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文玉 一个作曲家的多彩人生

1987年11月13日，崔文玉的《第一钢琴奏鸣曲》在上海国际音乐比赛上，荣获中型钢琴作品三等奖（总排名为第二名），在一等奖空缺的情况下，这个三等奖也相当于二等奖。他的作品被评委们称赞为“真正钢琴家的作品”“真正像样的中国风格的钢琴作品”。

他使贵州音乐家在国际性比赛中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这一年，崔文玉刚刚35岁。1988年，崔文玉的民乐四重奏《韵》，在300多件从国内外征集的作品中，被选为中国作曲家代表团出席香港国际现代音乐节及亚洲作曲家大会的十件作品之一，年轻的崔文玉和遥远的贵州，再一次在世界乐坛声誉鹊起，让人刮目相看。

1997年，他创作的歌曲《高原，我的家》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第十届“全国广播新歌”金奖及第三届“中国广播文艺政府奖”。1999年，崔文玉的另一首歌曲《老支书》，获贵州省“五个一工程”奖。这些歌曲被拍成音乐电视在中央电视台及省内外电视台播放后广为流传，使崔文玉成为贵州备受全国瞩目的作曲家。他的一系列成功之作，把贵州的音乐创作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提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和高度。崔文玉无疑是当代贵州音乐界的代表性人物。

童年时代：母亲无意间带他走进了音乐殿堂

崔文玉出生在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父亲是山东掖县人，新中国成立后支援大西南来到贵州，是贵阳客车站的驾驶员；母亲是湖南人，是客车站普通职工。父母都有点文化，但程度不高。他家四兄妹，一个哥哥，两个姐姐，他最小。他父母都爱好戏曲，父亲是北方人，喜欢京剧，母亲是南方人，喜欢越剧。父亲成天出车在外，漫长的旅途既单调又劳累，每逢星期天或节假日，就想看看京剧，过把瘾。母亲操劳一周，也想看看自己喜欢的越剧。每到节假日，父母就带着一家人来到大十字附近的百花影剧院门前，父亲进右手边的京剧团，母亲总是带着年龄最小的崔文玉进左手边的越剧团。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崔文玉还是个五六岁的孩子，根本不懂得音乐艺术是什么，完全是一张白纸。但那时，正是中国越剧的鼎盛时期，《红楼梦》《梁山伯与祝英台》《追鱼》等优秀越剧剧目，正在全国各地上演。崔文玉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被母亲无意间带进了越剧艺术的音乐殿堂。

不知是因为越剧艺术的巨大魅力，还是因为崔文玉真是一颗艺术的种子，总之，他一接触越剧，就被征服了。除了那些缠绵悱恻、撼人心魄的爱情故事之外，还有那些美妙的越剧音乐，简直要浸入他的骨髓和灵魂，长时间地缭绕在他的耳畔和心中，让他久久不能忘怀，使他不自觉地陷入一种对越剧音乐的痴迷和忘我的陶醉之中。也许从那个时候开始，音乐的魅力就在崔文玉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永远也无法拔除的种子，使他从此对音乐充满了一种自发的敏感、欲求和贪婪。

从此，崔文玉懂得了在日常的生活之外，世界上还有音乐这样美好的艺术。于是，他幼小的心灵对音乐产生了一种神秘的梦想和追求。从小学五年级开始，他就开始学习吹口琴，吹竹笛，拉二胡，他常常惊异于那样一件小小的乐器竟能发出如此美妙的声音。1961年，他的家庭发生了巨大的不幸，崔文玉的父亲重病半年之后去世了，全家五口就靠母亲每月30多元工资过日子。那种清贫和拮据让人难以想象。每人每月平均6元钱，四个孩子还要读书，那日子怎么过呢？可就是这样艰难而令人沉痛的日子里，母亲也很支持他对音乐的爱好。只要崔文玉提出来，她总是想方设法满足。

