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学达 学而达之

我是原贵州省歌舞团管弦乐队首席，国家一级演奏员，中国民主同盟成员，贵州省音乐家协会会员。

一

我的爱好受到兄长们的影响。长兄学智是位美术教师，他收集了许多介绍俄罗斯名画的画报、不少绘画方面的书刊。他教我认识了“红黄蓝三原色”，告诉我素描和写生如何重要，向我讲述了达·芬奇和他的《最后的晚餐》《蒙娜·丽莎》，米开朗基罗和他的《大卫》《晨》《暮》《昼》《夜》。他告诉我从苏里科夫的《女贵族莫洛卓娃》中那张漂亮的脸上读到了什么，能看到她怎样的心灵；从列宾的《不期而至》中的各个不同的人物体态表情中，看到的是怎样一场戏。我似懂非懂，但觉得很有意思。我那时更喜欢的，是希斯金和列维坦的风景画。一幅幅美景使我心旷神怡。念初中时，同窗张永康邀我和薛银星三人合作了一幅画，刊登在全国发行的少年儿童期刊《红领巾》的封底。初中三年我一直是班上的美术课代表。大家都以为我将来会是一位画家，我自己也为此努力着。

使我移情于音乐的亦是我的兄长。1955年和1956年，学忠和学信两个哥哥先后从朝鲜战场回来。经历了战争炮火的洗礼，他们带回来的不仅是军功章，还带来了二胡和小提琴。琴声曾排遣过他们在山洞坑道里坚守的寂寞，伴随他们度过停战之后仍与美军隔线对峙的许多时光。我从对乐器演奏的好奇开始，逐渐对音乐产生了兴趣，仿佛音乐与我喜欢的绘画有着某种联系。

偶然从收音机里听到了美妙的小提琴声，那是电台播放的捷克音乐家代表团在贵阳演出的实况，是贝多芬的《小步舞曲》。随着琴声，我脑海里出现了欧洲宫廷舞蹈的画面：带着卷曲的假发、衣着华丽的绅士，长裙及地的淑女，优雅地踱步、转身，恭谦地屈体、鞠躬……

一次看电影，是曹禺的《家》。配乐中有一段刘天华先生所作的二胡曲《病中吟》。那如泣如诉的演奏，胜过任何台词的表达和倾诉，让人不禁热泪盈眶。

初中毕业，我被分配到“理科高中”，没有音乐课、美术课，文学课的内容也仅限于报刊社论，功课索然无味。老师在讲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表，我脑子里想的却是这位伟大化学家的同行鲍罗丁的交响音画《在中亚细亚草原上》。伴着浓郁的阿拉伯风格的旋律，鹰鹫盘旋于天空，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的驼队消失在天际。于是，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我已无意在公式和定理上消磨时间。1960年，正值省属文艺团体招生，我以一曲华彦钧的《二泉映月》和一曲马思聪的《牧歌》考入了贵州省歌舞团乐队。

二

有了专属于自己的乐器，有了充裕的练琴时间，我学习分外努力。从清晨起床铃响到晚上熄灯铃响，我每天练琴十多个小时，就餐时间边吃边听唱片，午休时间看书读谱，别人只练一件乐器，我则二者兼顾，小提琴和二胡我都喜欢。乐队首席吴仲堃老师教我用固定唱名法视奏。仅两个月后我便参加了管弦乐队的演奏。二胡没人给我上课，我自己学习了刘天华先生的《良宵》《光明行》《病中吟》《烛影摇红》《空山鸟语》等二胡独奏曲。还与钢琴伴奏邵智贤老师合作演奏了《三门峡畅想曲》。我将小提琴的音阶、琶音练习和一些手指基本功的练习用到二胡演奏上，参照小提琴的持弓方法使右手拇指不再僵直，把小提琴的揉弦动作运用到二胡上，加强了二胡的歌唱性。

1961年，我团创作的大型民族舞剧《蔓萝花》在上海被拍成电影，在与上海电影乐团二胡演奏家合作为舞剧音乐录音时，我被担任音乐总监的著名作曲家王云阶先生选中，担任舞剧二幕中重要的二胡独奏，这段独奏原本是小提琴曲，改用二胡来演奏，其难度让人望而生畏。这是一段徐缓优美的抒情曲，录音时我沉浸在音乐中，克服了紧张情绪，一气呵成，音色、音准、歌唱性等各方面都令人满意，受到作曲家和上影乐团演奏家的称赞。由于种种原因，我已经多年没有拉二胡了，能有这么一段录音随同影片留存于世，也算是值得庆幸的纪念吧。

