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青海 文化“忙人”

据说贵阳有“十大忙人”。都是何许人？我未曾考究，只知道其中一位文化人名叫杜青海。他个头不高，精力充沛，戴一副高度近视眼镜，在过去没有的士和私家车的年代，又不会骑自行车，全凭两条腿到处跑，能说会道，见面就熟，朋友遍地。他的交际圈中有中央首长，省、市领导，也有平民百姓，上能通天，下接地气。他自己还编了这样一句顺口溜：“一颗红心，两条腿，多用脑子，勤动嘴。”他办事精明能干，有超前意识，但往往瞻前而不顾后，花钱大手大脚，急用时朋友多了好借，却又常常忙得忘了还债，自损了名声。家中有一位贤惠的妻子，养有三个女儿，他成天独自在外天马行空，奔波忙碌，很少顾家，甚至长年往北京等地跑，贤妻虽然顾及感情也颇有意见，人们对他也褒贬不一。由于他的本职工作是群众文化，说话嗓门尖而脆，近似女声，所以其老友、省文联原副主席冀州调侃他：界于男人与女人之间，业余与专业之间，干部与工人之间，好人与“坏人”之间。可以说是刻画得惟妙惟肖。

我与杜青海颇熟，知之较深。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如今他已去世，虽在人们口中“略有微词”，但他有事业心，能办事，思维敏捷，吃苦耐劳，乐于助人，善解难题，却是不争的事实。就我所知，他曾为贵州文化事业做过不少让世人瞩目、非他莫属的事，值得怀念。

一

杜青海生于1935年，安徽人。早年曾任新华社东北分社见习报务员，新华社（北京）国际部资料组剪报员。1956年刚刚20岁出头，他就响应中央号召支援西部，从北京来到贵州，任省监察厅档案员。他爱好文艺，擅长相声、快板、数来宝等说唱曲艺和话剧，利用业余时间参加贵阳市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工人艺术团，1960年进京参加全国职工文艺会演，载誉归来后调入劳动人民文化宫，历任文艺组长、创作组长、艺术团长、文化宫副主任等职，后加入贵州省戏剧家协会，当选为贵阳市剧协理事。

20世纪50年代末，我在大型国企贵阳矿山机器厂工作，厂里有一个“钢花艺术团”，我是副秘书长兼文学创作组组长。1960年5月，在全国职工文艺会演期间，厂艺术团创作演出的舞蹈《苗家进工厂》，被遴选参加贵州代表队，晋京演出。当时杜青海在贵阳市工人艺术团也有演出节目，一起被选上组队晋京，因此对矿山厂很熟悉。他被调到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以后，经常下厂辅导、组织群众文化活动。曾帮助艺术团排练过厂里创作的话剧《扩厂记》，快板剧《周末》，小歌剧《接喜报》等剧目，特别是原创话剧《满师那天》、小舞剧《护粮》、歌舞剧《春风朝霞》等优秀剧目，参加了贵阳市职工文艺调演，受到奖励和好评。1965年，贵阳矿山机器厂文学创作组，被评选为“全国青年文学创作先进集体”，受到国家文化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和全国文联等五部委奖励，进京出席了表彰大会，荣获了荣誉奖状。这其中，除了厂里文学创作积极分子的努力，也包含杜青海长期下厂辅导的心血。

20世纪70年代，由我创作的描写红军长征过贵州的三场歌剧《石花》，在全省文艺创作会议上受到充分肯定，会后由贵阳市文化局决定，组织改稿班，让我补充内容和故事情节，修改为七场歌剧《茨藜红》，同时应市劳动人民文化宫话剧培训班请求，由我修改为八场话剧《山寨火种》，两出以同一故事、不同艺术表现形式的大型剧目，同时参加了贵阳地区文艺会演，双双获得好评与奖励。这种现象是贵州戏剧史上罕见的，演出效果很好，曾在贵阳轰动一时。话剧《山寨火种》在两年时间里，曾由市劳动人民文化宫话剧培训班三次排练公演（导演、演员不同），久演不衰，这个话剧培训班的组织者就是杜青海。

