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时春 花灯人生

1940年8月17日，我出生于贵州省平坝县。父亲爱唱京戏，母亲常轻声吟唱。受父母的遗传和影响，我从小就是一个生性活泼，爱唱爱跳的孩子。在孩童时代，一个人称“张幺妹”的壮汉，给我单调枯燥的生活增添了许多欢乐的色彩。分明是男子汉，怎么会叫“幺妹”呢？那是因为他爱跳花灯，专演“幺妹”，日子久了人们都叫她“张幺妹”。他弹得一手好月琴，每当吃完晚饭月亮升起，他都要在院子里弹奏，我们附近一群孩子总是闻声而至，成了他忠实的粉丝。他会唱很多花灯调子，至今我还记得的一曲叫《一更月亮起》。以他为主的一个“花灯班”，逢年过节不少人家请他们去跳灯，我们绝对紧随，一次也少不了。

那时，花灯人物的塑造和其他剧种有很大区别，演员穿的就是他们平时穿的对襟衣裤，只是在某个角色的头上顶一张洗脸帕表明身份。应该说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伴随着“张幺妹”精彩的花灯表演度过的。

1957年我初中毕业，考进普定中学读高中。到普定上学必须途经安顺转车。说来也巧，我到达安顺的当天，贵州省花灯剧团正在安顺公演，我立即买票观看。这是一场多么精彩的演出啊，从开场到结束，我一直处于震撼和激动之中。是什么让我震撼？你想，从蓝色粗布的对襟衣裤发展到今天这光彩耀眼的彩绸戏装；从一把黑纸扇发展到今天这满台如彩蝶纷飞的彩绸花扇；从一把自制二胡拉出的嘶哑而单调的琴声，发展到今天这颇具规模的民乐队所演奏出来的悦耳动听的花灯乐曲……一个简单的花灯舞步他们竟然跳得如此舒展优美，一曲简单的花灯小调他们却唱得那样委婉动听。我这个从小观看花灯长大，对花灯充满喜爱的年轻人，面对这样一场崭新的、美不胜收的高水平花灯演出，怎能不感到震撼。看完省花灯剧团的演出，我发自内心，甚至是情不自禁地激动。省花灯剧团的艺术家们，在继承和发展的课题上做出了卓绝的努力，创编出这样一台精彩的花灯歌舞和花灯小戏，将花灯的艺术魅力升华到极其理想的高度。我看完演出便从内心发出“花灯还能这样美呀”的惊叹。我开始从另一高度的层面上建立起对花灯艺术的信心和憧憬。演出结束后我买了一本叫作《花灯选曲》的小册子，回到住处我先选定《开财门》这一唱段，跟着曲谱反复演唱，当晚就唱会背熟，第二天清早我坐上马车，一路哼唱着《开财门》从安顺到普定。

到普定不久，我便知道当地群众有自发性的跳灯活动，比我的老家平坝更热闹，而且政府文化部门特别支持。县文化馆每星期六都要举办文艺联欢会，这个联欢会成了县城一带包括附近乡村跳灯能手们展示跳灯技艺的大舞台。一次我和几个同学去观看，经同学推荐，我上台演唱了花灯调《开财门》。这一唱，被文化馆郑馆长发现，他记下了我的名字。过了两天我接到通知，到文化馆开会，郑馆长主持会议时说：“根据县委宣传部决定，我们今天正式成立普定县花灯演出队，在座的人都是演出队队员，有老师、学生，还有我们从各区社调来的跳灯能手，一共二十五人。从明天起，我们就要正式活动了。”我们花灯队的主要任务是8月份到安顺参加全地区的花灯调演，前半月是扇帕技巧和基本舞步的训练，大家都很努力，很快掌握了小花扇、大花扇、盖扇、团扇、抖扇、扑扇、交扇。舞步有两步半、四方步。经过紧张排练，在地区花灯调演中，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我们的花灯小戏《夫妻参观农展会》《跃进战歌响云天》获了奖，并被选为代表地区到贵阳参加全省花灯剧调演的剧目。1959年，我们在安顺集中排练一段时间后，便到贵阳参加了全省的花灯调演。如果说在平坝我只是一个花灯的观赏者，那么到了普定我便成为花灯的表演者了。

