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良 勇于进取 乐于奉献

黔中多良才。

在贵州艺苑，有位古道热肠又涉足多门的老艺术家。他自幼刻苦学艺，练就一副好身板；他能文能武，红花绿叶总相宜，饰演过众多古今人物；他热心辅导民间艺人，为草根艺术尽心尽力。他就是原贵州省京剧团的国家一级演员陈建良。

父母启迪 投身国剧

陈建良的父亲陈志堂，浙江杭州人，早年从军北伐，后移守贵州。建良母亲汪琴荪出生在苏州一个书香门第，抗日战争期间参加郭沫若领导的抗敌演剧十一队，随军演出南下来到贵阳。1942年陈汪联姻。次年喜得贵子，取大名陈建良，取乳名“小飞腿”。建良从小喜欢刀枪棍棒和唱歌跳舞。贵阳解放初期，他在哥哥和姐姐就读的师范学院排演的歌舞剧《灯塔颂》中饰演“灯童”，节目最后“灯童”举着红灯笼爬上三层人塔，举灯亮相。这个节目多次参加慰问解放军的演出，谢幕后，官兵们总要把这个可爱的孩子抱着向空中抛，高兴极了。

1956年夏，建良爸妈将建良和弟弟建方送入贵州省文艺干校（贵州大学艺术学院前身），开始了京剧专业的正式学习。一棵好苗子从此茁壮成长。他每天在妈妈专门为他买的一个小闹钟的催促下，凌晨五点便开始练功练嗓。他还主动为自己加练早、午、晚三遍“私功”，以书法家雷云茂为他书写的“业精于勤”为座右铭，不断进步，深得老师宠爱。1957年秋，艺校学员班的四出折子戏在省人民剧场实习公演，建良扮演《花蝴蝶》中的姜永志，一招一式，一字一韵，十分到位，首演便获得成功。第二天，《贵州日报》登出剧照，建良正在其中。一年半的勤学苦练，初露锋芒，使他信心倍增。此后，学校有的放矢，因材施教，安排建良向周瑞华、楚蔚琇老师学长靠短打武生戏，先后在《雁荡山》《独木关》《金雁桥》《恶虎村》《五人义》等戏中习演主角，在念白和身段方面打下基础。尤为难得的是得到盖派传人杨砚庭先生半年的悉心教导，学习盖派文武老生戏《一箭仇》。杨老师要求严格，一招一式，一板一眼，必须准确到位，并要求穿厚底靴完成戏中最后“下水”一场的翻上场，走两圈旋子。这折《一箭仇》的厚底靴功夫戏让建良日后的几十年受益匪浅。功夫不负有心人，坐科八年，建良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功夫和一副宽厚高亢的嗓音，为他日后的几十年的艺术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功底。

一专多能 崭露头角

1963年7月建良从省戏校毕业，分配到省京剧团，开始了他真正的舞台生涯。他们这一批年轻演员肩负贵州京剧艺术承上启下的重任，雄心勃勃。国庆期间建良主演《一箭仇》《恶虎村》《铁龙山》三个剧目。他把所学的厚底靴子功、靠把功、武戏把子功，加上身段唱念功夫作了完美的汇报。台下观众连夸“这个小演员演出到位，功底扎实”。不久，奉上级指示，省京剧团带上这批新秀赴全省各地巡回实验公演三个月。在铜仁上演《挑滑车》那天，建良突然发高烧，楚蔚琇团长怕他上不了台，准备换人，建良想起老师们给他讲厉慧良大师当年在北戴河为毛主席带病演出《挑滑车》的往事，心想“厉先生能坚持，我为什么不能坚持？！”建良不让换人，硬是坚持演完这折大武戏。剧中最后的“挑车就义”一场，还加了高难度技巧，精彩好看，观众报以热情的掌声。说来也怪，一场重头武生戏演下来，汗出透了，建良的病也好了。

