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亚玲 群文之星

结缘群文

解放初期的贵阳，人们沉浸在欢乐之中，革命歌声嘹亮，秧歌腰鼓喧天，在这欢天喜地的人群中，有一个长辫子、瘦高个的女生特别活跃，她时而教大家打腰鼓，时而教大家扭秧歌，时而手举铁皮喇叭向群众宣读时政要文，她就是从贵阳一中毕业后刚刚当上小学教师的周亚玲。因为能歌善舞，她被选入贵阳市教师文工队，从此结缘群文艺术，成为“千军万马”中的一员干将，“万紫千红”中的一个亮点（“千军万马”和“万紫千红”是中国文化名人、前任文化部副部长高占祥对群众文化工作者的比喻）。

当时为配合全国“土改”，北京上演了一部阶级教育大型话剧《大榆树》，周亚玲所在的文工队将这部话剧移植为贵州方言剧，命名《五连山下》，她主演剧中苦大仇深的老大娘，成功塑造了这个老大娘悲而不绝、苦而坚贞的形象，在民教馆演出时，她字字血、声声泪的道白，简直成了炸响全场的催泪弹，原计划演出六天，后来应群众要求和市里的安排，演了十天，开始六天是每天一场，后来改成每天两场，而且场场爆满。

这部戏成功了，周亚玲也出名了。1951年初，她被调到贵阳市文教局社教科，当时贵阳尚未建立专门的文化行政管理机构，在科长陶信椿同志的带领下，开始了对全市文化市场的整顿工作。解放初期贵阳文化市场非常混乱，流散艺人在街头卖艺、茶馆说书，小人书摊遍布街头，黄色淫秽、封建迷信、反动书刊不堪入目，周亚玲的任务是改造书摊，取缔淫秽清唱馆。这是一项艰难的任务，清唱馆里充斥着三教九流，书摊上不乏亡命之徒，对于一个刚参加工作的女孩子来说，危险无处不在。有人口出狂言，有人怒目横视。身着“列宁装”的周亚玲俨然一个身临战场的女战士，在省图书馆老同志的帮助下，她对书摊进行调查登记，将书籍分类，组织摊主学习法规，清缴有害书籍，发放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书作为奖励。

有天晚上她硬着头皮走进清唱馆了解情况，大吃一惊，原来这是个卖淫的场所，老板就是鸨头，卖唱的女孩多数是被拐卖来强迫卖淫的，没有人身自由。在公安部门的配合下，文化市场得到了彻底整顿，给那些苦孩子安排了适当工作，取缔了淫秽茶馆，抓捕了鸨头，成立了连环画书刊出租联合会，对正规的说书艺人、演唱艺人进行审查登记，发给许可证，使混乱的文化市场步入正轨。首战告捷，使她壮了胆，学到了经验，从而增强了信心。

解放初期，群众文化工作范围很广。当时贵阳只有“贵州”“贵阳”“群新”几座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电影院，放映影片很少，一年难得看上一两场电影，可供替代的“土电影”就是幻灯。周亚玲挑上器材，走村串寨，为群众放映幻灯。农村的作息制度是天不黑不收工，回家做饭吃饭之后才来到放映场，开始放映幻灯已是晚上十来点钟了。放完幻灯，收拾器材，回到住处已是次日凌晨，乡村山路，泥滑地烂，如是雨夜，更为艰苦。从小在城市长大的周亚玲，把吃苦耐劳当成锻炼意志，当成“接受组织的考验”，她用实际行动兑现自己的诺言：吃苦在前，享受在后。1950年底至1951年4月，他们放映了《半夜鸡叫》《抗美援朝》《白毛女》《萧国宝》等幻灯故事片和时政方针宣传教育片，深受农民群众欢迎。

周亚玲，一个文静的女孩，是许多人眼中的娇小姐。但是，她真的在艰苦中接受了考验，很快成长为一名吃苦耐劳的文化干部，一名能独当一面的骨干。不久她参与了另一项新的任务——筹建贵阳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他们日夜守在工地，通过艰苦的努力，“贵阳市劳动人民文化宫”的牌子在河滨公园挂出，设备齐全的图书室、音乐室、舞蹈室、美术室等开门迎接群众。

在文化宫工作六年的周亚玲，见证了劳动人民文化宫电影院、舞蹈团、合唱团、话剧团的组建及演出活动，参与了每年五一节、国庆节组织的各种大型群众文化活动。令人终生难忘的是1957年初夏，文化宫精心排练的贵州花灯剧《七妹与蛇郎》奉调晋京参加全国工人文艺调演，周亚玲负责全队30个人的吃住、乘车、外联和舞台监督等杂务工作。“难忘啊，五次转车，行程十二天，有人晕车，有人到北京水土不服，坚持带病登台，总算圆满完成任务，为贵州争了光。”她总会非常自豪地向别人讲述这趟“难忘之旅”。