《山寨火种》的演出，造成了不同凡响的社会效应，引起社会各界关注，长春电影制片厂派人来贵阳，通过中共贵阳市委，找到市劳动人民文化宫，要求将话剧改编为电影文学剧本。当时正值“文革”期间，“八个样板戏”大红大紫，提倡“集体创作”，反对“个人名利”思想，经贵阳市委决定，由市文化局牵头，组成了一个“贵阳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厂矿职工业余创作组”（当时工会被造反派“砸烂”，文化宫隶属文化局），由市文化局副局长杨慧琳和文化宫主任文树云担任正、副组长，杜青海作为文化宫文艺组负责人，承担具体组织联络和后勤服务工作。创作组明确我为主要执笔作者，又从矿山厂和贵州轮胎厂选了两名工人业余作者，参加讨论剧本。我们到长春电影制片厂改稿，先后断断续续历时三年多，四赴长影，杜青海一直陪伴于我们身边，自始至终，他都心甘情愿地服务于业余作者，扶持业余作者，在后勤保障工作中任劳任怨，不计较个人得失，立下了汗马功劳。彩色电影《山寨火种》是贵州有史以来由本土作者编剧的第一部彩色故事片，又是我国第一部塑造布依族艺术形象的电影，也是贵州第一部问鼎“百花奖”的电影，现已载入了我国电影史和贵州文学艺术史。这部电影，并非出自专业作家或专业编剧之手，而是由厂矿业余作者创作并获得成功，这其中，杜青海功不可没。

杜青海是做群众文化工作的一把好手，有组织能力，有奉献精神。他有一定的文学功底，在文化宫也算一名“笔杆子”，不仅创作过许多曲艺小品，还曾创作过大型话剧《宝鞭》《东风岭》；并与专业戏剧工作者合作过戏曲《橘乡情》《立此存照》，话剧《云顶山》《春光惹人醉》，儿童电视剧《飞出的石子》等不少作品，还荣获不少全国及省级奖项。如花灯剧《橘乡情》，曾荣获贵州省戏剧创作二等奖和全国少数民族题材剧本荣誉奖，并被收入《中国少数民族戏剧丛书·贵州卷》出版发行。

作为一名群众文化工作者，杜青海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乐于“为他人作嫁衣裳”，甘当一只“红烛”，燃烧自己，照亮他人。1984年，由他组织的“振兴中华职工读书活动”轰轰烈烈，效果显著，被评为全国先进集体，受到全国总工会的表彰。与此同时，他组织的“贵阳市工人文化宫职工报告文学创作组”，组织了近百名职工业余作者，深入全市40多家企事业单位，采写社会典型人物和先进集体，历时将近三年，编辑出版了“新时期的创业者”丛书，共14集200余万字，热情宣传了先进人物和典型事迹。那时，我在贵阳矿山机器厂担任总厂工会副主席，也是这个报告文学创作组的成员，杜青海带着二三十人，到厂里“安营扎寨”，深入生活，采写了近两个月，完成报告文学作品35篇，30余万字，结集出版了《在历史的跑道上》一书，请著名作家、省文联主席蹇先艾作序，贵阳市副市长赵西林，省机械厅厅长林一、副厅长兼矿山厂党委书记李永善等领导在扉页题词。在本厂及全省机械工业系统和工会系统造成很大影响。后来文化宫这个报告文学组被省、市文化系统评为先进单位，在全省推广。1983年7月，还出席了全国总工会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工人文化宫、俱乐部先进单位、先进集体表彰大会，受到表彰，颁发了荣誉奖状。

二

文化宫命运多舛，曾经三易宫址，杜青海在几次搬迁及基建中，都是有功之臣。特别是“文革”期间，坐落于青云路的文化宫，被人以“战备”为名，借以筹备“军管电台”，强占而去，将文化宫职工扫地出门，使文化宫失了“阵地”，无法正常工作和开展活动。在所谓“军管”的高压下，杜青海义愤填膺，勇敢地站了出来，联合本单位同事，四处奔走呼号，市里管不了，省里不理睬，他就写“状纸”，通关系，进京告状。终于挨到“文革”结束，他找到刚恢复工作不久的全国总工会，幸得全国劳模、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王崇伦的支持，把“状纸”递送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习副总理批示贵州省委书记池必卿和省长苏钢，责成贵阳市在南明河畔的朝阳桥头划拨土地，由全国总工会、贵州省政府、贵阳市政府三方面“拼盘”拨款，修建一座新的工人文化宫。杜青海等“文化宫人”见到曙光，兴奋不已，在建筑工地的工棚里，把憋了十多年的劲，一股脑儿释放出来。他们边基建，边工作，做出了许多有社会影响的成绩。

1987年2月，我调任贵阳市总工会常委、市工人文化宫主任。当时文化宫只建好了一栋七层的“综合楼”和两层的“联系体”活动大厅。尚处于在建状态的“工人剧院”，因工程款有缺口，留下了一个半拉子工程，甚至成为被告，被承建方告上法庭。

