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再祥岁月如歌- 贵州数字出版云村寨平台

小学毕业后的一天，我和母亲去杨祖贤家中串门，从长辈们的口中得知省里要筹建“贵州民族学院”的消息。当时，对一个刚小学毕业欲升初中的学子来说，深知“消息”来之不易，金银难买。思前想后，我决定去贵阳上贵州民族学院。

手拿布袋子，里面装的是母亲为孩儿准备的路上的口粮，还有大姐送来的鸡蛋，脚穿草鞋（大哥送的），告别家乡，踏上去贵阳求学之征程。3月底出发，沿着湘黔公路步行8天，干粮吃没了，就去路边农家要口饭充饥，天黑了，在别人家屋檐下露宿。对于一个十多岁的苗家孩子来说，其中遇到的困难可想而知。途经重安江、甘巴哨、马场坪、贵定、龙里，4月初抵达贵阳。经笔试考核后我成为贵州民族学院首批学员。同年7～9月，我参加省人民政府组织的第一批“土改”工作队，在院长朱煜如的带领下，赴贵州省惠水县雅水、摆金等地搞“土改”工作。

从贵州民族学院毕业后，留校为筹建贵州省民族文工团做准备。次年，贵州省民族文工团正式成立，全团分为舞蹈队、音乐队、研究室等，有50多人，当时，我被分到舞蹈队。为了配合当时形势的需要，全团组织排练《芦笙舞》和《人民大团结》等歌舞，我在舞蹈中担任领舞，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时，我表演的藏族舞蹈《藏民骑兵队》、汉族舞蹈《红绸舞》等节目均受到领导和院校学生们的欢迎。为响应“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全团排演了《中朝人民一条心》《反对细菌战》等小型话剧、歌舞节目，政治性强，具有民族特色，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和称赞。20世纪五六十年代，《芦笙舞》成为该团优秀保留节目之一。

1952年9月，西南民族委员会来贵州征调苗族舞蹈《芦笙舞》参加为迎接捷克斯洛伐克国家文化艺术代表团来访举办的联欢文艺演出，当时，我参加表演的《芦笙舞》受到外国朋友的好评。1953年5月，我参加省人民政府组织的慰问团赴晴隆县的边远山区宣传党的民族政策，进行演出慰问活动。同年11月，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下，参加赴朝鲜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演出活动。慰问团总团长是贺龙同志，下设三个分团，我在三分团，刘子毅当团长，马文惠是副团长。10月下旬由贵阳出发，后到重庆停留一周时间进行排练。11月上旬，三分团100多人由重庆出发，到沈阳停留7天进行第二次排练。11月下旬，三分团全体人员随慰问总团一道从沈阳出发跨过鸭绿江，前往朝鲜人民共和国，慰问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志愿军。

1955年4月，在北京参加全国第三届少数民族文艺调演大会期间，我表演的苗族舞蹈《芦笙舞》受到文化界及同行专家们的好评。同年5月，文化部决定征调苗族舞蹈《芦笙舞》进京参加国际演出活动，并将《芦笙舞》列为中国青年文化艺术代表团对外演出节目之一。8月，随中国青年文化艺术代表团赴波兰参加世界第五届青年联欢节。在波兰演出期间，我表演的《芦笙舞》受到各国观众欢迎，使苗族这朵古老的民间舞蹈之花首次登上世界文化大雅之堂，为东西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

我自50年代初毕业于贵州民族学院参加革命工作以来，思想要求上进，能吃苦，好学习，是贵州省歌舞团业务上的尖子和骨干，工作成绩显著，于1956年4月被评为省歌舞团先进工作者。同年5月由省文化局上报省委，派我赴北京参加“全国先进生产者大会”，受到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并合影留念。

1959年在北京参加建国十周年文艺会演以及1980年在北京参加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期间，我表演的苗族舞蹈《芦笙舞》、苗族中型组舞《金色的芦笙又响了》、布依族民间舞蹈《伴嫁歌》受到文化界及同行的好评，并获得优秀舞蹈节目奖，后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成文化艺术片，向国内外发行。1960年，我参加苗族大型舞剧《蔓萝花》在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拍摄工作，之后由文化部推荐赴广州演出，《蔓萝花》得到港、澳同胞及国际友人的热烈欢迎和称赞。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文化艺术团体被指为“封资修”黑线上的产物，文艺工作者们都提心吊胆地过日子。

好不容易熬到1976年，我已四十多岁了，人到中年。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祖国文化园地春意盎然。我将后半生作为新的起点，努力工作，又做出新的贡献。

在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贵州卷）》编撰工作期间，因工作的需要，我被借调到省文化厅艺术处工作。1983年，文化厅领导派我去江苏苏州参加人体速画法经验交流会。同年7月，在贵州省工会招待所举办省首届《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贵州卷）》人体速画法业务骨干培训班授课，为我省培养了一大批骨干。1984年担任《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贵州卷）》副主编，主持安排日常工作。1991年10月，历经八年的辛勤劳动，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贵州卷）》终于定稿付梓，为中国文化宝库增光添彩，给子孙后代留下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

黔岭星空：贵州老艺术家剪影.第五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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