开拓群文

如果把在贵阳市文教局社教科工作作为周亚玲从事群文工作的第一站，那么1959年初调入花溪文化馆工作应该算是第二站，这也是她施展才能、创造佳绩的一个重要阶段。

有人对她主动要求从市区调到郊区工作的行为不理解：“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嘛，我们想调进城都找不到路子，你为什么这么憨？”是啊，当时在贵阳市文教局，周亚玲算是个年轻能干，吃苦耐劳，业务较强的骨干，已被列为组织上的“培养对象”。她为什么要舍城进乡？简单点讲，是“为了照顾家庭”。

提起家庭，周亚玲充满喜和悲。她在贵阳一中读书时，是出了名的活跃分子、文艺骨干、学生会干部。同样在全校出名的一位男生叫王华璋，身材健美，是体育场上的健儿，周亚玲与他一文一体，常常为全校的文体活动而奔忙，志气相投，日久生情，心心相印，不久结为伉俪。1953年王华璋从贵大体育系毕业分配到花溪中学任教，他的专长是篮球、游泳，他星期六回到贵阳，就一头扎进图书馆找资料，星期日到市体委参加足球比赛，借机学习优秀选手的技能，以便在给学生上足球课时，既能讲道理又能作示范，深受学生欢迎。他带领的清华中学足球队是全市的一支劲旅，常在全市的比赛中夺冠，有几名队员入选国家队和贵州省队，在全国性比赛中创造佳绩，当年小有名气。为此，时任国家体委副主任的荣高棠到贵阳视察工作时，专门接见了王华璋。

王华璋还是一位音乐舞蹈爱好者，他与本校音乐教师陈培信（后任贵阳市文化局局长）在学校组建了一支文艺队伍。周亚玲便成了这支学生文艺队的“校外辅导员”。由她辅导培养的学生文艺骨干罗江禹后来考入贵州省花灯剧团，成长为国家一级演员、省花灯剧团团长。时至今日，罗江禹还常常提及启蒙老师周亚玲和王华璋。

1965年，王华璋被调到花溪区体委工作。正当夫妻俩踌躇满志地为花溪文化建设发展而呕心沥血工作的时候，“文革”开始了，王华璋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从而失去了人身自由，周亚玲也背上了莫须有的“反革命家属”罪名，她收集整理的民族文化资料、创作脚本，连同那些奖状证书全被“红卫兵”抄走，付之一炬，周亚玲擦干泪水，与业余文工队排练了一台革命歌舞与民族音乐并举的节目，挑着汽灯、道具，徒步到花溪农村连演了两个月，她还被抽调到市里为全省民兵调演组织文艺演出。

1973年，还戴着“反革命”帽子的王华璋，因工作需要，被安排“暂回单位”上班。这年12月12日，为建设花溪球场，王华璋在前往购买水泥的途中，突遇车祸，不幸因公殉职。虽然单位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但对周亚玲犹如晴天霹雳，让她悲痛欲绝。

为了家庭，为了事业，周亚玲以其柔弱的身躯，坚强地支撑着，顽强地面对现实，每天仍然为她钟爱的群文工作辛勤地操劳着。1976年冬季王华璋得以平反昭雪，周亚玲终于经受住了一场严峻的考验和磨难，不久，她走上文化馆馆长的岗位，后来又当选为花溪区政协委员、政协副主席。

苦乐群文

周亚玲是个民族民间艺术的执着追求者，她对花溪区的民族文化和风土人情有着深厚的感情，那里有取之不绝、用之不尽的民族民间文化宝藏，她以实际行动一步一步兑现自己“发掘、整理、繁荣、推介花溪优秀传统文化”的诺言，而且桃李满园，成绩卓著。

她走村串寨，一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农村，走遍全区十多个公社及百余个生产队，白天参加劳动，晚上组织文化活动。办夜校，她当老师，有演出活动，她当组织者，深受农民的欢迎，克服种种困难，协助村寨建立俱乐部、文化室，还与民间老艺人交朋友。在收集、整理民族传统文化资料的过程中，她被丰富多彩的民族风情深深地吸引着，她组织全馆同志为花溪农村文化站的建设、发展忙碌着，先后建立和巩固了青岩、石板等10个乡镇文化站。她利用文化馆有限的场地，四处筹集资金，聘请老师，连续举办了各种内容的农村文艺骨干培训班。她还不失时机地引导组织开展花溪“四月八”“六月六”歌会，举办“地戏”调演，“花灯”比赛，从20世纪60年代起，花溪群众文化活动的组织管理和活跃程度在全省是很有名的。

