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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驻长顺
所属图书：《天下长顺》 出版日期：2013-12-01 文章字数：4900字

梦驻长顺

引子

20世纪60年代末，中南海发出一个声音，其关键词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21世纪初，中南海又发出一个类似的声音，其关键词为：大学生志愿者支援西部。

前者在知青们的人生时空中显得仓促而错位，青春的履历大多带有蹉跎色彩，但亦磨砺了个人的意志品格。后者是志愿者们在文化、心理都铆足了力量的情形下吹响的号角。志愿者们或支教、或支医、或支扶贫、或支法律等，他们完全出于自觉自愿，他们胸膛里充溢着沸腾的热血，他们包好了在母亲膝上做的关于西部的梦，他们抱定奉献于相对贫穷落后的西部的决心而纷至沓来，融进了西部的晚霞与晨曦中。

陶旭明，你就是这样一位律师援助志愿者。

一

笔者：“只要报名，就能参加律师志愿者行动？”

陶旭明：“不是，是有一些条件和程序的。”

笔者：“哪些条件和程序？”

陶旭明：“首先是通过地区司法局的审核，再次是省司法厅的审核，最后还要司法部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的筛选。主要条件是律师的执业年限（执业年限久的律师相对有执业经验、执业能力和执业水平）。”

笔者：“问一个让人觉得老套而又不得不问的问题：你为什么要到西部来？”

陶旭明极为认真地说：“我在浙江义乌的薪酬可以列入年收入12万元以上的群体。在这里年薪是3万元。“1+1”（一个职业律师加一个法律专业毕业大学生）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给我们律师提供了一个参与社会公益行动的平台，让我有一种良心发现和激情豪迈的感觉，就想着一定要参与，为落后地区干点事情。再说了，一个人在艰苦中磨一磨，能为自己的人生增点阅历。”

2009年上半年，“1+1”中国法律援助西部地区律师志愿者行动拉开序幕。报名者众，但全国准报500名，定额只有30名。这么大的筛选定额比差并未拦住你。你很自信。1994年于浙江政法管理学院毕业后一直从事法律服务工作，至今已十多年，在稠州律师事务所同事和同行中不敢说是出类拔萃，但感觉是特良好的。你心切切地报了名，一关关闯过，成为定额中的一员后，才找了个适当的机会同家人商量。名为商量，但你的的口吻却是“一意孤行”的。见此，家人由犹豫转而纷纷表示赞同。母亲说：“我和你爸身体都还行，去吧。不过，要真心实意为那里的人办事，不要留下个臭名。”妻子说：“孩子我带我管，家里有我，放心去。”事实上，你的“一意孤行”下面当然隐藏着作为人性、亲情的忧虑：父母已年迈、孩子刚上小学，这些都需要既当儿子又当父亲的你在家里打理、照料。

就这样来了。你带着沿海新兴城市义乌的气息，带着一腔热血，于2009年8月2日来到了贵州高原中南部大山深处的长顺县。

长顺县有幸迎来了你。这些年，长顺县招商引资取得较大突破，经济社会发展的车轮即将走完支线匝道而进入高速路，但由于群众法律意识淡薄，上访事件、事端纠纷时有发生，这似乎应验了“经济社会在尚未步入发达阶段前的那么一个发展时期，是各种矛盾、纠纷的高发期”的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说，长顺县的确有幸迎来了你。

二

笔者：“到县局法律援助中心报到后，就接到了案子？一路劳顿，身心不需要调整一下？”

陶旭明：“报到后的第二天就接了一个案子，就立即投入工作。这是个强奸幼女案，非同小可。而8月9日又接手一个抢劫杀人案。我不敢懈怠。”

笔者：“给抢劫杀人案嫌疑犯当辩护律师，这对许多人来说是不可理喻的事，你有这种感觉吗？”

陶旭明：“这是律师的职责。任何犯罪嫌疑人都有为自己辩护和聘请律师的权利。况且，律师参与辩护，也是维护法律正确实施、保障司法人权的重要手段。”

2007年9月，长顺发生一起抢劫杀人案，至2009年上半年告破。县法律援助中心了解到你办案经历的材料背景后，很信任你，把为被告辩护的重任交给了你。在局外人看来，明明是抢劫杀人，判死刑完事。但职业的本能告诉你，不能这样草率。你利用自己十多年来的职业律师经验，认真细微地查阅、分析卷宗，发现了包括法官在内都认同的疑点。你认为，证据必须严谨，证据必须是唯一的。你记起了被誉为辩护大师的美国人路易斯·尼察的名言：一个拥有优势的官司可能会输，而一个处于劣势的官司可能会赢，不是因为审判的糟糕，或者审判程序的不公正，它仅仅因为陪审团或法官只对他们感受到的刺激发生反应，而这些刺激是来源于证据的。开庭时，法官采信了你提出的关于证据上的疑点。完全可以这么说，证据补足、疑点解除后，无论是判死刑还是其他，无论是对于法官还是法律，都是一次尊严的维护。

