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祝平 痴迷眷恋，我的艺术生涯

我的爸妈是南下干部，随二野刘邓大军从太行山转战大西南解放贵州，把我们兄妹几个生在了贵阳。后来举家从贵阳搬迁到了山城思南县。妈妈酷爱唱歌，凡是红歌都会唱，我受妈妈的影响也很喜欢艺术。小时候，思南县里有一个业余话剧团，时常上演经典话剧，如《南海长城》《霓虹灯下的哨兵》《雷雨》等，我总是跟着爸爸的一位公安局的好朋友，缠着他带我去看话剧。因为没有票，我们通常看“锅巴戏”，也就是戏演到最后20来分钟时，剧场的大门打开，可以自由进出看戏，这是我最开心的时候。这个剧团的台柱子就是前贵阳幼儿师范学校的杨汉潜校长，我就是通过她扮演的一个一个美丽的角色认识了话剧艺术。从那时起，我整天做着话剧梦，梦想有一天，我也能在光鲜的舞台上，在耀眼的灯光下，扮演四凤，扮演春妮，扮演许许多多角色。我经常在梦中被响彻剧场的掌声惊醒。

五彩斑斓的话剧梦

话剧，我孩童时期五彩斑斓的梦想，伴随我度过了最美妙的童年！

在梦想中逐渐长大的我，不安分守己，总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激情要倾泻出来，我的青春期躁动不安。

1970年底，有着一点艺术天赋的我，瞒着对演员有成见的爸爸妈妈，演唱了一曲《北风吹》，成功地考入铜仁地区文工团，成为一名演员。

刚到文工团，在我还不懂什么是“大青衣”时，导演便选中我，说我是“大青衣”的料，让我在第一部描写乌江航道的原创话剧中扮演女驾驶员。紧张的我一上台就手足无措，眼睛不敢看台下，说话声音发颤，走路双脚发软，很快我就知道“锅儿是铁倒的”的道理，这时的我才明白，演员饭是不好吃的，仅凭条件好和小聪明而不刻苦用功是当不好演员的。由此我开始了长达四十年的话剧逐梦人生。

那时，只要是全国上演的新剧，我们都要去学习，回来后排练演出，从《枫树湾》开始，《抓壮丁》《香港大亨》《于无声处》《小二黑结婚》《海霞》《江姐》《寻找男子汉》等等，逮着什么学什么。不停地实践演出、演出实践，舞台教会了我创造各种个性迥异的角色，舞台让我在快乐中实现梦想！那时人们收集资料的意识不强，设备不多，不像现在用手机就能记录自己塑造的每一个角色、每一次演出，只有仅存的部分剧照记录了我青涩的成长经历，记录了我实现梦想的点点滴滴。我不记得我扮演了多少角色，每到一个地方演出，观众踊跃地购买戏票，演出结束谢幕时，观众给予热烈的掌声，第二天一早，挂在橱窗里的我的剧照准会被偷走，这让我心底里升腾起一种幸福感。

1983年，我在表演上遇到了瓶颈，于是我突发奇想地要去读书，要去考上海戏剧学院，要去寻找灵感的加油站，要为自己永远拥有五彩斑斓的梦想而深造。老天爷总是眷顾那些执着的人，这年，我是贵州唯一一个考上的学生，骄傲地跨进了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的教室。

徜徉在戏剧殿堂里

在上海戏剧学院学习表演两年，让我如梦方醒。在家乡自我感觉良好的我在那里却像一张白纸。此时与同班同学差距甚远的我像一块海绵吮吸着话剧表演艺术的营养，扎扎实实的声、台、形、表各方面严格、系统的学习与训练，使我的表演能力极大地提升。我心无旁骛，出了宿舍进教室，出了教室到图书馆，食堂、宿舍、图书馆、教室四点一线，枯燥却充实。别人到电视台实习、拍电视剧，都无法把我的注意力从学校转移，只是节假日在夜深人静时，由于深深思念年幼的儿子，我才偷偷地躲到教室的角落紧捂嘴唇无声地痛哭一场。擦干眼泪，装作若无其事的我又走进图书馆，研读那些戏剧理论书籍。我最高兴的事情是许多全新的专业书籍的借书卡上第一个写的是“贺祝平”三个歪歪扭扭的大字。在上戏读书的两年，是我这一生中最幸福最充实的两年，同学们都是在舞台上扮演过许多主角的各个剧团的台柱子，大家在这里一边系统地学习专业表演技能和理论，一边交流舞台实践经验，在这戏剧的殿堂里，我由一名业余话剧表演工作者蜕变为专业话剧表演工作者。