在花溪区领导和民委相关同志们的支持下，通过周亚玲的辛勤努力，花溪区民族民间文工队于1985年2月宣告成立，区里正式下文明确周亚玲为队长，并拨一笔开办经费。周亚玲根据国家文化部关于组织县级文工队的精神，明确这支文工队是“班子不散，人员轮换，保留骨干”的半专业队伍。主要任务：一是弘扬民族文化，搜集整理本地区民族民间传统节目；二是为农村培养文艺骨干；三是以寓教于乐的方式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丰富群众文化；四是为旅游业服务。在区民委的大力支持下，周亚玲从十六个乡镇选拔出26名各族男女青年，开办培训班，凭她的人格魅力，免费邀请李玉林、蔡才文、孙凯真、唐炳英、徐开等省歌舞团的老师作指导，边培训基本功，边排练节目。经过三个月艰苦培训，周亚玲带领这些刚从田野步入艺术大门的“泥腿子”娃娃排练出一台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歌舞节目，在当年“花溪之夏”音乐节上首次与观众见面，演员演技虽不高，但朴实认真，加上粗犷的乡土风味和美丽的服饰，让观众倍感新颖亲切，赞誉不绝，省文化厅领导夸赞这支队伍是活跃在花溪山水间的“乌兰牧骑”。贵州广播电台多次播放这台节目。周亚玲深受鼓舞，对文工队前途充满信心。

“万事开头难，一切从零开始。”周亚玲在全省县级民族文工队建队座谈会上介绍了他们创业的艰辛。

队伍拉起来之后，首先得有个“窝”呀，经她多次找区长协调，终于“借”得一所空房，用两间当作队员宿舍，用一间废弃的厨房当作“排练厅”，又在屋外搭建了一个临时棚当作伙房。总算把这个“家”安顿下来了。队员们来自农村，能吃苦，没奢求，吃饱睡好了，就开始排练，一台民族歌舞节目很快排练出来，就要向区委、区政府领导汇报演出了，她带着女队员加夜班缝制了40套演出服装。男老师带着男队员加工道具，全队齐心协力，向区领导作首场汇报演出，获得成功。

好景不长，这幢房子不久就被收回另作他用，区政府把他们安顿到一个防空洞，这里脏、乱、潮、霉。“没关系，条件再差也比流浪在外面好。”周亚玲鼓励大家，“比吃苦，不比享受”，她把大家安排得井井有条，很快就投入工作。可是老天总与他们作对，雨季一到，洞内成了积水潭，为了赶排节目，他们在洞外搭个棚排练，晚上还得回积水的洞中睡觉。

周亚玲带领的这支文工队真是好样的，没人叫苦，没人说二话，为什么，因为年迈体弱的周亚玲与大家同吃、同住、同工作，这就是榜样的力量。一个个优秀的民族民间节目就在这种艰苦环境中诞生。区民委每年拨给的一万元经费，只够吃饭，她急中生智，想出生财之道，带领女队员搞挑花刺绣，制作壁挂、花包、花带等民族工艺品，请花溪旅游用品商店代销。男老师带领队员在防空洞内栽蘑菇、打沙石、放映录像，全队开展“生产自救”，排练、演出、创业三管齐下，全队紧紧张张，热热闹闹，不仅改善了生活，还添置了高档乐器，每人还有了一点点工资。

他们艰苦创业、成效突出的事迹感动了领导，区长为文工队的生存和发展开了专门办公会，增加了经费，还在新落成的区文化宫给他们安排办公室、排练厅。1990年5月，周亚玲带着队伍入驻新址，真是鸟枪换炮，大快人心。

“现在安居乐业了，下一步怎么办？”周亚玲满心欢喜地问大家。

“排好节目，送文化下乡！”大家齐声回答。

为了进一步提高队员水平，周亚玲凭她的人脉关系，低酬聘请了省、市专业剧团的老师为他们辅导和创作新节目，还请省艺校老师传授芦笙吹奏技巧，提高二胡、扬琴技艺。20来个人的队伍，一专多能，能完成每场两个小时的演出任务，每年下乡演出60场以上，还随时接受区里下达的演出任务，他们被媒体称为“活跃在花溪河畔的文艺轻骑兵”。