三

1961年在上海为舞剧录音期间，我有幸得到结识不久的何占豪老师的帮助，到上海音乐学院随沈榕老师学习小提琴演奏。沈老师是苏联专家班的高才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她与俞丽拿各灌有一张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唱片，人们评价她们的演奏各有千秋。沈老师教给我的是小提琴演奏最基本的技术知识，反复强调这些基本功的重要性，她教我的东西让我终身受用，此后再没有人像她那样给我上课。

在艰难而漫长的自学过程中，我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四处讨教，也曾得到过一些老师的指点，但主要还是靠自己看书、听录音，通过演奏和教学实践分析和思考，把演奏作为一门学问来学习和研究。小提琴毕竟是人们公认的最难学的乐器之一，自学谈何容易？

音准问题是每个演奏者终生都要面对的问题。要拉得准首先必须听得准。为使自己具备精准的听力，我通过给钢琴调音定律来锻炼自己的听觉能力，通过耐心细心的反复实践，终于使自己调定的八度内十二个半音的音高与电子仪器测定的音高完全吻合，耗时也越来越短。这样“练耳”的同时，也顺便了解了钢琴结构和发音机制，学会了钢琴的维修。敏锐的音乐听觉对我担任乐队首席、任教和负责专业考评工作都起到了良好的保障作用。我在自学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挫折还很多，我总是设法克服，勇于面对，从不回避和掩饰。

为了提高自己，我参加了中国函授音乐学院为期三年的函授音乐学习，又通过参加国家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获得了音乐教育专业的大学专科毕业文凭。其实学历对我并没有什么现实意义，但对于实践机会丰富的剧团业务工作，理论学习能够学以致用，学习成果能随时得到实践的检验和校正，这是音乐院校并不具备的学习条件。对我这样未受过所谓正规音乐教育的人来说，读书学习尤为重要。结合工作的需求来安排自己学习的内容，对于丰富和提高自己的理论修养、对于工作任务的圆满完成，都是有利的。

小分队下乡演出需要手风琴伴奏，我自告奋勇承担下来，我学到了不少和声知识和键盘知识。此后，我为自己创作的小提琴齐奏曲《彝家乐》编写的钢琴伴奏谱得到了艺术指导、钢琴伴奏邵智贤老师的肯定。

我从书本上学到的和声、作曲和配器知识也运用到我的音乐创作中。我曾为芦笙独奏《草原牧歌》、男声独唱《伐木工人唱太阳》等器乐、声乐作品写过管弦乐伴奏，为本团创作的歌剧《彝凉花朵》谱写间奏曲（月琴独奏与弦乐五部），为大型歌舞《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第二幕作曲、配器（前奏为琵琶领奏与管弦乐）。双人舞《送水路上》（肖联铭编舞）由我作曲、配器，该节目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是省歌舞团的保留节目，多次公演；双人舞《芦笙情歌》（阿略、卯洛编舞）由我根据王化民先生作曲草稿重新编写，并由我负责管弦乐配器，该舞蹈为贵州省歌舞团出国演出节目，赴美洲各国演出。

1979年初，受本团专业指挥的推荐，团部研究决定，委派我担任乐队指挥，对准备代表贵州参加全国少数民族歌舞会演的舞蹈音乐进行初排，我圆满地完成了指挥任务。

1981年，省广播电台创作的广播剧《蘑菇的故事》在全国评比中荣获一等奖，该剧的音乐由我担任指挥。

我自学的内容涉及音乐艺术的许多方面，不仅拓宽了我的视野，开阔了我的胸怀，更重要的是改变了我的知识结构，不再用匠人的目光和态度看待自己的乐器和演奏，而是进到更为广阔的音乐文化艺术空间去探索和翱翔。