中学时代：成为乐器演奏的多面手

1965年，崔文玉上了初中——贵阳市第十三中学，不久就碰上“文化大革命”，学校组织宣传队，崔文玉自然成为其中不可缺少的一员，因为他是个不可多得的多面手。

这时，发生了一个让崔文玉因祸得福、坏事变好事的小插曲。一次演出比较成功，大家都很高兴，老师就在河滨公园给他和另一位同学照了一张相。后来崔文玉细看那张照片时发现，他的左手食指是僵直的，中间两节不能随意弯曲，影响二胡的演奏，这使他大受打击。原来，崔文玉小时候，左手食指中间被玻璃划破过，当时以为是小伤，只随便包扎一下了事，想不到却伤了筋骨，伤好后左手食指的中间两节无法弯曲，给拉二胡造成了障碍。崔文玉很伤心，他把情况告诉了老师。老师想了想说：“唔，你拉二胡可能不行了。”“那么我能学别的乐器吗？”其实，老师也弄不清楚，他思考了一会儿说：“等我翻翻看。”两天后老师告诉他：“你可以学敲扬琴！”

扬琴是什么样子？他根本没见过。但只要是乐器，他都喜欢。听说学校刚买了一架扬琴，还没有人会敲，他就要求和老师去看扬琴。那是一种两排弦的简易扬琴，拨一下琴弦，叮叮咚咚，非常动听，崔文玉高兴极了，立即要求学扬琴。老师同意了，还说：“既然你要学，可以带回家去，一定要保护好，这是学校的公共财产哩！”

这还用说？崔文玉把扬琴带回家里，全家都很高兴，爱护得像眼珠子似的。他没日没夜地敲打练习，还找来许多扬琴曲谱日夜苦练，进步很快。每次学校有演出，崔文玉就站在最显眼的位置敲扬琴。

扬琴是崔文玉一生中最看重的三种乐器中的第一种，它音色柔美、明亮、清越、跳跃，有广阔的音域与极强的表现力，既典雅又绚烂，是东方乐器的瑰宝。通过大量的扬琴演奏，他了解了众多中国乐器和民族音乐的历史与奥秘，一步步走进了中国民族音乐的神圣殿堂。

也就在这时，另一种乐器——手风琴也进入了他的日常生活。那是受他的好朋友付玉良的哥哥的影响。付玉良的哥哥是名年轻工人，喜欢拉手风琴，是一家工厂的宣传队员，他经常把厂里的手风琴拿回家里练，崔文玉去付玉良家玩，就缠着要学。付大哥喜欢聪明的崔文玉，真心诚意地教。但同样的问题又来了。由于崔文玉左手食指不能随意弯曲，手风琴的黑键按不到，如果是一般人，有这样的缺陷，就不会再学手风琴。但这并没有难住一心想掌握手风琴演奏技巧的乐器迷崔文玉，他灵机一动，把手风琴倒着背，用右手按黑键，反拉手风琴。经过日夜苦练，终于学会了，成为全国唯一的反拉手风琴的演奏家，传为美谈。

上山下乡：劳动的感悟，使他与音乐产生了艰难而持久的契合

1968年，崔文玉初中毕业了。他属于老三届，面临着上山下乡，按照当时的政策，有三个“面向”，即面向基层，面向农村，面向工厂。由于他父母都是工人，他可以去贵阳郊区农村。

当时，十三中第一批知青已下到荔波县的朝阳公社，学校组织了一支宣传队去荔波搞慰问。崔文玉那位高他一级的好朋友付玉良也在朝阳公社，在学校他们是一个宣传队的，付玉良吹笛子，崔文玉敲扬琴，两人长期合作，感情很好，何况付玉良的哥哥还教过他手风琴呢！二人分开，双方都觉得是个遗憾，总希望分到一起，互相做伴，再说荔波山清水秀，漳江碧蓝，阳光灿烂，崔文玉也确实喜欢。

于是，他决定放弃到郊区农村插队的优惠条件，慰问结束后，由付玉良在朝阳公社为崔文玉出了接收证明，准备回校后就争取到荔波县落户。但母亲觉得他年龄太小，刚刚16岁，身体瘦弱，劳力又差，不希望他去那么遥远的地方，希望离家近一点，也好照顾。但崔文玉主意已定，决不动摇，朋友情谊、团队精神都在吸引着他，何况付玉良还在荔波等着他呢，不能不讲信用。母亲没有办法，只得同意。崔文玉唯一的要求是，只要有一架扬琴，下去后什么艰难困苦他都不怕。