1963年初，省京剧团推出现代京剧《八一风暴》，建良出演警卫连长罗林。在剧中塑造革命军人形象，对建良是一个挑战。他在周一良导演的指导下完成了演出任务，该剧在省人民剧场公演了两个月，春节期间为全省驻军、西南铁路局筑路工人作慰问演出。此后，真是好戏连台，他先后在现代戏《箭杆河边》中饰演陈玉柱，在《强渡大渡河》中饰演红军熊连长。《强》戏是一部集舞蹈、功夫、身段、武打为一体的高难戏，最后一场戏“攻占山头堡”中，建良借鉴体育运动中的“撑竿跳”技巧，用一根一丈五尺长的竹竿，绑上一面大红旗，从台角起跑，一个撑竿跳，跃上三米高台“敌堡”，一脚踹下狼牙旗，然后拧身亮相，这时红旗招展，欢声四起。周一良导演赞扬说：“建良身上有股军人的气质，是个文武双全的好苗子。”

1967年之后，建良的演技不断提升，省京剧团台柱子的分量初见端倪。他先后在几部大戏中担纲主演：《智取威虎山》的杨子荣、《沙家浜》的郭建光、《盘石湾》的陆长海，在贵州京剧舞台上树立了一个当之无愧的硬派武生形象。

刻不容缓 钻锅救场

演艺圈内有一句行话说“救场如救火”，并形象地将之称为“钻锅救场”，即指在演出前或演出中，突然因故少了一个主要角色，需要马上顶上而不致误戏。这个“顶上”的活儿，非同一般，必须缺什么顶什么，“顶”什么会什么，会什么像什么，也就是说，这个能“顶上”的人，一定是个能持金刚钻，敢揽瓷器活儿的腕级人物。陈建良在贵州省京剧团就是这样一个能随时“顶上”的腕儿。

1972年底，省京剧团派出一批骨干演员赴济南向山东省京剧院学习现代京剧《奇袭白虎团》。陈建良名列其中，并负责这出戏的执排工作。在济南短短20多天，陈建良专心攻读剧本、熟悉剧情、了解角色，把主角和配角的唱腔、身段、技法、台位熟记于心，不久即应邀到遵义市演出，海报贴出，门票被一抢而空。就在正式演出的当天，扮演严伟才的主要演员杨德宝突然病倒，难以上场表演那么多翻腾打斗的动作。团领导立即开会，决定由陈建良“钻锅救场”顶上杨德宝的“严伟才”。他真是受命于紧急时刻，只有一天的时间熟悉严伟才的戏，特别是戏中一连串高难度动作，没有三下两下，是不敢上台跟上千观众见面的。再说，“严伟才”是当时舞台上高大全的英雄形象，要是演砸了，难免被扣上一顶吓人的政治帽子。这对建良来说，压力不小啊！唯一的办法是练、苦练、再苦练。这一天，他把高难度动作反复练了数十次，大气吁吁大汗淋淋，连排时，与众演员配合得丝丝入扣，首场演出获得领导认可和观众的好评，一鼓作气，演了十场。他在演出中三次负伤，在膝盖上绑上绷带继续演。演出总结时，团领导夸赞陈建良“关键时刻，钻锅救场，顾全大局，出色完成任务”。

1979年冬天，省京剧团迎来了改革开放的大好春天，大家把欢庆粉碎“四人帮”的喜悦化为弘扬传统艺术的强大动力。团里复排了传统剧目《穆桂英大破天门阵》，事不凑巧，首场公演的当天，主演《辕门斩子》中杨延昭的演员杨金欣突发疾病。在关键时刻，团里领导又把“钻锅救场”的担子给了建良。这次更紧迫，中午接到任务，晚上演出。建良只好临阵磨刀，从下午3点到7点半，他不断熟悉大段大段的台词和唱腔，熟悉动作及套路，与同事们排练了一遍又一遍，可谓热炒热卖。好在他在学校练过这个角色，此时派上了用场，使当晚的演出顺利进行再次获得成功。

此外，他还钻锅救场演过《勘玉钏》中的武丑江海、《破天门》中的武小生杨宗保、《玉堂春》中的丑角沈燕林等。

一次又一次的“钻锅救场”，充分显示出陈建良功底深厚、一专多能的艺术实力。他用行动印证了圈内那句老话：“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