四

1962年，在省歌舞团举办的音乐会上，我首次登台表演小提琴独奏，演奏了贝多芬的《F大调浪漫曲》、波隆贝斯库的《叙事曲》等乐曲。同年还担任第一小提琴，组织弦乐四重奏，演出了莫扎特的《G大调弦乐小夜曲》。此后在贵阳、贵定、金沙、都匀等地的演出中，演奏了《新疆之春》《苗岭的早晨》《黎家代表上北京》以及《梁祝》小提琴协奏曲片断。在电视剧《在密林，在山冈》及舞剧《婚碑》的音乐录音中担任小提琴独奏。

1977年，我组织排练了钢琴五重奏伴唱《海港》，在贵阳演出（钢琴裴慧真，第一小提琴犹学达，第二小提琴张元钧，中提琴陈学群，大提琴王鼎伟，演唱曹建文、盛家莉）。此为这种艺术形式在贵州音乐舞台上的首次演出。

1994年，我在贵州师范大学等高等院校举办了三场独奏音乐会。演奏具有比较鲜明的个性，打动了听众，引起了共鸣，报刊对我的演奏亦有溢美之词：“一曲波隆贝斯库的《叙事曲》把听众带入遐想和憧憬中，几乎使人泪涌”，“因为满座，不少同学不得不站着欣赏直到音乐会结束”，“演奏获得长时间的热烈掌声”（见1994年5月24日、6月27日《贵州日报》，8月10日《中国文化报》、《苗岭之声》1994年第4期）。

自20世纪70年代到2001年我退休的二十多年时间里，我担任管弦乐队首席，完成了许多代表贵州形象的重大演出。70年代出省公演；80年代赴京参加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并在人民大会堂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文艺界演出，与来贵州交流演出的歌唱家关牧村、关贵敏、佟铁鑫、柳石明等合作演出；90年代参加第三届中国艺术节演出，在贵阳为江泽民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演出，1997年参加庆祝香港回归的大型演出，1999年赴昆明为世界园艺博览会演出……在这些盛大演出活动中，我均担任乐队首席。我的演奏得到我国著名指挥家、上海音乐学院黄晓同教授的称赞：“犹学达的演奏很准确、稳当、反应快，音乐修养很好。”我可以骄傲地说，我为省歌舞团管弦乐队的成长和建设、演出任务的圆满完成做了应有的贡献。

五

从20世纪60年代初受乐队同行徐永寿之托教他的儿子拉琴，至今50余年，我教过许多学生，这些学生的去向已无法全部弄清。我自1971年兼任乐队小提琴教师，最初随我学琴的三名乐队学员中两人获副高级职称。另一名于1977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他在考场上演奏了难度极大的《帕格尼尼随想曲》，令不少人感到惊奇，纷纷打听，问他是在北京还是在上海学琴，老师是哪位著名教授。他回答说：“我的老师叫犹学达，我在贵州学琴，从未去过外地。”这件事使我高兴，也深感遗憾。高兴的是，我的教学成果能得到我国最高音乐学府的专家的肯定，也是对我几十年艰苦自学成果的验证。使我遗憾的是，为什么人们总看不上贵州，总把精彩归功于北京和上海？然而，让人振奋的是，1995年6月，我收到中央音乐学院小提琴教研室主任、国际比赛评委韩里教授的书信，他在信中说：“学达，你好！朱鸿获得博士学位，我十分高兴，首先想到的是向你祝贺……”

我很感谢韩里教授能从中看到我的劳动，但我决不会贪天之功、据为己有——因为我仅仅是一个耕耘播种的人。

70年代招收的另两名学员，进团前就已随我学琴，其中一名现为国家一级演奏员，任乐队副首席，另一名被美国某大学音乐学院聘为助理教师，提供全额奖学金，攻读硕士学位，毕业后在美国执教。

业余、课余时间随我学琴的学生中也不乏佼佼者，学生张焱报考天津音乐学院本科，获专业免考的待遇，因为经该院主科老师了解，他备考的曲目《帕格尼尼第二十四随想曲》《勃拉姆斯小提琴协奏曲》等的演奏水平已超过了一般高等艺术院校本科毕业生的水平。