对于前来要求援助的案件，不是件件都得对簿公堂。你到长顺短短三个月里办理的五桩案件中，就有一桩被当地群众称为“来时气呼呼，去时笑嘻嘻”的案子。

不适时宜且非法的“鞭炮夫妻”在长顺已经绝迹，但在六七年前，它还像一个挥之不去的影子，拖在长顺正向现代文明迈进的身后。“鞭炮夫妻”即是男女结婚不用登记，办一回酒席，放一串鞭炮，就算成婚了。

七年前，陈国海、梁莉这对青年牵手走到一起，就是这样成婚的。他们成家后生育了一个孩子。之后，因家庭小事常吵闹，至2009年感情上出现了裂痕，以致分居各住各家。9月22日，女方就孩子扶养费提起诉讼，到县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寻求援助。受理后，你同长顺县法律援助中心主任何明贵及搭档宁涛（“1+1”大学生志愿者）多次走访男、女双方，发现双方的感情基础还在。你同宁涛商定：下力促合，让双方按《婚姻法》正式登记结婚。你俩总共三次把陈国海和梁莉请拢到一起，用律师的利嘴和普通人的慈善这双重力量，终于在第三次彻底促合成功。女方乐心乐意地撤回起诉；男方美滋滋挠着后脑勺，说以后不会再吵了。你俩在县法律援助中心，为这对男女青年举行了简易而特殊的结婚仪式。喜糖是你掏60多元钱交给志愿者宁涛买来的。在硕果累累的金秋十月里的这一天，县司法局楼上楼下，都在一派喜庆氛围中吃着陈国海和梁莉这对“新”夫妻分送的喜糖。

是么，无论是庭上的辩护还是庭外的调解，律师的职责不是为了挑起争端，而是要化解争端；不是要制造分歧，而是要化解分歧。

三

笔者：“到长顺后，最深的感受是什么？”

陶旭明想了想，神色凝重：“这里太缺少法律服务人员了……，当然，缺法律服务人员不是最重要的问题。”

笔者：“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陶旭明目光投向窗外，似要看透什么：“缺文化。我接办的案子中，当事人大多没文化。一个人没文化就没法接受法律教育。不懂基本的法律，有事了就到处乱闯乱碰，只知道向上找党委政府。这是一种臣民意识，令我痛心不已。这是一个法律工作者的心情，你应该理解。”

知法犯法者让人可怕且憎恶；不知法犯法者让人可怕且痛心。在办案过程中，最令你痛心和思虑的案子有两个：一个是老上访案，当事人是文盲；另一个是强奸幼女案，犯罪嫌疑人也是文盲。

上访案主要涉及医疗费赔偿问题，在县内完全可以解决，但当事人不在县内进行法律诉求，他认为只有高一级的政府才能帮助解决，说：“我没文化，也不懂哪样法，我只晓得大官才能为我申冤。”抱着这样的心理，他把家里的猪、牛等出卖作费用，多次专程到省、州，甚至将到北京上访，称要上访到底。2009年10月28日，当事人可能接受了别人正确的指点，找到了县法律援助中心。你接了此案，多角度疏导，并承诺一定帮助其解决，当事人才放弃继续上访的念头。

在强奸幼女案庭审中，你是辩护律师，你把对文盲犯罪嫌疑人的愤怒深藏于心底，从缺少文化、属于社会问题的角度进行辩护：“辩护人认为，本案被告人之所以犯下如此重大的罪行，与其没有接受教育、是个文盲有很大的关系。没有接受教育，让他失去学习法律的机会；他是文盲更让他无法在社会上接受法制的教育。这是我们的社会值得深思的。”这一辩护词的字里行间浸透着对文盲犯罪的深度忧虑。庭审结束后，你掏出500元钱递给原告幼女的父亲，并说：“好好培养孩子，让她安心地上学。”你是担心幼女被伤害后我们的社会可能会嫌弃和非议她，给他父亲500元钱是希望他的父亲不要轻易放弃自己的女儿。

