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庐山 为《电影评介》呕心沥血

时间从指缝中悄悄流过，转眼间已是2016年！屈指一算，陈庐山老师离开我们已经六年了！

记得2010年7月2日中午，我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电话那头是杨老师急促的声音：“小蒋、小蒋，陈老师走了……”“陈老师走了？走哪里去了？”我急切地询问。杨老师哭着说，陈老师刚刚去世了。怎么会呢？他身体一向不错，前几天还在我办公室聊天呢！我的脑子一片空白。杨老师是陈老师的妻子，她简单地给我讲了事情的经过。她说，当天上午，陈老师吃完早点后，一直趴在书桌上写纪念他的好友、同学朱厚泽的文章。其间休息时，陈老师拿起拖把拖了一下房间，然后坐在沙发上休息。等杨老师过来叫他吃中午饭时，陈老师靠在沙发上已经停止了呼吸……本来，他们夫妻俩约好下午还要去黔灵湖游泳的，陈老师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就突然离开了。突发的情况让杨老师精神崩溃、手足无措。他们的大女儿在广东中山工作，小女儿怀孕正在待产，杨老师赶紧拨通了120急救中心电话，急救中心的人来了却已无力回天……之后，杨老师就打电话给我。我既是公司的负责人，又是陈老师在《电影评介》编辑部工作的同事。我马上安排公司做好一切准备工作，写讣告、悼词、通知有关单位和人员。几天后，当我在追悼会上为陈老师致悼词时，我忍不住流下了眼泪。与陈老师共同工作二十多年的往事，就像电影一样一幕幕出现在我的眼前……

一

那是1982年秋天的一个早上，金黄色的梧桐叶铺满了北京路旁的一条小道。我踏着满地的梧桐叶走进贵州省电影公司《电影评介》编辑部报到。这是一间十余平方米的办公室，一分为二，从中间隔开。外面一间是编辑部主任的办公室，里面一间坐着两位老师，一位是美术编辑彭裕汉老师，另一位就是文字编辑陈庐山老师。窗外，阳光透过高高的梧桐树树冠正好映照在他们的脸上，两张消瘦的脸庞显得格外的和蔼、慈祥。

报到之后，我很快融入他们当中，成了当时编辑部最年轻的、也是唯一的女同志。

陈老师不善言谈，每天从上班到下班都一直低着头在工作，很难看到他的微笑，即便大家都在说笑，也只能看到他微微地点点头，一般不发表意见。厚厚的眼镜片后面是一双饱经风霜的眼睛，让人不敢过多地与他接近。他为什么不愿多言呢？随着在一起工作的时间长了，才从同事那里知道了陈老师坎坷的一生。

1929年，陈老师出生在一个旧军官家庭。其父陈弦秋曾参加北伐战争、抗日战争，1948年，因不满蒋介石挑起内战，毅然回绝蒋军的重任，借病离职，回到贵阳家中闲居。

陈庐山老师自幼好学，中学时就表现出对文学的热爱和对文字的把控能力，1941年到1947年他在贵阳花溪清华中学就读时，曾主编清华中学学报及刊物《狂飙》。最关键的是，在那里，他认识了引导他走上革命道路、从而影响他一生的好朋友朱厚泽（曾任贵州省委书记、中宣部部长）。从此之后，他与朱厚泽、赵西林（曾任贵阳市副市长）、梅德生、李惠华几位好伙伴一起出版《狂飙》壁报、一起编印《清华文学》刊物，在清华中学度过了他人生中最快乐、最美好的时光。在那里，他学到了革命的知识，坚定了跟着共产党干革命的信念。

1947年8月，18岁的他考取南京中央大学外语系，在那里读了大学一、二年级。1948年底，因父亲要回贵阳，他们全家就一起辗转回到了贵阳。从南京回来后，他转入贵州大学外语系继续学习。1949年3月他与朱厚泽、赵西林、梅德森、李惠华等同学怀着满腔热情，加入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组成“五人小组”，秘密地为贵州的解放开展地下工作。