毕业的时候，同学们都相继接到了电视剧组的邀请，参加各种题材的电视剧拍摄，而我思念儿子心切，早早地就买好了火车票、把行李打好包，准备启程回家乡。我记得就在即将坐公交车去火车站那天，一个手摇芭蕉扇，脚蹬大板拖鞋，一身大花褂子大花裤衩的男人来到上戏，正好碰到我，打量我一会儿后告诉我他是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梁庆刚，我这才认出他就是当时很火的《月亮湾的笑声》等多部电影的男主演。他要拍摄一部李保田老师主演的电影《流浪汉与天鹅》（这是李保田老师的成名作），来上戏挑选女演员，问我能否带他去找演员，我欣然答应，不厌其烦地带他看遍了上戏所有班级的女学生，结果都没有他满意的，最后我只好遗憾地告知他上戏的女学生都看遍了，实在抱歉。梁老师这时才笑眯眯地看着我说，为什么不推荐一下自己呢？我十分诧异，告诉他我立刻要坐火车回家了。梁老师斩钉截铁地对我说：“退掉火车票，去拍电影。”拍电影！在那个年代，这是上戏多少学生朝思暮想的事呀，对于我来说，更像是天上掉下来大馅饼一般不可思议。就这样，我跟着《流浪汉与天鹅》剧组去了江苏高邮，在那里待了三个半月，剧组的主创都是当时电影界的大腕，我跟着他们晒黑了皮肤，学会了划船，了解了电影，结识了朋友，是非常愉快的一次艺术实践。由于艺术上精益求精，《流浪汉与天鹅》获得了当年塔什干国际电影节的最佳影片奖，剧组通过邮局给我寄来了200元奖金，钱我没去取，直到现在那张取款单还珍藏着留作纪念。

专业话剧舞台梦的实现

从上戏毕业归来，贵州省话剧团向我伸出了橄榄枝。1989年7月1日，一个终生难忘的日子，我来到了朝思暮想、60年代享誉大西南、号称“上海小青话”的贵州省话剧团，成为一名真正意义上的专业话剧演员。这里云集了来自上戏、中戏的话剧专家、前辈、精英。60年代，人们为一睹话剧艺术家们的风采，连夜排队购票观看演出的佳话传遍了贵州大地，我们从地区来这里会演，看到老师们精湛的表演，就像是享用了一顿饕餮大餐那样过瘾，回去还会和剧团的同事们交流很久，回味很久……

来到话剧团，我得到大家的鼓励和导演的重用，在《小院春秋》《母亲河》《巧妇可为》《傩愿》《疾风劲草》等多部话剧中担任女一号或主要角色。晋京演出、在各种比赛中获奖，我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宣传部、文化厅、话剧团的各级领导给了我许多的荣誉。我忘不了在话剧团珍贵的十六年，这是我感受话剧艺术魅力的十六年，是我享受话剧艺术快乐的十六年，是我沉浸在五彩斑斓话剧梦中的十六年。

挥之不去的眷恋

1994年11月，我主演的话剧《母亲河》在北京上演，《戏剧电影报》记者张向阳女士看后很激动，前来采访我。我给她的印象竟是“一只飞向戏剧之火的流萤”，她说我“多少有点像一只飞蛾——以无法遏制的热烈激昂和与纤弱之躯不相匹配的惊人能量，鞠躬尽瘁九死一生地扑向理想之中的光辉之源”。我哭了，我觉得她太理解我了，理解我从艺28年对戏剧舞台的痴迷和挥之不去的眷恋，这份痴迷与眷恋使我能终生矢志不移，去追求、去寻觅、去拼搏，乃至献身于戏剧之熊熊烈火中。记不清是哪个国家有一部电影叫《红舞鞋》，我很像那里面的舞蹈演员，似乎有一件具有魔法的衣服套在我身上，着了魔似的，就想演戏。一进排练厅，一上舞台，进入了角色，全身就有使不完的劲儿，不知疲倦地演呀演呀。回首过去，人生漫漫，28年10220天，除了演员这一行外我什么都不会也什么都没有干过。人们说我痴、说我傻、一根筋、一条胡同走到底。确实是，我几乎把10220天的日日夜夜全浸泡在这一行之中。再回首，人生短暂，28年来我扮演过江姐、小芹、海霞、何芸、美霞花、陈霞、小夏、黄远秋、周琦、许玉文、罗三嫂、林巧珍等近百个人物，但我时常对自己说：不行，不能停下来，我还未扑到那戏剧之熊熊烈火中，继续飞吧——我真的太痴迷戏剧艺术，对她，总有挥之不去的眷恋。

