同样记载有天、地、人形成的“元气论”以及阴阳、五行、天干、地支、八卦、河图、洛书的理论和古天文、历算的创始;同样记载有“三才文化”和“五色文化”。而其最原始、最古老的文化内涵,却留存在彝文古籍记载中。彝文古籍的学术研究价值,主要在于它可以从8000千年以至万年前的中华远古文明提供佐证。再说,彝文及其用之以记载的彝文古籍,一定要走“超方言、通用于广大彝族地区”的道路。超方言通用彝文的特点,在于“固定字形、字义各按方音念读”,即在文字的“形、音、义”三要素中,以“形、义”为主而以“音”为辅,尽管时间、空间变化引起语音变化,而字形、字义是固定不变的,故能完全发挥文字的功能,在不同的方言、土语区能实现“书同文”。若是以“音”为主,即以音用字,读音一变,字形、字义就随之改变,就失掉文字的作用。所以我们对“深层次研究彝文古籍实现书同文”这件大事,一定要“站得高、看得远”,从广大彝区考虑,从国内以至国外发展前途考虑,若其仅就某一方言区的方音口语定字、用字,在滇川黔桂广大彝区不能超方言,不能通用,就不能在各地彝文古籍中实现“书同文”。我们得就此反复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