于是，他做了一个天真的美梦，想让学校把扬琴转让给他。他思想斗争几天之后，终于鼓起勇气向工宣队提了出来，他说：“我就要下乡了，但是我已离不开扬琴，我知道扬琴是学校的公共财物，不能随便借用，能否请学校转让给我？”

不料工宣队员一听，脸色立刻变了，硬邦邦地说：“扬琴是学校公物，就是学校不用，也不能转让给私人！你必须在三天内还回来！”

这简直是当头一盆冷水，迎头一个炸雷，崔文玉觉得马上就要晕倒过去似的，人也似乎闭了气。他含着热泪回到家里，忍不住放声大哭。他最终不得不送还了扬琴。

1969年元月，崔文玉是带着悲哀和压抑去到荔波的。他和付玉良住在一起，他们都感到失望，情绪都很低落。好在生产队的乡亲们对他们很热情，崔文玉开始用劳动来减少心中的烦恼和难过，一天天熬着。好不容易熬了三个月，再也熬不下去了，没有扬琴的日子简直无法承受。于是他又突发奇想，盼望奇迹发生。他开始给母亲和刚刚工作的大哥写信，他希望大哥给他寄15～20元钱，母亲给他寄30元钱，他说，只要能买一架扬琴，在乡下无论怎样艰苦都不在乎了。

但是，他的家庭情况他是十分清楚的。老实说，三个月来，他一直压抑着感情，不想写这封信，不想增加母亲和哥哥的负担，也不奢望能够得到同意，但强烈的情感终于战胜了理智，不把他的愿望讲出来，心里就会更加难受。

于是，他忐忑不安地等待着，既充满着希望，又准备着失望，心情非常矛盾。

可令他想不到的是，一周之后，他大哥很快给他寄来了20元钱，他高兴极了，取钱之后，就和一个同学连夜搭车赶回贵阳。

母亲一见，就说：“我晓得你要回来的嘛，我这里有个存折，你拿去用吧。”崔文玉接过存折一看，只有35．3元钱！这就是母亲这些年来省吃俭用攒起来的全部家当，想到父亲死后母亲的艰难，崔文玉有些不忍地说：“妈，我就取30块，给你留下5块钱吧。”母亲说：“你一块也不要留，全取了吧，我们的日子还能过。”

母亲再一次体现了对儿子的慷慨，崔文玉取了35元钱，就邀了一位叫李永成的好朋友，赶到中华南路的中南文具商店，用50元钱买了一架属于他自己的扬琴。那是他早就看好了的。第二天他就兴冲冲地赶回了荔波。

从此，崔文玉的生活和命运，都将因为这架扬琴而有了意想不到的转机。

如果说，下乡前后因为扬琴的得失去留使崔文玉经历了一次纯属个人内心情感的考验的话，那么，下乡以后的劳动锻炼，则使他经历了一场从肉体到灵魂深处的脱胎换骨。生活严酷、沉重的一面也开始在他面前显露出来。从那以后，他才真正懂得了农村是什么，现实是什么。

首先，他们得跟社员一样出工干活，用他16岁的稚嫩瘦弱的肩膀去承担与农民一样的生活和劳动重担，每天早起晚睡，社员们干什么，他们也得干什么，晚上还得评工分。整天泥里来，水里去，蚊叮虫咬，满身臭汗。一年下来，一个工分只值2角多钱。