1960年4月我代表安顺地区到贵阳参加全省独唱调演，演唱《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为我伴奏的是贵州大学艺术系教钢琴的教授王良华老师，他的琴确实弹得很好，前奏一起我便进入状态，演唱结束后他高兴地问我是干什么工作的，我告诉他我是普定中学的高三学生。他很高兴，要我一定报考贵大艺术系，并拿出本子记下了我的名字。晚上比赛前王老师像关心自己的学生一样给我打气：“没问题，好好唱。”在台上我们都很投入，我感觉这次比我以往任何一次都唱得好。第二天，受省花灯剧团罗坚团长的邀请，我到他们团做客。罗团长满脸微笑，十分慈祥，对我的演唱给予了充分肯定，他热情地招呼我走进琴房，让负责作曲的张一弦老师为我伴奏，一曲《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演唱结束后，张老师将一首遵义花灯调《六月太阳大》的曲谱递到了我的手上。他给我作了示范演唱后，我照谱哼唱了几次，就跟着伴奏放声演唱。罗团长当即带领我走进排练厅开始正式排戏，出乎意料的是，两遍过后，他就表态“这个节目今晚就上”。原来省花灯剧团正在人民剧场公演。我表演的节目受到了观众热烈的欢迎，掌声异常热烈，大有再来一次的架势。

1960年5月1日，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来到贵阳，省里安排在八鸽岩交际处举办舞会，我在舞会上演唱《六月太阳大》。我心里无比兴奋，能近距离看到周总理并为他演唱，这是多么难得的机会呀！参加完舞会回团后，我收到同学们和我的班主任给我的来信，劝我回校完成自己的学业。我把班主任的来信交给罗团长。他看完后同意我回校完成学业，并给了我一个信封，里面装着我来团这段时间的工资和回校路费。

回校后我顺利通过了毕业考试。接到贵大艺术系在安顺设点招生的通知后，我便到安顺报名，参加专业考试。当我唱完三首歌曲后，他们立即告诉我，专业考试已经通过，回去参加文化考试等待录取通知。我是全校第一个接到录取通知的。贵州大学开学第一天我是第一个到校报到的。进校不到十天，我就被叫到教务处，一个老师拿着一张省委宣传部的调令对我说：“由于党的工作需要，省委宣传部调你到省花灯剧团去工作。”我无可奈何地接过调令，走出教务处，正碰上我大姐到学校看我。见此情况她非常生气，拉着我直奔省委宣传部。接待我们的是汪小川部长的秘书袁廉洁。我大姐说：“袁同志，我兄弟就像树上的果子，还没有成熟你们就把它摘下来，这不合道理吧？”袁秘书说：“有的果子我们把它摘下来用稻草和谷壳也是可以捂熟的，你的弟弟很不错，有的人大学毕业也进不了这些省级文艺单位，你弟弟才进大学人家就指名要，他到那里去肯定会大有作为的。”从宣传部出来，大姐的气好像消了很多。我突然想到罗团长对我的好，总觉得不回花灯剧团对不起他。看来我这一生怎么绕，怎么转，都绕不开花灯这条路了。

第二天我就背着行李到省花灯剧团报到了。罗团长见了我还是像从前一样热情。他的笑还是那样的真诚和暖人。好像他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正式进入花灯剧团后接受的首个任务是担任花灯戏《鸢飞鱼跃》中一个有名有姓的群众角色黄连生。在第一场戏中有一句台词“对面坡前的王老三”，导演要求上前两步，指着对面坡说这句话，我一抬腿，一伸手，动作全是僵硬的，一道白，一口纯正的平坝家乡口音，惹得全场哄堂大笑，我很尴尬。好在导演马上安慰我：“没关系，刚开始都是这样，下去练一练会好的。”下来后我得到谭祖云等老同志的帮助和鼓励，从他们的言谈中我知道，由于自己没有练过舞蹈基本功，在台上是僵的、垮的。没练好圆场功，就走不好台步。于是我下定决心苦练！当时团里的学习氛围很浓。我和一些同志每天都提早起床，练完私功后再参加团里安排的基训。从1961年起，无论春夏秋冬，我们都始终坚持。经过刻苦的训练，我的古典舞基本功和花灯基本功都得到了很大提高。