也就是从这天起，一个看似与法律工作无关而实则紧密相联的行动计划在你心中重重地敲定了——尽最大力量支助贫困学生。

你第一个支助点选在白云山镇边远的摆省小学。那天，你下到村里，首先进了一年级学生陈健的家。其父是个弱智，见生人来了只会嘿嘿地笑。你揭开陈家盛着连一点油星子都没有的残菜的锅，凝视着锈迹斑斑的锅沿，又看看站在旁边衣衫褴褛的小学生陈健，你的心酸了又酸，泪在眼眶里转了又转。你掏出100元钱递给陈健，说：“买件衣服穿……要好好上学。我会经常来看你的。”接下来的贫困学生，你都一一支助了100元，拢共18人。

一个秋雨绵绵的星期六下午，你收到摆省小学王启学老师发来的短信息：“六年级学生陈发香父亲早亡，母亲改嫁，陈发香是同八十多岁的曾祖父生活，并承担着家庭内外的事务。三月前，陈发香在山上放牛时被石头砸伤了脚，因没钱医治，伤口腐烂。现陈发香料理家活和上学都极为困难。”

读罢短信，你心急如焚，立即与那里的支医志愿者联系，而后，在县城转了几家药店，购买了所需的药品和手术器械，于第二日一大早同宁涛等一道前往陈家。经支医志愿者贾绍勋及当地医生等的精心医治，陈发香伤势好转。几天后你再一次前往探访，孩子的伤已经好多了，你心里悬着的石头才落下。

然而，当你了解到整个摆省小学有139名学生都需要支助，否则，中途完全有可能因贫困而辍学时，你猛然觉得力不从心了。

于是，你开始在手机号码簿上排查，把适合的亲戚朋友圈上，然后联系，把这里的情状如实描述给对方。

于是，8月24日，你收到了义乌市张云仙、吴俊夫妇为摆省小学捐来的140个书包、3000支铅笔等价值5000多元的物品；广州塞飞洛公司林小飞与你素不相识，他在媒体上看到你的事迹后，主动与你联系，于10月12日带着公司老总遥遥千里赶来，为摆省小学捐赠1240册图书，并为全校每个学生订制了两套衣服；10月18日，你收到了来自义乌市晨阳英语培训学校徐丽飞老师捐助的400套少儿棉袄、160多双鞋等总共49个大包裹；10月22日，你收到了来自义乌的416双棉鞋，义乌市徐杰商标事务所捐赠1000多双袜子……

于是，这些物资在秋冬交替的时节，在徐徐吹动的略带寒意的高原风中，化为一颗颗、一片片温暖的爱心，搁在孩子们的心里，背在孩子们的腰间，穿在孩子们的身上。令人涕零，催人奋进。贵州高原上的大山们将长久地肃穆远眺，表示对所有捐赠者的真诚敬意。

你欣喜了吗？你说：“欣喜是暂时的，后面的路还长。”这是大实话。在你的心底，这一切都是为了不出现新的文盲，不是文盲就可以接受法制教育，接受了法制教育就会减少犯罪率，减少犯罪就能促进社会的稳定和谐。这一连锁式的工作，把今后的路拉得很长很长。

四

笔者：“你为司法局捐赠车子的事，家里人怎么想？”

陶旭明：“我把长顺的情况介绍后，他们就非常支持了。”

笔者：“听说十一、中秋长假没回家？”

陶旭明：“没回。我爱人8月份来看过我，她回去后告诉母亲我在这里的情况。我妈妈非常让我感动，她老人家打电话要来长顺看我，并表示也要为当地的贫困学生带点什么。她老人家只有很少的养老保险，平时都是我们兄弟姐妹给他们生活费。他们只有省吃俭用的钱。”

因经费紧张，县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连一台办公电脑都购置不起，而下乡办事的车子是一部即将报废的破车，下乡人员经常滞留在路途中。你一个隔吞都不打，掏3700元买来了一台电脑和一台打印机捐给了中心，而后又从工行取出83000元现金，购来一辆“奇瑞”牌小车捐了。司法局的领导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法律援助中心主任何明贵在日记中写道：“陶律师，说你图名图当官吧？根本不是；说你图财吧？更不是，你在长顺的工资才2000多元，不及在义乌的四分之一。”

事实上，你的储蓄并不算多，比起那些百万、千万、亿万富翁来说算不了什么。但这里，你捐出的钱不管数目多少，你捐出的已经不是钱，而是一颗滚烫的心。

你说：“才到长顺三个多月，做梦居然做在长顺了。”是啊，按常理，人们梦中的活动，大多是在长久生活过的故乡，或者做在长时期生活工作的地方。但对于你来说，这种梦并不奇怪。俗话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而你在长顺所思所为的那种全心身投入的劲头，怎么会不使你把梦做在欠开发欠发达的西部长顺县呢？

（发表于2009年12月9日《贵州日报》等报刊）

天下长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