贵阳解放后，1950年陈老师到共青团贵州省委员会工作，任《贵州青年》杂志编辑。1952年，任共青团贵州省委宣传部秘书，随后又兼团省委通讯组组长及《中国青年报》贵州通讯干事。1953年，到北京出席团中央召开的地方团报、团刊总编辑会议。一切似乎都顺风顺水。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57年5月，一场“反右”斗争，让陈老师的人生从高峰跌到了低谷。开始是被降职降薪，但仍留在《贵州青年》杂志社任编辑。1957年11月，被划成右派并判刑送进监狱。究其原因，是因为陈老师在一次谈话中，说了几句不该说的话。陈老师被判刑10年，服刑9年，留在劳改农场度过了13年。在这漫长的22年中，他先后在龙洞堡农场、金华农场、沙子哨农场干过农活、修过公路、写过黑板报。20多年啊！这是人生的黄金时代，而陈老师最风华正茂的时期，却是在监狱、农场里度过的。面对黑黑的牢房，多少次他都萌发轻生的念头。年迈的父母时时刻刻在期盼着他洗清冤屈，早日归来。而这一等就等了22年。幸运的是，他在监狱里认识了杨老师，杨老师活泼开朗，经常写些稿件请陈老师修改，一来二往，两人恋爱了！一般情况下在监狱里是不允许谈恋爱结婚的，他们的恋情只能悄悄地在“地下”进行。可是，不久后，女犯人都要被转移到羊艾农场，这样一来两人想见面就十分困难。还好，杨老师的姐夫在监狱里有个熟人，于是，就悄悄地把陈、杨二人约到农场附近的一个坟堆后面，让他们见上一面。虽然坟堆四周阴森可怕，却挡不住两个相爱的人在那种特殊环境下的相思之情。很快，两人确定了关系，并利用陈老师父亲是爱国人士这层关系，找到有关部门说情，才特批他们在监狱里结了婚。那一年，陈老师已经42岁，45岁时，陈老师才当上了爸爸。

1978年，陈老师得到平反，回《贵州青年》杂志社任编辑。

二

1980年1月，陈老师被同在团省委工作过的《电影评介》杂志的创始人之一葛美老师推荐到《电影评介》编辑部工作。1983年7月，编辑部主任到北京电影学院进修学习，编辑部的主要工作就落在陈老师身上。面对电影市场的变化，面对在贵州办电影刊物遇到的实际困难，陈老师在没有正式任命的情况下毅然担起了重任，带领大家迎难而上。

1985年正是全国群众影评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的时候，许多有名的电影理论刊物刊登专业电影理论工作者的文章居多，很少关注“群众影评”。陈老师带领大家讨论：《电影评介》是“墨守成规”，还是“另辟蹊径”？是“不关痛痒”还是“秉笔直书”？是“急流勇退”还是“逆流而上”？在这样的讨论中，《电影评介》明确了自己的方向：根据自身远离电影中心城市、消息相对闭塞的实际情况，扬长避短，把刊物定位为“做专业的影视工作者和业余影视爱好者之间的桥梁，把广大影评爱好者作为主要的服务对象”。于是，大家在刊物上开辟了《车间论坛》《乡场上》《大学生园地》《新苗》《军营之声》这些接地气的栏目，把工农商学兵当中喜欢电影的人紧紧团结在刊物的周围。同时还开辟了《他山石》《玫瑰园》《争鸣》等栏目，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说，为中国电影的发展建言献策。经过实践，这些栏目调动了普通电影观众参与评论的积极性，敢于说真话、说实话成为当时《电影评介》的一大特色，深受大家的欢迎。

当时有几件事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上海沪西工人文化宫影评协会曾写了一篇文章《工人群众寄语“八一厂”》投给一些刊物，别的刊物都退回了稿件，《电影评介》认为意见提得中肯，对“八一厂”的创作有好处，就刊登了。没想到，“八一厂”的负责同志专门来电话表示感谢。此外，谢晋导演了《天云山传奇》后，获得一片赞扬声。但是有读者提出了不同意见，《电影评介》认为应该给谢晋导演提供一些参考，于是刊发了此文，很快，谢晋导演就让副导演陶玲芬给刊物写了一封感谢信，信中称赞《电影评介》有胆识、有见地，是对电影事业的热情关怀和有力支持。诸如此类的事很多，在此不一一赘述。