这些人生经历和体验，几乎影响了崔文玉的一生和他后来整个的艺术事业。

当然，三个月后他有了自己的扬琴，情况就日渐向好了。一方面，经过一段时间锻炼，身体更强壮，劳动技能也增强了；另一方面，有了扬琴，他经常和付玉良吹拉弹唱，生活充满了乐趣，精神找到了寄托，心里也就轻松了。这时他才发现，老百姓其实是很同情他们、支持他们的。比如他最初的房东大爷，是个质朴淳厚的农民，崔文玉到村里落户时，是大爷赶着马车把他从公社接走的。大爷在全家都住得十分拥挤破旧的情况下，却在木楼上为崔文玉准备了一张干干净净的白木床，那是全家最好的家具。他们要出去宣传演出，大爷总是驾着马车送他们上路，他们演出的时候，大爷一家就在下边安安静静地看，眼里充满了慈祥、热爱和兴奋。后来崔文玉搬到了知青点，他们吹拉弹唱的时候，周围的乡亲们、小伙子、大姑娘，都要拥过来观看，露出真诚的佩服和喜悦之情。崔文玉逐渐融入他们的生活，渐渐变成了他们中的一员。从此，他的演奏中，有了劳动的节奏、丰收的喜悦、欢乐的鼓点、山野的风味、拼搏的艰辛。艺术和劳动，在崔文玉的心中开始了艰难而持久的契合。

一个机遇和人生的转折，正在向崔文玉悄悄地走来。

从宣传队到歌舞团：扬琴带来的命运转机

那是1970年6月，县里决定组织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要从县直属机关和知青中抽人，但主要是从在职机关干部中抽调，在知青中抽得很少。崔文玉是被抽调出来的少数几个知青之一。后来他才知道，这么多知青中选中他的最主要原因是他不但会敲扬琴，而且自己有扬琴。因为当时县里不但没有扬琴，而且没人会摆弄它。扬琴，成了崔文玉在竞争中的独特优势，而同样会演奏乐器的付玉良等人却没有这样的幸运和机遇。母亲给他买的这架扬琴，无意中改变了他人生的方向和道路。

到了宣传队，崔文玉自然是加倍珍惜，加倍努力，日夜苦练扬琴演奏技巧。

1970年，他参加了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12个县在都匀举行的样板戏调演，随后，他又随州代表队到贵阳参加了全省调演。由于崔文玉各方面表现出色，省城调演结束后，被留在了州歌舞团。那个他追逐了多年而不敢妄想的艺术之梦，终于意想不到地实现了！从此，崔文玉进入了他的另一个时期，另一个人生阶段和艺术阶段。

那时候的黔南州歌舞团，宣传任务很重，他们经常要下到全州12个县宣传各个时期的政策，实际上相当于一个“乌兰牧骑”式的轻骑队，要求人员精悍，一专多能。同时，这个团乐器齐备，是个人才荟萃之地，各大艺术院校的毕业生都有。有的人专业水平很高，自然成了崔文玉的学习榜样。

在进入州歌舞团以前，崔文玉虽然喜欢音乐和乐器，但都是自个儿盲目摸索，既没有老师，也没有理论，全靠自己的实践和悟性，还不懂得音乐是什么，想学更多的乐器也没有机会。进了歌舞团，条件好了，他便千方百计地向团里的老师和前辈学习基础理论等各种系统知识，也学习各种乐器。这期间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崔文玉接触了钢琴，并提高了手风琴演奏技巧。在进入州歌舞团以前，他根本没见过钢琴，也不知道钢琴是什么。团里有一位叫肖薇玲的老师，钢琴弹得很好，崔文玉每次听她弹钢琴，都听得入了迷，就诚恳地向她学习钢琴，同时也努力提高手风琴演奏技巧。从此，钢琴、手风琴领着崔文玉走进了一个与民族音乐不同的西方音乐世界。钢琴音色雄浑、宽厚、辽阔，仿佛能包容一切的感觉和音响。贝多芬、巴赫、海顿、肖邦、莫扎特等一大批西方音乐大师进入了崔文玉的视野。他终于发现，在他喜欢的东方民族音乐之外，西方的古典音乐已发展到了相当的高度，是不可忽视和排斥的。一个音乐人要想在音乐上有所作为，不仅要懂得本民族的音乐，还必须了解和熟悉其他民族的音乐。钢琴、手风琴为他打开了另一个通向西方的、也是通向世界的音乐殿堂。

从此，崔文玉就在东方的民族音乐和西方古典音乐中游弋沉浮，民族音乐和西方音乐恰似两股潮水，时刻在他的心中激荡，回旋，交融，一些东西在交融中增长壮大，一些东西在碰撞中过滤消失，而更多的是在交融中互相吸收，互相影响，这就是崔文玉的个人优势，后来他之所以能写出《第一钢琴奏鸣曲》那样的音乐作品，完全得力于他这段时间对东西方音乐的兼收并蓄以及丰富的实践和感悟。