这些年来，我收到过学生自北京、上海、成都、香港、青岛、纽约、南卡罗来纳、俄克拉荷马、悉尼、斯图加特等地寄来的贺卡、书信。学生们或执教于国内外音乐学府，或服务于专业演出团体。我尤其感到骄傲的是，学生在国外工作时传播了我的演奏、教学理念，更展现了我们中国人的智慧才能。对于我的小提琴教学，中央音乐学院韩里教授曾这样说：“我最近十年来结识的国内同行中，有不少是在边远地区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工作学习的好同志，他们有相当高的业务水平，教学成果也十分显著。犹学达同志就是这样的一位。他默默地在贵州工作多年，潜心教学，卓有成效。比如他的一个叫朱鸿的学生1977年考入我院本科，我给他上主课和重奏课，1983年在英国梅纽因小提琴比赛中得奖，这里应看到有犹老师的教学功绩。我到四川讲学期间，有的学生也提到曾在犹老师门下学琴，他有一定的影响。当然，绝不止这些，还有不少学生获奖。我特别佩服他数十年热爱这一事业、培养年轻一代，这是很值得赞扬的。”

六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社会活动也占据了重要的部分。

第三届苗岭音乐节期间，我受命与龚克、姜筑二人共同筹办贵州省首届小提琴演奏比赛，在这次比赛中，省歌舞团参赛的青年组三名选手包揽了前三名：第一名曾随我学琴，后毕业于四川音乐学院；第二名和第三名是当时正在随我学琴的学员。

后来，我与龚克等七人共同发起组建贵州省小提琴学会，组织了本省的小提琴考级和比赛交流等活动。

在遵义举办的贵州第二届小提琴演奏比赛，邀请了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校长李向阳、星海音乐学院著名教授李自立，与我和龚克等人组成评委组。此次比赛第一名获得者曾先后随我和龚克老师学琴，现已成为活跃在国际音乐舞台上的青年演奏家，在美国举办过独奏音乐会，还曾与享有世界盛名的大师朱克曼同台演奏巴赫的《d小调二重协奏曲》。

1989年，我与龚克、田丽群等发起组建了贵阳市青少年宫交响乐团，我作为乐团理事和业务指导老师，分担了部分指挥工作，不计报酬，放弃了周末的休息时间，为乐团排练了莫扎特的《第三十九交响曲》以及《瑶族舞曲》等中外名曲赴海南岛演出。

1991年，乐团在贵阳举办了纪念莫扎特逝世二百周年交响音乐会，中央电视台、贵州电视台、《人民日报》《新民晚报》《贵州日报》以及《人民音乐》杂志都作了报道。原中央乐团指挥李德伦写来贺词，文化部高占祥常务副部长为乐团题词。我们的工作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好评。

1997年，我受命编制了贵州省音乐指挥和演奏专业高级职称考试的面试题和标准答案。命题简约并符合我省实情，当年付诸实行。

1998年，我受学会委派，编写了小提琴考级高级别的指导性论文，共七个专题，字数万余，由贵州广播电台音乐台播出。

我翻译了外文专业资料《世界著名音乐家小提琴名曲目录》，供我团同行参考。

我受中国音乐家协会之聘，担任社会音乐考级小提琴专业高级考官直到年届七旬。

2006年，我受贵州大学艺术学院之邀，担任音乐学专业一名硕士生的学位独奏音乐会的评审；受贵州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之邀，担任硕士研究生论文答辩委员会委员。

七

少年时师长告诫我们：“你们是国家的未来，学好本领，将来成为社会建设的有用之材。”回首往事，我首先感恩祖国母亲。国家的强大，社会的发展，制度的进步，使我从一个仅把艺术当作个人爱好、把演奏看作一门可供炫耀的手艺的懵懵懂懂的学生，锻炼、成长为能担当一份社会责任、能为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做一点实事的人。我成为省歌舞团管弦乐队首席，在乐队第一个获得国家一级演奏员专业技术职称，首开歌舞团举办独奏音乐会的先河，参与硕士研究生的评审，为中国首位小提琴音乐博士的诞生垫上一块基石，这些绝不是仅靠个人奋斗能够办到的，是省歌舞团为我提供了学习、研究和施展才能的空间，是领导的关怀、师长的指点、同志的帮助和学生家长的信赖，使我能够学有所成、惠及他人。

如果说社会对于艺术家多以评审、考核、竞赛为限，那么对于艺术爱好者是永远不设限的。华年已度，不忘初心。我愿轻轻松松、单单纯纯地做一个艺术爱好者，为爱，在“追”与“求”的运动中，学而达之，永葆艺术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