1961年底团里排练花灯小戏《拜年》，该剧只有两个人物——干哥、干妹。当时团里安排八个男演员演干哥，八个女演员演干妹，由著名花灯艺人刘昆老师来教我们。经过近两个月的学习和排练，我们完成了任务。经过汇报演出筛选，团里选定由我演干哥，叶银斐演干妹。我们的戏和《抢伞》《打舅娘》组成一台花灯小戏晚会，在省内巡演数十场，受到观众的欢迎和好评。花灯传统小戏《拜年》，集黔南花灯舞蹈之精华，充分应用花灯的扇帕技巧，已不是一般浅表性、情绪化的花灯歌舞表演，已发展到应用花灯舞蹈去刻画人物内心、凸显人物性格的高度，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通过排演《拜年》我还有一个深切的体会，《拜年》是一出培养花灯演员的教学剧目。要想演好《拜年》，演员不但要有娴熟的扇帕技巧，还必须具备戏曲演员应有的“四功”“五法”的表演技能，即“唱、念、做、打、手、眼、身、法、步”。花灯戏很少演武戏，所以我认为它的四功应该是“唱、念、做、舞”。一个青年演员学习排演《拜年》的过程，就是他从各个方面提高自身演剧技能的过程。只要他能把《拜年》演好，他就肯定是一个合格的花灯演员。在这个问题上我是有深刻体会的。通过排演《拜年》，我各方面的表演技能得到很大提高，掌握了大量的花灯舞蹈程式和套路，为我一生从事花灯表演艺术事业打下坚实良好的基础。之后在团里排演的大小剧目中我都能胜任主角和其他各种角色，如《陆大用》中的陆大汉，《三里湾》中的张乐意，特别是1972年排演的花灯小戏《追报表》。我在该剧中扮演主角小会计。小会计是一个性格活泼、富有朝气的农村青年，《拜年》中的干哥也是一个阳光、诙谐的农村青年，我把《拜年》中干哥的一些舞蹈程式和套路用来刻画小会计，十分恰当、非常贴切，得到了谭祖云等花灯专家的肯定。

1967年，团里排演大型花灯剧《张思德》，由我出演张思德。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个角色演好。在导演的帮助下，我对剧本和张思德这个人物进行了认真的分析，找到作曲的老师一起，把张思德的每一个唱段，特别是重点唱段都做了精细的处理。经过一个月的紧张排练，《张思德》在人民剧场和广大观众见面了。演出效果极好，观众反应热烈。这段时间我每天都会收到观众来信。来信的有解放军战士，也有工人和青年学生，他们都向我表示，一定要学习张思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通过《张思德》的排演我进入了省花灯剧团主要演员行列。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我们团从1966年到1976年，就排了《张思德》《追报表》和歌舞晚会。《张思德》从1967年演到1972年，每年的歌舞晚会中我都担任男声独唱。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应该是我从事花灯表演艺术的成熟期。1980年我创作并导演的花灯小戏《春风送暖》参加全省文艺调演，该剧获文化厅、省文联颁发的创作二等奖，选编进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贵州三十年戏剧选》一书。1981年我和谭祖云成功导演了花灯小戏《典型人家》，该剧到北京参加了全国戏曲现代戏调演，并获得文化部奖励。1982年我团排演了大型花灯戏《议价爱情》，我扮演了男一号叶建华，该剧演出后反响很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我团的主要演出剧目。1983年我团复排大型花灯歌舞《庆丰收》。导演吴天硕老师要我出演唐二。我很清楚，演唐二比演一个大戏的主角还要难。花灯历来如此，出演唐二的演员必须要有自己的绝活，一出台必须要镇得住观众。我团原来演唐二的是谭万福，万福的绝活是一圈大蹦子。我却有另一种思路，我要把四路花灯精彩的舞蹈程式和套路巧妙组合，这能使唐二出场的这段舞蹈更加丰满，我要充分展示花灯舞蹈的独特韵味，增强可看性。我不用高难度的惊险动作去镇住观众，而是用花灯艺术的强大魅力去征服观众。我认真考虑了两个方案，反复在排练厅推敲，最后得出一个可行方案。节目开排后，我满怀激情地跳了我认真设计的这段出场舞蹈，立即得到导演的认可，在打击乐的配合下舞蹈更有气势。节目排完后，我们在河滨剧场进行了公演。几位安顺花灯剧团的同行来后台看我，罗幼明高兴地对我说：“你的这段出场舞蹈，编得很好，看了很过瘾。”