我上任之后，1988年12月，分管财务的全国总工会李容光副主席来黔视察，我闻讯找到他作了专题汇报。得到李副主席的支持和关心，当即约请贵阳市李万禄、王寿亭和李代胜等主要领导，到他下榻的云岩宾馆协商，决定给贵阳市工人文化宫基建工程投资164．2万元，由全国总工会和省、市各出三分之一。事后不久，贵阳市应承的三分之一款项很快到账。同时，我们又写出专题报告，呈报省委分管工会工作的丁廷模副书记，一并解决……

遵循李容光副主席的指示，1989年3月中旬，我和杜青海一起，专程赴京找到全国总工会。由于他在北京办事轻车熟路，很快就与全总宣传部文艺处联系上。李副主席亲切地接见了我们，亲自领着我们到宣传部和财务部，十分顺畅地办理好拨款手续。随后，杜青海建议，既然到了全总，不妨去见见原贵州省委书记，时任全国总工会书记处第一书记、副主席的朱厚泽同志。我们一道找到朱书记，受到了老领导的亲切接见。朱书记谈到他在贵州工作时，曾直接关心过贵阳市工人文化宫基建的选址，征拨土地和工程设计等问题。中午，朱书记请我们共进午餐，席间交谈中，他关切地告诉我们，丁廷模副书记已来京，在中央党校学习，让我们趁热打铁去找他。

杜青海办事雷厉风行。次日一早，他就借来一辆轿车，我们驱车赶赴中央党校，先找到同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原共青团贵州省委书记，时任团中央宣传部长的叶小文（在贵州时，叶小文曾是贵阳文化宫活动积极分子），通过他，我们很快就见到了丁书记。听了我们汇报以后，丁书记当即就作了非常明确的具体批示，让我们返筑后，找分管财政的张树魁副省长，请他尽快妥善解决。经过这样一番努力，基建款缺口完全填补之后，贵阳市工人文化宫的新大楼于当年全部竣工交付使用。从此，贵阳地区群众文化活动有了一处广阔的阵地，文化宫成为贵阳地区名副其实的职工的“学校和乐园”。

三

杜青海不仅有事业心，还不墨守成规，有开拓创新精神。根据工人文化宫的工作性质，为适应改革开放的发展需要，给企业领导提供联络感情的条件和交流信息的平台，以文化促进经济建设，他找我共同研究，于1987年秋，着手筹备一个“贵阳地区厂长（经理）联谊会”。经过半年时间，他马不停蹄地四处游说奔波，说服了省、市领导，联络了贵阳地区的各大骨干企业，于1988年1月，制订了章程，终于在贵阳市工人文化宫宣告成立。成立大会当天，老省长苏钢等省、市领导同贵阳地区140多位厂长经理出席，盛况空前。会上产生了由省、市领导和企业家共同组成的领导班子。联谊会在改革大潮中，像一艘弄潮的帆船，乘风破浪，一路扬帆航行了五年多时间，每个月活动一次，每次活动必有省、市领导参加。经常举行“企业战略研讨会”，讨论国内外经济发展形势；举办“政府领导和企业家恳谈会”，为企业提供平台，让省、市领导现场解决企业在改革开放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以及举办各种类型的知识讲座，聘请专家、学者为企业家讲课，举办各种联欢活动，联谊会还办了一份会刊《厂长经理信息导报》，每月一期，办得有声有色，图文并茂，深受欢迎。联谊会从多方面为企业家提供条件，通过联谊活动交流感情，交流信息，了解企业情况，适当为他们排忧解难，做了许多好事实事，充分展示了群众文化工作者为基层服务的良好形象。后来，全国总工会朱厚泽主席来贵阳，杜青海得知消息，设法找到他，请他到文化宫和企业家见面，朱厚泽主席在座谈中对联谊会的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杜青海精力旺盛，工作热情高，常常以苦为乐，以苦为荣。在创办了厂长经理联谊会的同时，他还找我商量，创办了一个贵阳地区工人文化宫俱乐部协会。把贵阳地区几十家大、中型企业工会的俱乐部联系起来，组织起来。这些工厂大多数坐落在郊区，他不辞辛苦，不怕跑腿，四处联络，经常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办了不少很有社会影响的事。1988年3月，协会和贵阳市工人文化宫举办了一次“从工人到文学艺术家”成果展览并颁发荣誉证书，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范例。文化宫自1952年5月建立以来，在数十年时间里，从文化宫走出去的作家、诗人、画家、摄影家、编辑、记者等，据不完全统计有二百三十人左右。因此，贵阳市工人文化宫和贵阳地区工人文化宫俱乐部协会报请省总工会和省文联批准，向已是省文联各协会会员的、从文化宫走出去的、有显著成就的文学艺术家们颁发荣誉证书。这年7月1日，表彰大会在工人文化宫隆重举行。当天省、市总工会，省、市文联领导出席。贵州电视台制作了专题片，《贵阳晚报》刊发了典型事迹，社会影响很大。在这次活动中，杜青海是自始至终的得力推手。受表彰的不少人，在成长过程中都曾得益于他。其中有一些后来成名成家的作家、艺术家，如省文联副主席何光渝、余未人，省曲艺家协会副主席弋良俊，市文联主席汤保华、党组书记罗大胜，市文化局创作室剧作家罗醒仁，《贵阳晚报》总编辑管远祚，《贵州都市报》副总编辑黄畅，《健康之友》总编辑张斯侠，《花溪》杂志诗歌编辑叶笛等，这些人还是业余作者时，都曾在文化宫得到过他的培训与辅导。