在黔南州歌舞团的8年里，崔文玉跑遍了全州的每一个场镇，走遍了每一个大的村寨，他写了许多曲子，进行了上万次的演出实践。下乡演出，他饱览了黔南的奇山秀水，接触了无数质朴热情的乡亲和基层干部，坐过许多人家的火塘边，吃过许多人家的苞谷饭，他理解他们，热爱他们，他觉得总有一天要为他们喊出一点什么，表达他对他们，对这片养育了他的高原的热爱和呼唤！

奋进的岁月：成为贵州音乐界的后起之秀

1978年，另一个机会又来到崔文玉的面前。“四人帮”粉碎之后，文艺开始复苏，艺术院校也开始招生。1978年9月，崔文玉走进了锦江之滨的四川音乐学院，开始了专业作曲的系统学习。那是一段令他终生难忘的日子，将决定他一生的事业的方向，也是一段激情奋斗的冲刺阶段。许多新的知识需要学习补充，许多新的理论需要掌握运用，许多新鲜的实践需要总结提高。当时他已26岁，年龄已经偏大，作为一个希望事业成功的年轻人来说，时间对他并不很宽裕。因此，他几乎放弃了一切娱乐，抓紧每一秒可以学习的时间拼命学习，强化武装自己。成都是个文化名城，有很多让人流连忘返的去处，但他都没有时间去，只到过武侯祠、杜甫草堂，感到时间紧迫的他，总希望尽快把耽误的时光弥补回来。其间，他还于1980年到上海音乐学院学习一年。

在这四年时间里，崔文玉较好地掌握了当代中外音乐理论的系统知识和作曲的基本技巧，过去丰富的实践和零星感受已上升成为系统的理性认识。这是一个奋进的阶段，情绪饱满的阶段，乐思喷涌的阶段，就在这段时间，他完成了他的得奖作品《第一钢琴奏鸣曲》《钢琴组曲——黔岭素描》《两支长笛与钢琴组曲》等。

三年后崔文玉被正式调到了贵州省文联音乐家协会。

1998年，省音协组织一批音乐家到罗甸大关村深入生活，学习了党支部书记何元亮带领全村战天斗地的事迹，过去农村生活的记忆闯进了他的心中，于是，他很快谱成了《老支书》这首主旋律歌曲。

崔文玉唱的是何元亮吗？是的，但他唱的也是他在农村遇到过的许许多多的优秀基层干部。是他们的脊梁，顶起了高原这片蓝天。这些赞美和颂扬，是他20多年前上山下乡时就孕育积累起来的情愫的瞬间爆发！

时代精神、高原特色、主旋律主题，一直是崔文玉的创作基调和艺术特色。调入音协的十多年间，尽管他的任职越来越多，工作越来越忙，但他仍然创作了大量的器乐作品和声乐作品，先后获奖50多次。2000年12月，中国文联文艺家协会在全国评出100位“德艺双馨”的艺术家，崔文玉是贵州的唯一入选者，也是全国音乐界13位入选者之一，成为贵州音乐界不可多得的人才。崔文玉小小年纪就经历了那样的艰难，却没有因此颓唐和怨艾，而是经由艰难而奋起，走上了一条昂扬奋进的人生之路和艺术之路，完成了他的音乐梦想和人生理想。但在他前进的道路上，还有新的任务在等待着他。

