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不准我下海
这个题目或许会让你把我猜想成一个傻乎乎的人。时下,该已是人尽其才各显神通赚大钱的大好盛世了吧?怎么会谁不准谁“下海”呢?一定是个傻大冒儿。
其实,我一点都不傻。
开学前,跑了趟省城贵阳,目的是买几本教学上的用书。那天买好了书,喜悦着想打道回府,却在一个繁华的自由贸易市场边儿被一个卖牛仔裤的商贩缠住了。
“打价卖了,要不?”她说着凑到我面前。
“多少一条?”我问。
“16元。”
“16不要,5元。”我不想买,便低价还,而且经验告诉说,现在买东西至少要折半还价,否则多半要吃亏。
“10元,只要你买十条以上。我这人做生意就讲个干脆利落。不过你可能买不起,看你这文样。”
她用话激我,但我并未被她所激。我仔细看了看裤子,觉得质地过得去,款式也算流行。心想,带回去赚个路费,砸不出手自己穿,穿他个十年八年或者送人也值。
我就买下了二十条回到家。在县城转悠了小半天,16元一条砸给了一家成衣店。嗨,轻轻巧巧一下赚了120元,乐得我直想对着全世界喊:“谁说我们教书匠不会做生意?”兴奋之余,思绪沉淀:我怎么傻了这么久?都崇尚“下海”的今天,为什么不可以“下海”搞些钱把生活过得风光一点呢?那天的120元就是我日平均工资的二十几倍,如果我当时带回来40条50条或者更多些,多找些店子砸出去那将是多少利润?煞神费油熬几个通宵写教育教学论文发表了也只不过几十元钱;日夜为学生备课改本子做思想教育工作,一批一批把他们送入高一级学校或送入社会“下海”赚钱,累死累活一天才几元钱,一天抽一包劣质乌江烟都还觉得紧巴巴的……这些想法猛烈地怂恿着我或者说鼓励着我,使我觉得这世间上除了“下海”赚钱便什么都不是人干的了。但是,我心底深处还有些舍不得我的学生,我就边教书边琢磨着“下海”的千途万径而且真的“下海”了。然而,别人一心能几用,我这人却一心不能二用,倾心了什么事就会全心身扑上去,一边教书一边“下海”这种两头扯拉着的事我知道什么都不可能干好。于是,我星期一至星期六整个儿思想精力全都放在了如何进货进什么货上了。后来甚至于在紧要时连课也不上了。学校按日平均工资每天扣5元8角,而我却在货上平均每天赚取了被扣去的5元8角的好几倍,运气佳时几十倍也是有的,心慈慈地还想施舍点给学校那些工作努力却仍在受穷的老师们。
的确,人的某些方面主能力价值,不试试连自己也不知道。我算认识了自己在这方面的一点能力和价值。这种能力和价值在时下最是如鱼得水最令人敬佩。
可是,我小康了自己让许多人敬佩了我,却匮乏了我的学生让学生冷眼了我。
我曾经由于教改上的出色成绩而参加过县州级的教学比赛,而且效果显著。我箱子里存放着十多年来许多张县级以上的先进教师、优秀班主任奖状和获奖论文证书。十多年来,我就这么清贫地守着这些逐年增加的我至今依然认为十分珍贵的奖状证件。我原本打算停薪留职或者辞掉工作,却的的确确在心的深处里有些舍不得我的学生。我教过的学生包括现在正在教的学生,很少很少有人不敬佩我。这事令我非常矛盾和伤心。这个问题是那天我讲错了一句话后,才从“海”的深处猛地回过头来意识到的。
那天,我因进货而熬了夜,早上糊里糊涂走进教室上课,看见讲台上有许多灰尘,我就说:“这个柜台怎么搞得这样脏兮兮的?”我把“讲台”说成了卖货的“柜台”。当时我并没感觉到,有些学生笑了起来我才警醒过来。学生的笑当然已不是以前那种被我诱导后领悟了某个知识难点的笑声。有些学生没笑,他们连看都不看我,像对我赌大气似的沉着极为不满的脸。这节课上的是《任弼时同志二三事》。我凭着知识老底子老记忆讲了一通,而其实是不着边际胡言一派,很像那种枯燥无味的政治报告。因为我根本就没备课,也就没法循循善诱没法讲究教法了。好多节课我都是这样过来的,而且学生的作业交上来三个多星期原封未动。我在出外进货时,偶尔想起学生会内疚,但我的内疚被“人的价值的大小是看你每天能赚多少钱”这句言辞淡化甚而被激怒了,我就不信我这把大学的知识搞不过你那些连小学都没读完的“富人”们。我就狠下心把作业备课家访之类的事甩开了。我当然除了被激怒赌气而外更主要的是需要钱。我母亲久病不愈需钱抓药治病;还有我近三十了仍光棍一条,如果某一天有那位好心的姑娘愿意惠顾我,但没钱便不能成全婚事怎么办?没钱也愿成婚的姑娘天底下有的是,但我恐怕遇不上了。
有钱男子汉,没钱汉子难啊!
没钱的汉子难,而没改作业没备课的汉子——我——更难了。这节课下来,我站在寝室里面对那摞作业,呆呆地站了大约十几分钟。站着站着,落满了灰尘的作业本渐渐变成了我脸颊上的两滴泪水。我把门关上,我无声地哭了一场。
无论如何,我要上“海”了,我的学生在呼唤我,他们需要我,他们不准我“下海”。
(发表于1993年4月23日《中国社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