用真情去塑造角色

记得1970年末，我刚参加工作，我的启蒙老师告诉我“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演戏”。也记得1983年考入上海戏剧学院后，老师告诉我的“用心灵去感受角色，用真情去塑造角色”。还记得一位导演告诉我“只有打动自己，才能打动观众”。这些年来，我记住了，从未忘却。每一次接受角色，每一次手捧剧本，每一个人物的创造，我都认认真真，饱含激情地去进行人物形象创造，跋涉于人物的心灵旅程之中，去触摸每个角色的肌体脉络，去寻找每个角色的行为轨迹，去探索每个人物的内心世界，去体验每个角色的情感生活，随他们的快乐而快乐，随他们的痛苦而痛苦，喜怒哀乐、举手投足都不敢有一丝半毫的弄虚作假。每一次排练、对词、拉调度、走台、连排、合成、公演我都一丝不苟地对待。没有体验到的、没有理解透的、没有把握住的，我不敢乱演，怕导演失望、怕对手嘲笑、怕观众伤心，更怕损害了自己饰演的角色形象。因为我珍爱她们——我所扮演的每一个角色，都凝聚了编、导、演以及各部门的心血，我不能让她们黯淡无光。我一直是这样努力地做着。用真情拥抱角色，用真情塑造角色。

卖掉钢琴京城寻梦

1991年秋，文化部发来文件邀请贵州省话剧团的话剧《小院春秋》晋京演出，可是阴差阳错，文件居然躺在了省文化厅一位处级领导的抽屉里，由此我们错过了一个晋京演出的机会。后来文化厅领导为了安抚我们，派我们去北京观摩。珍贵的几天时间，我们跑遍北京看了当时晋京演出的所有剧目。

观摩完后，我那颗不安分守己的心又开始躁动，越来越强烈的学习欲望在燃烧着。鬼使神差地，我去了中央戏剧学院找李保田老师，想去看看中戏学生上课。在中戏办公大楼的二楼我碰到了当时中戏导演系的白轼本老师、苏宇老师，他们问我有什么事，我说找李保田老师看看课。两位老师热情地带我去了导演系办公室见到了鲍黔明主任。三位老师了解我的情况后极力动员我到中戏导干班进修，还用“毕业时能在北京话剧舞台上演女一号”来说服我。对话剧艺术痴迷的我来了劲儿，转身跳上回贵阳的火车，到家后，卖掉了钢琴、借了学费北上，开始了“京城寻梦”。来到中戏，回到课堂的我又铆足了劲儿学习，当学生的感觉真好，我像海绵般吮吸着话剧导演艺术的营养。可是由于我没有参加全国统一考试，始终无法办理正式的学籍。在中戏导干班短暂的半年学习后，我成了贵州最早的北漂族之一，辗转于北京各个电视剧组、电影剧组。记得那时我正在湖南岳阳拍摄的电视剧快杀青了，白老师来电话问我愿不愿意去央视做场记，推荐我到中央电视台《一村之长》电视剧剧组。场记可是通向导演之路的开始，我毅然决然地放弃了潇湘电影制片厂厂长周康渝导演的“主演女一号”的邀请，到了央视《一村之长》剧组干起了场记工作。