多彩贵州：他和贵州民族民间音乐走向了中国和世界的大舞台

崔文玉于1998年6月被选为省文联驻会副主席，同年8月调到贵大艺术学院任院长，2000年又被推选为贵州省音乐家协会主席。因学院的工作很多，他一直无暇兼顾省音协的工作，但他仍然时刻思考着贵州民族音乐的发展、走向和未来，策划了一个以歌唱贵州为主题的、全国性的歌曲创作活动。他深深地懂得，贵州各民族同胞几千年来创造的音乐文化丰富多彩，完全具备走出大山、走向全国以及世界的可能，是一座现当代音乐家用之不竭的资源宝库。2004年，“多彩贵州”创作歌曲征集评选活动拉开序幕，广告播出后，全国各地歌唱贵州的歌曲雪片似的飞来。时任贵州省省长助理的李军同志作词的《贵州恋歌》也参加了大赛并获了奖。这次大赛共征集1000多首创作歌曲，为进一步唱响贵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04年底，当李军同志作为贵州省委常委和省委宣传部部长到文联来调研时，谈到音乐方面的工作，问崔文玉以后怎么办，这时的崔文玉已经过深思熟虑，胸有成竹。他告诉李军同志，2004年已征得很多歌唱贵州的优秀歌曲，有了家底和底气，2005年，他想搞一个“多彩贵州”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把歌唱贵州的优秀歌曲在全省唱响，并唱到全国去！

李军同志很高兴，很支持，当时主管文化旅游的副省长王富玉也很支持，决心把歌唱贵州的活动搞好搞大，搞出彩，动员全省各地都来参加这次活动。这就是后来闻名遐迩，成为贵州文化品牌，唱响全国的“多彩贵州”文化系列活动的发端。

搞好这次全省性的歌唱大赛自然是个复杂、庞大的系统工程。崔文玉和他的同事们熬了好些个日日夜夜，制定出了一套自下而上、分区分片、逐级选拔的实施步骤及办法。作为省音协主席的他，自然成为这次全省性歌咏活动的中心和矛盾的交汇点。他要处理这个活动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还要指导和参与各地州市歌唱大赛的具体评判和选拔。在全省各地的选拔赛中，崔文玉自然成为各级领导和广大群众寄予希望和关注的中心，也成为这些活动中最苦最累的人。但他同时也成为这个活动中最高兴、最幸福的人。因为通过这些活动，他进一步发现了贵州民族民间音乐的丰富多彩，也发现了一批民族民间音乐的传承者、演唱者。后来成为全国著名民歌手的阿幼朵、穆维平、雷艳等等，就是在这些选拔活动中脱颖而出的。

而最让崔文玉感到骄傲的，是在他的总体策划中，将原生态唱法作为声乐大赛的一个正式类别，与美声唱法、民族唱法和流行唱法并列，这样就使贵州少数民族中这种天籁般的“原生态”音乐大放异彩，并得到了音乐界和广大群众的高度认可，走进了音乐的大雅之堂。无伴奏的侗族大歌、苗族情歌等，都是在这些大赛中产生影响的，此后还多次应邀出国演出，很快风靡了全中国和国际乐坛，把贵州的民族民间音乐推向了世界的大舞台，大大提升了贵州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此外，2006年央视青年歌手大赛也借鉴了这种做法，正式将原生态唱法列入了比赛类别。

贵州的民族民间音乐由此走向世界。崔文玉作为贵州民族民间音乐的继承者、推动者和外宣工作的组织者，自然声名鹊起，受到各方关注。贵州歌手多次参加中央电视台青歌赛，崔文玉都是贵州代表队的领队和负责人，并多次担任青歌赛的评委，成为贵州人的骄傲。崔文玉已成为贵州音乐形象的代表和标志。2014年，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了《崔文玉音乐作品集》（含钢琴作品、器乐作品和合唱作品三册），汇集了他二十多年的创作成就，表达了他对生他养他的贵州大地的无限深情和他对这片土地上多姿多彩的民族民间音乐的眷恋和感恩。崔文玉的作曲导师高为杰先生在《崔文玉音乐作品集》序言中说：“在他的音乐中，汇聚着风格独特的旋律，奇俏多变的节奏与色彩绚丽的和声，它们勾画出形象生动的风俗景观，洋溢着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这一切又都镕铸在他特有的个性和完美技巧之中。他的音乐，全都是奉献给他生命所系的家乡，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这个时代真正的、具有很高建树和贡献的‘中国乡土派’作曲家。”

这就是作曲家崔文玉，一个不曾梦想过出彩的人，却因为对音乐和故乡的深情挚爱，不仅把贵州的民族民间音乐推向了世界的大舞台，也让自己走上了一条成功的多姿多彩的人生之路，成为一个成功的德艺双馨的音乐家，一位出色的音乐工作的领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