1985年文化厅任命我和刘贵生为省花灯剧团副团长。当时没有正团长。第一次会议要推选一个人出来管理行政和财务，也就是花灯团的“一支笔”。大家都推举我担任。从当副团长的第一天起，我就立志要把省花灯剧团建成一个具有实力的演出团体。因此，重点抓了两项工作：一是人才培养，二是设备更新。人才培养有两条途径：一是在团里的排练演出中大胆起用新人，让他们在实践中提高；二是送演员到高等院校学习深造。在我任副团长前，我团使用的演出设备都是20世纪50年代罗坚任团长时购置的，已经用了三十年了，破旧不堪。但是更新设备是要钱的，为此我不知多少次向文化厅说明情况，争取支持。上任不到半个月，我就为舞美队购置了十四口崭新气派的铝皮箱，完全淘汰了那些破烂不堪、东倒西歪的藤木箱子。以后每年我都会想办法为舞美队购置一些灯光和音响设备，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团舞美队无论设备还是人员的技术都是省内最好的，1992年西南艺术节在贵阳举办，所有演出场地（省委大礼堂、北京路影剧院、河滨剧场、人民剧场）的灯光、音响、线路及设备的检修、完善工作都是我团舞美队完成的。艺术节中心会场体育馆的灯光音响也是我团舞美队安装操作的。我团的演出实力也有明显提高，1990年省委、省政府要组织慰问团到六盘水慰问广大工矿企业职工，省文化厅经过对比，派我团演出队跟随龚贤永副省长前去完成慰问任务。1991年深圳市残联要在深圳地区举行大型演出活动，找到我省文化厅推荐演出队伍，文化厅推荐我团演出队前去参演。这两次演出都收到极好的效果，《贵州日报》《深圳特区报》都作了专题报道，并都给予很高的评价。

我虽然当了花灯剧团的领导，但我从未离开过表演工作。1986年我团排演大型花灯剧《东方女性》，我扮演了该剧男主角佘大卫，1987年我到沿河扶贫一年，1988年我团排大型花灯剧《两相情愿》，我担任了该剧的男一号洪亮。1989年我团排演青春浪漫剧《相逢不是在梦中》，我担任了该剧的男一号郭金坚。1992年我团排演参加西南艺术节的大型花灯剧《几度重阳》，我扮演了该剧的男一号曾长林。该剧是我在花灯舞台上演出的最后一个大戏。

2009年，时任花灯剧团团长的邵志庆邀请我和叶银斐把传统花灯小戏《拜年》传授给青年演员罗航和胡萍，我们欣然同意。虽然年事已高，我们还是一招一式，一丝不苟地教他们。过了不久罗江禹打电话给我，说省花灯剧团要把“贵州花灯戏”这一项目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份申报书要由她、我、张孝先、罗世侠来写，在她的组织下，我们经过充分讨论，便分头执笔完成了这份近万字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书”。在申报书中，我们对贵州花灯戏生成的地理条件、人文环境，贵州花灯戏的历史渊源、艺术特征、文化意蕴与保护价值作了科学、准确的论述。申报书得到贵州有关专家的认可与好评。国家有关单位收到申报书后，派专家到贵州来考察，要看演出，我和罗江禹又披挂上阵，她演了《打舅娘》，我跳了《拜年》。过了不久申遗获得成功。

2010年省委宣传部发出在全省范围内举办多彩贵州小品大赛的通知，在邵团长的邀请下，我创作了花灯小品《上任》，并由我亲自导演，参加了大赛。经过一次次的比拼，最后获得2010年多彩贵州小品大赛职业组第一名（金黔奖），剧本获优秀创作奖。2013年成立“贵州花灯艺术研究会”，我被聘为顾问，2015年成立“贵州地方戏艺术研究会”，我再次被聘为顾问。通过几十年的努力，我获得了“贵州花灯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的称号，我的花灯人生是完美的，我十分满足、十分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