1986年，陈老师正式任《电影评介》主编。在陈老师的带领下，1986年4月，《电影评介》编辑部的四位同志到上海召开“评刊会”（我们在上海的读者占的比例最大），听取上海读者对刊物的意见。会上，我们请到了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创作者、导演，请到了上海工人文化宫的工人作者，还请到了原上海市委副书记、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贵州籍老红军陈沂。他们给刊物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也给我们增添了信心。陈沂同志十分激动地说：“没想到，我的家乡贵州还有这么好的刊物，你们是墙内开花墙外香。你们要记住，任何时候，都不要把评论这个特点丢掉。”此后，但凡陈沂同志回贵州，都会打电话到编辑部询问刊物情况。

1990年，由《电影评介》杂志牵头，与北京、上海、贵阳、武汉、哈尔滨、西安的电影评论学会联合举办的“六城市群众影评研讨会”在贵阳召开，大会探讨群众影评的现状及发展方向，听取了各地群众影评代表的宝贵意见，与会代表对中国电影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时任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电影局局长的滕进贤发来贺信：“你们胸怀全局，为电影宣传、评论、发展电影事业、弘扬民族文化，自觉横向联系，这种精神值得赞扬和称颂。”

1991年12月，《文艺报》转发了一篇文章《一种良好的批评风气》。文章称赞《电影评介》“不仅文章短小活泼、内容丰富、体裁多样，更主要的是它敢于大胆批评”“每期总有几篇针对性很强的文章，并且还敢于触及名人巨片”……作为曾经被打成“右派”的主编，陈老师的勇气、胆识和胸怀令人钦佩。

在陈老师担任主编的近二十年中，他始终坚持中国著名电影评论家、电影美学家钟惦棐提出的“曲高和众”的美学思想追求。这是最具大众性艺术电影的美学追求，也是大众影评的美学追求。“和众”既是“曲高”的基础，又是“曲高”的目的；以“曲高”来争取“和众”，靠“和众”来创造“曲高”，这是陈老师一直苦苦追求和实践的，也是《电影评介》杂志获得读者、作者肯定的核心所在。

截止到1999年陈老师退休，粗略统计，《电影评介》历年来的栏目不下二百种，每期的用稿量是七八万字。有时为了鼓励作者，就把多个作者的同类稿件综合在一起，这种综合性的稿件花费了陈老师许多的精力。当时，我们刊物只有四五个人，又没有电脑，排版、校对、甚至发行都是自己做。大量的文字工作都落在陈老师的头上。作为月刊（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半月刊），工作量是相当大的。选稿、编稿、审稿、排版、校对、发行，哪一道程序都离不了陈老师。在他负责《电影评介》工作的十几年中，《电影评介》获得了许多荣誉：1986年被上海工人评为全国最受欢迎的十大电影刊物第二名；1986年10月被北京青年观众评为最受欢迎的电影刊物第五名；1986年在首届中国电影公司、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召开的群众影评工作会上被评为先进集体；1987年中国电影出版社编印的《中国大众影评长编》一书150余篇文章中，《电影评介》的文章占8篇；1990年出版的《影评续集》170余篇稿件中，《电影评介》的占24篇；1991年被贵州省新闻出版局列为重点扶持刊物。难怪陈老师的爱人杨老师说，陈老师回家后，除了吃饭，几乎都是扎在文字堆里。长期伏案工作造成陈老师视力严重下降，多次劝他到医院看病都因工作太忙而耽搁。

一直到退休后，他才到医院就诊。他曾在一篇随笔中留下这样的文字：“高度近视，几十年没有看清过大千世界的真面目，几年前又得了白内障，眼前的万事万物更变得越来越模模糊糊、朦朦胧胧了。不能不自叹：是老了！”短短的文字中，我们从一个侧面看到陈老师对《电影评介》付出的心血。

为了写好这篇文章，我翻阅了陈老师留下的大量的工作笔记。令我印象深刻的，也是出乎我意料的是，陈老师在古稀之年还在努力学习美学。他写道：“学美学不只是研究一种理论、一门学问，而且是建立一种生活态度、进入一种生活境界、获得最高的生存智慧……如果还有二十年的活法，是不是可以分为四个五年来安排（这是2004年写的，陈老师时年75岁）。至少要做三件事：一是学习美学基础；二是写回忆录；三是整理旧作。”