情系草根 无怨无悔

建良在京剧舞台上的“认真”是同行一致公认的，他一以贯之的这种作风，在对“草根艺术”的发展指导上也体现无余，他常说，艺术是相通的，高雅艺术来源于民间的草根艺术，只有把两者有机结合才能发掘新的艺术，才能真正实现“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1988年至2000年，专业剧团在改革中徘徊，曾经一度陷入没钱排戏、没人看戏、骨干流失的低谷。这下，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组队走穴，有的下海经商，有的办班教学。此时，对艺术执着追求、视舞台为生命的陈建良不为外界诱惑所打动，而是把精力集中在发掘、推介贵州草根艺术上。他与黔剧演员余重骏等人在省剧协谢振东老师的带领下，深入乌蒙山深处和梵净山区发掘草根艺术，先后将赫章民间传统戏“撮泰吉”和德江傩堂戏“跳神”通过整理加工搬上省城舞台。也许就因为这个缘由，我和建良有了多年合作的机缘，使我省群众文化艺术多了一位得力干将。

1989年9月，省文化厅接到广东省“中华羊城博览会”组委会的邀请，组织一支百人的民族民间文艺队伍赴广州参加这次盛大活动。王恒富厅长把这个任务交给我这个群文处处长。我们经过调查，挑选了贵州具有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的一批歌舞、绝技节目组成“贵州民族民间艺术团”。在广州的两个月期间，演出60余场，中外观众达80余万人次。这期间，陈建良成了我的得力助手。省歌舞团的一级舞蹈演员李玉林任导演，建良任艺术总监和节目主持解说。最初的几天，我们贵州的节目颇富影响力，“为这次活动撑了面子”（活动总监杜小亭语）。突然有一天，杜总监找到我，说《滚山珠》这个节目阵容小，演出反响差，并提出“让他们回去换一支队伍来”的要求。我当即表态：“退回去的工作难做，提高演出水平是做得到的。”他答应给一个星期时间突击加工，到时看了再定。于是，我和导演李玉林及《滚山珠》领队杨再伦商量之后，决定把这个突击加工的难题交给陈建良，这支由纳雍县猪场乡王、祝二姓六姊妹组成的表演小方队，脚下功夫好，旋转、跳跃和矮子步都不错，差就差在动作编排和表演程式上。在广州天河宾馆的院子里，陈建良带领这六个山区女娃娃加班加点地训练，他将戏剧、杂技、武术中的功夫和技巧传授给她们，使这个节目中的“弹、跳、滚、翻、叠、吹”六大基本要素有了明显的升华，双人叠变成了三人叠，一人踩肩变成了两人踩肩，加大了飞旋舞步动作力度。一周之后，我们请杜总监审察，他带头报以掌声，从此，《滚山珠》成了每天必演的当家节目，并且还有幸先后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乔石、李瑞环、雷洁琼等演出。六个娃娃与建良老师的感情与日俱增，她们发自内心地称他为“陈爸爸”。从“羊城中华博览会”回来不到半年，1990年9月，“贵州省民族民间艺术团”奉命赴京参加北京第十一届亚运会艺术节。《滚山珠》这个拳头节目自然是首选。为了使这个节目精益求精，文化厅派陈建良到纳雍县文化局联系组队事宜，六个娃娃从田间地头又汇集在一起，再次在她们的“陈爸爸”的指导下，苦苦排练了十九天，然后以崭新的服饰、头饰、芦笙和纯熟的技艺出现在人们面前。从县城出发那天，县里为他们敲锣打鼓送行。北京的秋天，天亮得特别早，五点半，“陈爸爸”就带着六个“山珠娃”跑步上景山练功了。在北京25天，天天如此。记得到建设部慰问演出那天，老省长王朝文看后高兴地对我说：“你看，我巴掌都拍红了，《滚山珠》演得真好！”

《滚山珠》一步步走向辉煌。1992年6月至9月，受文化部派遣，“中国贵州民间艺术团”赴欧洲参加在比利时、荷兰举行的国际民间艺术节。当地报纸用大版面登载他们的演出照片和盛况。我在《驰骋万里，歌舞传情》（《贵州日报》1992年9月2日）一文中这样写道：“《滚山珠》以高难技艺，把观众的热情推向一个高潮，七分钟的表演，赢得了十六次掌声。当小演员王景琴、王景香叠到王景才的肩上边吹边舞时，场上暴风雨般的掌声经久不息。”

1994年底，纳雍县猪场乡被贵州文化厅命名为“滚山珠艺术之乡”；1995年之后，《滚山珠》在全国文艺、体育比赛中频频获奖；2007年《滚山珠》被列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2月17日，《滚山珠》主演王景才被文化部认定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这些殊荣的背后，陈建良功不可没。