四

杜青海是一个“工作狂”，他最喜欢哼唱的一首歌曲是《革命人永远是年轻》。退休以后还不歇脚，还不停地工作。他心态好，别看他60岁，70岁，即使80岁了，只当是二三十岁，还要马不停蹄地为社会多做贡献。退休之后，他听说老省长王朝文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之后，对本省“黔菜”很感兴趣，鼓励宣传、研究、推广黔菜，发展贵州饮食文化。于是他就去找到老省长，成立了一个“贵州美食科技文化研究中心”，他担任主任，并兼任《中华食文化大辞典——黔菜卷》编委会常务副主任兼主编。从2002年起，在老省长直接领导下，先后主编或参与编辑了《世界食品经济文化通览》《中华食文化大辞典——黔菜卷》《中国黔菜（理论卷）》《中国食文化墨宝精品集》等大部头文献多部，约400万字，为宣传贵州饮食文化做出了让世人瞩目的贡献。

此外，2010年我找到他，还做了一件重大的事，值得一提。我的侄儿蔡祥，在大学读书时，整理编著了一部《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名录》的党史资料，记述了中央顾问委员会从1982年成立，至1992年撤销，经历十个春秋的全过程，以及前后两届292位委员的简历和照片。资料送到贵州几家出版社，各家出版社都认为题材重大，必须上报党和国家有关机构审查批准。于是蔡祥找到我想办法，我就自然想到了杜青海。他看了书稿二话没说，就一口应承下来。首先我们商量，组建了一个编辑委员会，请原省文化厅厅长王恒富，原省社科院党委书记肖先治，离休老干、省老艺术家委员会主席王呐和贵州省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副主任江明藻等参加，由蔡祥任主编，我和杜青海任副主编。经杜青海多次到北京联系，找到原中顾委委员、原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李锐题写了书名，又找到了原中顾委委员、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写了序言。几经周折，最后确定由北京时代文献出版社出版。出版经费是由杜青海找贵州一家企业出资。2011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本书终于顺利地出版发行。这部书出版以后，影响很大，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领导同志听说了，专门向主编蔡祥索取存档，称赞这是一部很有史料价值的图书。这部书之所以能够问世，杜青海有很大的功劳。

杜青海每天拼命工作，忽略了身体健康。2014年4月初的一天，我接到贵阳市工人文化宫副主任刘桂兰的电话，说杜青海病重住院了。突然到来的消息，使我很吃惊。于是约了王呐老师一道去看他，此时他已被家人从医院接回家里，我们来到他家，才知他患的是食道癌晚期，在医院化疗后生命垂危（病情他本人并不知道）。他听说我们来了，非常高兴地急忙勉强起床，坐在电炉边的沙发上，腿上捂着被子，交谈了近两个小时。他还轻松地说，他正在编辑《中国食文化墨宝精品集》，王朝文老省长写了一封信，让他去找老领导胡锦涛，等他病好了，就要去北京。我们听了，不觉一阵酸楚，心想这人真是，病成这样了，还念念不忘工作。不想次日他又被家人送回医院，几天后，4月8日，他不幸去世。一个20来岁就从北京来支援贵州，在贵州工作了将近60年的“文化忙人”，生命永远定格在7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