在这支文艺轻骑兵中，周亚玲有着多重身份，既当管理“天文地理，鸡毛蒜皮”的一队之长，又当“教歌教舞教刺绣”的老师，还当关心队员生活冷暖、身体健康的慈祥母亲。她非常重视队员的思想品德教育，改变他们自由散漫的习惯，加强纪律教育，不断提高队员的文化水平，队员大都只有十七八岁，初次离家，她要求老师们在严格要求的同时，要多关心、多爱护他们。节日期间不能放假，在队里就按民俗习惯过节，端午节包粽子，中秋节吃月饼赏月，过年杀年猪，集体吃完年饭才各自回家同亲人过年，充分体现了一个大家庭的温暖，直至30多年过去，老队员家中有什么喜事，都要邀请老兄弟姊妹们到家中做客，当然少不了老队长周亚玲，大家在一起唱老歌，回忆当年的趣事。

花溪区民族文工队在困难中诞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初具规模，常到省外演出，好评如潮，受到社会的肯定和赞誉。有人开玩笑对她说：“你该满足了吧？见好就收吧！”可她婉言谢绝了各方面的关心和好意，仍然为文工队劳碌奔波。

周亚玲始终坚持“人员轮换，保留骨干”的办队指导思想，使文工队既保持稳定，又不断补充新鲜血液，每年举办一期培训班，拔尖的留作队员，其他的就轮换到乡村文化站（室）工作。截至2000年，他们向基层输送文娱骨干130余人，还向部队和地方专业文艺团体输送演员4名，向大专院校推荐学生3名。

这支一专多能的文艺轻骑兵之所以能够巩固与发展，最重要的一点是周亚玲注重队员的思想政治工作，教育他们一定要坚持“二为”方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永远扎根于花溪区民族民间艺术的土壤中，立足为本地区的农民群众服务。在春耕秋收的农忙季节里，她还给队员们放10天农忙假，使队员能够照顾家庭，又不脱离生产劳动，还能在生活中汲取艺术营养，在每年演出的60多场中，无偿的演出占三分之二。不论村寨大小、刮风下雨、天寒地冻，不论有无报酬，只要群众需要，他们都热情地为群众演出，在花溪区的贫困地区、边远山乡、旷野场坝，甚至房顶上，都有文工队的舞台。

每年正月初九的“跳场”“四月八芦笙会”“六月六歌会”等民族节日活动上，周亚玲和队员们都与当地农民群众一道载歌载舞。他们还配合计划生育、人口普查、法制宣传等中心工作，及时组织文工队创排专题节目，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在街头、土坎、田边演出。当然，他们也赢来登上大雅之堂的机会，1986年以来，花溪文工队先后为新西兰总理、日本横滨市市长以及来自美国、意大利、加拿大、马来西亚等国的外宾作外事演出，受到外国友人的夸奖，外宾争相穿戴民族服装和队员们合影留念。

为对外宣传花溪，提高花溪的知名度，周亚玲寻找机会带着文工队为全国性重大会议演出，如为全国民族文学笔会、红学研讨会演出了苗族舞蹈《牵羊》《芦笙刀》《庆丰收》《花鼓舞》等。此外，文工队还多次应邀赴省外演出。1986年参加了在乌鲁木齐举行的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新疆媒体评议说，这些节目“是没有金牌的精品”。特别值得高兴的是1990年8月，在有12个国家的14个民间艺术团参加的中国北京丰台“国际民间艺术节”上，花溪文工队与内蒙古呼伦贝尔盟民族歌舞团代表中国参加演出。浓郁的民族风格、优美别致的歌舞、新颖独特的服饰，赢得首都观众的好评。

1992年，周亚玲光荣退休，时年62岁，终身热爱群文工作的她退休后，仍然闲不住。1993年初，周亚玲建起一个小作坊，制作民族工艺品，招来部分退队的队员和民族民间工艺骨干，边做工艺品边排节目，产品有苗族刺绣壁挂、服装和竹制面具、竹制水壶、杯、盘等。有一次花溪区迎接各国驻中国大使来花溪旅行考察，王亚光区长安排周亚玲到天河潭景区设摊接待，琳琅满目的民族手工制品引起大使们的极大兴趣，争相购买。她带着这支民族工艺队伍，应邀到大连等地表演。2001年周亚玲71岁，被花溪区关工委吸收为校外辅导员，使她的晚年生活更充实，更有价值，她和其他退休同志深入学校，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课外活动。她蹒跚着双腿，热情地在校园里走动，她满头银发，孩子们叫她周奶奶，拥着周奶奶，她心里充满喜和乐。2003年、2005年、2007年被评为贵阳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并出席市表彰大会，贵阳市共青团授予她第六届贵阳“十佳少先队志愿辅导员”荣誉称号，直至81岁，她仍在校园中做着她终身眷恋的“群文园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