1993年春天在昆明举办的全国第三届中国民族艺术节上，我省闪亮登场表演布依族“铙钹舞”和苗族绝技“上刀梯”的演员都得到陈建良的指点，而且多为“点睛”之笔。而今，当他们出名之后，总念念不忘陈建良老师。

宝刀不老 艺无止境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2008年重阳节这天，贵州省省直机关上千名离退休干部云集花溪青少年宫演出大厅，陈建良一身英武帅气的“杨子荣”装扮，高亢明亮的唱腔赢得热烈的掌声，叫好声不绝。当主持人告诉大家，眼前这位英姿勃勃的“杨子荣”就是四十年前京剧舞台上的“杨子荣”陈建良，今年已65岁时，台下又是一片掌声。这次活动的组织者——省老年体协主席何子明大赞陈老师“宝刀不老”。2003年9月15日，陈建良年满60岁，正式退休，他在当天的日记上这样写道：“虽然已正式退休，但我的心永远是与艺术紧紧相连的。我的宗旨是，不应该过早放弃自身的艺术功底，退而不休，奉献余热。”他不爱麻将，不喜烟酒，唯爱他心中的艺术，每天坚持练早功。静下来，他悉心着手整理自己的资料，从50年的日记中梳理出8万多字的省京剧团“大事记”；整理出贵州省三次重要文艺座谈会纪要；从数千张老照片中整理出一百多幅极具历史价值的剧照、工作照和20多篇有关省京剧团的文艺评论及新闻。恰在此时，贵州省京剧团正要筹办建团50周年系列活动，计划编印一本图文并茂的画册，确定陈建良为编委，他的这批原始资料正好派上用场。这本纪念册出版不久，又迎来贵州省黔剧团建团50周年的筹备工作，他被聘为该团纪念册编委，他与其他编委共同努力，编辑出版了《贵州黔剧50年》精装画册。这两本画册成了贵州省戏曲界的宝贵资料。

陈建良告诉记者，退休九年来，他一直活跃在舞台上，不过，这个舞台更大更广了。他指着身上的“杨子荣”行头高兴地说：“这一身漂亮的行头是2006年9月省文化厅老干处专门为我量身定做的。”在“纪念建党85周年暨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全省首届老干部文艺会演”中，陈建良参演的《智取威虎山》夺得第一名，为省直机关和省文化厅争了光。

2007年春节前夕，省委宣传部、省老干局、省文明委、省文化厅、省广电局、省老艺委联合组织《关爱老人，爱心行动》大型综合晚会。这策划和排演的重担又压到陈建良和他的师弟张如鑫肩上。他们不负众望，用十天时间，调动省、市、州十几个剧团400余名演员和部分老年业余文艺队伍进行排练，大年初十至十三，在北京路影剧院演出四场，非常成功，观众达5000余人，六家主办单位在总结会上一致表扬陈、张二人的精心策划和认真排演，“花钱不多，看的人多，大伙乐乐呵呵”。

如今，已退休的建良，天天照样曲不离口，剑不离手。他擅长的“双长穗龙凤剑”“八宝单刀”“健身掌”“棍舞”等技艺是他55年的技艺结晶，现在传授给上千名老年朋友和许多爱好武术的年轻人。退休后，他的演出一场接一场，活动一个接一个，仅“杨子荣”的戏就演了50多次。2011年夏天，由他参与策划并任艺术总监的“2010年贵阳市首届夕阳红豫都杯声乐、器乐、舞蹈大赛”在朝阳影剧院举行，历时两个多月，参赛者达3000余人次，观众达5万余人次。在重阳节那天的闭幕式上，省里老领导、著名作家龙志毅上台握住陈建良的手发出深情的赞誉：“你真是宝刀不老啊！”

2015年受重庆京剧院院长、中国剧协副主席沈铁梅邀请，建良赴重庆为该院传授“双长穗龙凤剑”“八宝单刀”等技艺，历时三月，让独具一格的黔岭技艺传入渝州舞台。

转眼建良已为古稀老人，但他不言老，不服老，照样朝练晚习，“穿林海，跨雪原……”高亢之声仍在黔灵山麓回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