陈老师啊，您走得太早了、太突然了。您还有这么多未完成的事情要去做呢……

三

在《电影评介》工作是辛苦的、也是快乐的，遇到陈庐山这样的老师更是幸运的。我以前是学理科的，1982年调到编辑部工作。对于文字工作，以前只是热爱，但真正要工作起来，遇到的问题不少。刊物人少，工作量大，往往一个人要做许多的工作。我既是编辑，又是记者，还有许多日常事务性的工作。记得1984年，第一次参加大众电影百花奖的采访工作，我紧张得不得了，生怕完不成任务。陈老师鼓励我说：“总要迈开这第一步，迈出去就好了。任务完不成没关系，你要去试试。”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去到济南。当年是杨在葆获得“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我准备去采访他。看见他时，我心跳加快、浑身发抖。但是想到陈老师的鼓励、想到编辑部的信任，我还是鼓起勇气上前与杨在葆聊天。杨在葆和蔼可亲的态度，打消了我的顾虑，让我很快放下包袱进入“角色”，采访取得不错的效果。杨在葆还为刊物题词：“千佛山下，遥望西南，谨向《电影评介》的读者及贵州广大电影观众致敬！”从那次以后，我多次参加“百花奖”“金鸡奖”的采访活动，采访了许多著名的编导演，既锻炼了自己，又为编辑部约了稿。不仅是我，许多刊物的作者，也得到陈老师的指导。安徽的一位老师，对电影十分热爱，写的文章有较高的理论水平，陈老师与他常有电话、书信往来，给他很大的鼓励和帮助。得到陈老师的细心指导后，这位老师进步很快，在全国群众影评大赛中多次获奖，最后调入上海交通大学任教。在《电影评介》最困难的时候，这位老师甚至提出发起募捐活动，帮助《电影评介》渡过难关，被我们婉言谢绝了。在贵州的电影爱好者中，朱小江、郝南飞、刘兴科、陈常青、陈兴蕾等年轻人都得到过陈老师的帮助和提携。

这么多年来，我不知道陈老师瘦弱的身躯中蕴含着多么巨大的能量，不知道他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是为了什么？“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老黄牛”精神是对他最好的写照。他对刊物的热爱、对事业的执着、对信念的坚守一直激励着我，以至于当有更好的工作机会时，我依然选择和他、和《电影评介》一起并肩战斗。陈老师虽然一生跌宕起伏，但内心却波澜不惊、平静如水，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都能保持一颗平常心。他用博大的胸怀，接纳人生的种种不幸，坚守那份淡定和从容。他在笔记本中这样写道：“做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证明自己只是一头倔强的牛（而不是披着羊皮的狼或虎），这是一种什么人生追求呢？并未丧失最起码的人格尊严，决不降低最低的人格底线，它至少包含以下内涵：决不同流合污、自暴自弃、自甘堕落；决不损人利己、靠诋毁别人抬高自己；决不投机耍滑，而是踏踏实实、勤勤恳恳。”陈老师不是共产党员，生前也没有留下什么豪言壮语，他用他的行动践行了一个正直、善良的人最平凡的一生。

结束语

如今这些往事都已成为记忆。每当翻开他留下的一册册《电影评介》时，我都激动不已、感慨万千。《电影评介》记录了我的一段成长岁月，那段与各位老师共同经历的岁月让我终生难忘、终生受益。《电影评介》留下的不仅仅是各位老师为贵州电影发展做出的一点贡献，更记载了贵州电影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的一段难忘的历程。

陈老师去世之前的那天上午，他正在为他最好的战友朱厚泽写回忆录。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无论陈老师处于逆境还是顺境，朱厚泽同志都给予他许多安慰、关心和支持。朱厚泽同志离开工作岗位后始终把个人恩怨置之度外，却一直关注整个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对此，陈老师敬佩不已。朱厚泽同志在他的散文《山之骨》中这样写道：“沉浮之间，身影偶现，时而入人眼目罢了。野气未消，钙性难移，但恐所剩无几矣……当那山之骨从溶蚀它的茫茫酸雨、地下潜流中，从浩瀚的林莽深处、野草丛里，渗过泥沙与岩缝，历经艰辛和曲折，沉寂、蒸腾、散发、扬弃了那乌烟和瘴气之后，它必将重新凝结出来。”我想，他们那一代人很多都是“野气未消、钙性难移”、有着“大山之骨”的汉子！都是我敬佩的前辈！

陈老师带着许多未完成的遗憾走了，也带走了我们的思念。但他的精神却永远留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