皇家摄制队里的锤炼

《一村之长》制片主任张增祥老师曾是贵州省话剧团的演员，他受中戏白老师之托，为我物色了这个工作。可是我从未干过场记，硬着头皮在北京38摄氏度的高温下把自己锁在外交部招待所里，汗水直冒，咬牙把电视剧《一村之长》的场景表做了出来放在导演的桌上。经验丰富的朱导演只看了一眼场景表就对我说：“你骗了我，你根本没有做过场记。”我那时很难堪，但是我诚实地告诉他，我并没有骗他，因为我从没有说过我做过场记，是老师想让我获得这个机会，介绍我时使用了善意的谎言。在央视出了名的工作严格到魔鬼程度的朱导演，看到满脸汗水的我和我用笔一字一字写出来的不规范的场景表，可能是我执拗的性格打动了他，破例留下了我。我就这样在号称“皇家摄制队”的央视摄制组里开启了我影视导演、制作学习的经历，我从完全陌生到熟练工作，兢兢业业没有出现任何差错，剧组各个部门的演职员和我这个倔强好强的贵州山里妹子相处融洽。一个月后，前期现场拍摄顺利完成，导演吓唬我说后期制作“有我的好果子吃”。走进央视后期机房我傻眼了，那些机器设备是我这一辈子从未使用过的，更糟糕的是复杂的后期制作程序我一窍不通，尤其是每盘磁带时长60分钟，总共65盘磁带的原始素材，我必须用脑子记下里面所有的拍摄内容，才有可能应付朱导演所说的“好果子吃”。

进入后期制作，我一直战战兢兢、勤勤恳恳、老老实实、苦干加巧干，唯有这样才不会被导演惩罚，不过“好果子吃”的这一天还是来到了。记得有一天剪片子，导演似乎漫不经心地说他要一个“主演赵本山在村委会广场扭大秧歌”的夜景大全镜头，希望我半个钟头之内找出来。天哪！要在总计3900分钟的磁带里，找出5秒钟的镜头简直就是大海捞针一样难。我看了看导演，心想你这么刁难我有意思吗？我沉思片刻，迅速思索前期拍摄时每天的场景拍摄镜头在哪盘磁带上，后期转制作带子时又转在哪盘磁带上……8分钟后我拿出一盘磁带放在机器里倒到我考虑好的位置上，画面里出现的正是导演需要的“赵本山扭大秧歌”的大全镜头，这时候我的眼泪在眼睛里转啊转啊愣是没有掉下来，导演什么话也没有说默默地转动机器……此后我与朱导演的影视剧合作一转眼就是24年。

央视拍摄的《一村之长》《山野》《潘汉年》《再进大别山》等电视剧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中国电视“金鹰奖”、中国电视剧制作一等奖等中国电视剧的所有奖项，我在其中担任主演、场记、剪辑、副导演、导演、制片等工作，在电视剧艺术创作方面积累了难得的经验。回到贵州我又拍摄了《扬起你的笑脸》《小等》《岜沙寻梦》等电影、微电影，获得了中国电影“华表奖”、中宣部电影“五个一工程奖”、中国电影“童牛奖”、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国际微电影奖、圣地亚哥国际儿童电影节最佳长片剧情片奖等奖项。

褪尽铅华转身讲坛

人总是要老的，总要退出历史舞台，但是艺术的梦是可以延伸的。2005年，为了延伸自己的话剧梦想，褪尽铅华，我华丽转身，燃尽青春后的我，选择了幕后的寂静，选择了甘为他人绣嫁衣的职业，当上了一名人民教师。离开舞台或许有些失落，当老师寂寞但是充实，因为梦想在心中。当学生演出时，我心中的梦化为舞台上学生创造的角色，五彩斑斓，姹紫嫣红。

来到贵州大学艺术学院，我把自己过去的成就从大脑里通通删除，一切从零开始。在贵州大学任教这些年，我牢记“学习、学习、再学习”，学习教学、学习使用电脑、学习做科研项目、学习写论文、学习导演，这些年在教学、科研、创作、导演等方面我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2012年我带着我的学生们，将一出洋溢青春阳光的《青春百分百》送到了第三届全国校园戏剧节上，实现了贵州在该项戏剧专业赛事零的突破，并获得了优秀剧目奖和导演奖。这些年我在电视片的创作上带着学生辛勤耕耘获得佳绩。金鸡百花电影节首届国际微电影优秀作品奖、全国女性题材优秀电视片二等奖、全国城市纪录电视片二等奖、第二十二届全国大学生电影节原创单元纪录片入围奖等等奖项都被我收入囊中。而最让我欣慰的是，我的硕士研究生肖辛育，是我们贵州大学第一个考上博士的艺术大类硕士研究生。我凭借在学术和艺术两方面的成就三次获得省管专家称号，2012年被评为贵州省艺术类唯一的一名女性省核心专家，这是省委、省政府给我的最高荣誉，给我的艺术生涯画了一个完美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