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斯奇 我的艺术人生四部曲

人，是社会的人，从这个角度而言，回忆自己的人生，在某个程度上也就同时在回忆社会，回忆历史。

而回忆，往往是从记忆最深刻的那一点开始。

1958年夏，我十二岁。

由于家境贫寒，有时候一天只有一顿饭吃，因此，小十字街头电线杆上张贴的贵州省文化艺术干部学校京剧班招生的告示中对学生衣食住行实行供给制的承诺，瞬间便吸引了我。我没有征求爸爸妈妈、哥哥姐姐的意见，也没有告诉我的班主任夏锦华老师，从来没有进剧场看过戏的我便走进了贵州省文化艺术干部学校的考场。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那天我在主考老师面前唱的那首歌的歌词与旋律：“二呀二郎山，高呀高万丈，枯树黄草遍山野，巨石满山冈，羊肠小道难行走，康藏交通被它挡……”

我被录取了！现在回想起来，自己都感到有些不可思议——毕竟才十二岁，小学毕业证书都还没有得到。

这是我人生走向艺术的第一次转折。

一

在一个充满阳光的上午，我独自一人走进了贵州省文化艺术干部学校的大门，走进了摆满高低床的京剧班学生宿舍，管生活的刘阿姨送来了新衣、新裤、新被……

床铺还没有坐热，金淑奇老师便把我叫到办公室。走进办公室，我愣住了，站在我面前的，是我小学的班主任夏锦华老师，她来的目的是要劝我回去读书，她说，作为学校少先队的大队长，要听老师的话。

金老师要我表态：是跟夏老师回去，还是留在艺校。

从一年级起，夏老师就一直是我的班主任，我尊敬夏老师，但这次我却没有听夏老师的话，而是固执地留在艺校——不是为了艺术的理想，而是迫于生活的现实。

夏老师走了，一种愧对恩师的内疚使我之后的人生中再也没有勇气迈进曾给我启蒙教育的会文路小学，再也没有见过我的夏老师。

几天后一枚白底黑字的校徽戴在我的胸前。老师宣布我们插班生的名单时，其他同学都分配到演员队，我一个人被分派到了音乐组，接着，给我发了打锣槌、小锣片，还有一把二胡。几天后，我鼓起勇气对张宗桥老师说，我喜欢压腿拿顶，想学打把子、翻跟斗。没过几天，张宗桥老师就叫我参加演员队的练功，说我分到郭宏华老师的花脸组。

我的舞台生涯就在这懵懵懂懂的坚定中开始了，这一步，一走就是21年。在我进校的第二年也就是1959年，赶上了实行粮食定量的困难时期，我们每人每顿一钵饭，为了在星期天回家时不增加爸爸妈妈的负担，我从星期一开始，每天留出大约一钵饭的六分之一，今天留的明天吃，明天留的后天吃，如此类推，到星期天时，我就带着六天所积累留下的这一钵饭回家看爸爸妈妈。

晚两年插班造成了我们与师哥师姐们之间业务上的巨大差距，早两年进校的师哥师姐们几经登台演出了，而我们这批插班生对踢腿、拿顶、下腰还未入门，因此，师哥对师弟们的另眼看待与恨铁不成钢便可想而知。一天在宿舍里，师哥陈建良说要帮我练腿功，随即要我站在小板凳上练搬腿三起三落，不知道当时是因为功夫不到家，还是因为面对师哥的严格要求而紧张害怕，一遍三起三落还没有做完，搬着腿的我便从小板凳上摔到了地上，但师哥并没有因此而中断练习，而是叫我爬起来继续在小板凳上练，一直到师哥点头后才结束。

2013年举行的京剧班同学会上，当我和师哥回忆起五十年前的那次搬腿摔下小板凳的故事时，开怀的笑声便把我们带回到了那个纯真无邪的年代。

在艺校时老师虽然偏爱业务突出的师哥师姐，但还是兼顾对我们的普及培养，随着时日的推进，我终于也有了唱主角的机会，先后演出《御果园》《断太后》《赤桑镇》等剧目，特别是当我演出的《二进宫》被选送到省电台录音时，第一次感到了成功带来的喜悦。

1963年，为了充实新组建的贵州省京剧团，我们京剧班提前毕业，我与大多数师哥师姐一起分配到了贵州省京剧团。

1965年，我们团参加贵州省春节慰问总团，赴水城梅花山铁道兵五师驻地进行慰问演出，慰问演出结束后，便留在梅花山铁道兵五师深入体验生活三个月，与铁道兵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时每天都要在露天的工地上练功。一天，在练毯子功时，我翻垛子抢背，不想落地时腰椎撞到了毯子下的一块凸起的石头，顿时我便不能站起，大家把我抬到床上，躺了很多天都不能起床。返回贵阳后，我便到省人民医院就医照片，医生告诉我是第三腰椎椎弓骨折，并定制了一个护腰捆在腰部，从那时起，腰椎椎弓骨折引起的疼痛一直伴着我直到今天。

进入省京剧团后，我深刻地感觉到剧团与学校的差别，深刻地感觉到我缺乏那些站在舞台上的师哥师姐所拥有的艺术天赋和条件，也就从那时起，我开始加强对文化知识的学习，《新华字典》则是我随身的老师……在那个时期，创作一些小节目上山下乡演出是剧团的日常工作，在剧团老师们的鼓励与带动下，我学写的对口词、快板书一类的小节目得到了排演，同时，还获得参与团里剧本创作和讨论的机会……几年后，我创作的第一个以红军长征时期遵义会议为背景的大型京剧文学本《娄山关》完稿了，接着，又和团里的老师到赤水天然气化工厂生活了一段时间，创作了反映现代工人生活的京剧文学本《赤水情》，这两个剧本虽然没有投排，但却增加了我提笔创作的信心。

1977年5月，我根据电影舞剧《小刀会》改编的京剧《小刀会》在贵阳河滨剧场连续公演了一个多月，之后，以传统剧目《天雨花》为素材重写的大型京剧《左维明智断无头案》也登上了舞台，也就在这时，一句童言，便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1977年的一天，我们团在中华中路的人民剧场演出《霸王别姬》，我在剧中扮演钟离魅。那天，我把6岁的儿子带到剧场乐池看戏，演出间隙我下到乐池时，儿子一脸不解地问我：“爸爸，你怎么不像妈妈那样站在舞台中间（儿子的妈妈周百穗在剧中扮演虞姬），老站在两边呢？”儿子天真无邪的童言，顿时给我一种无地自容的感觉，就在那一瞬间，我心中毅然决定：我一定要改行，不能让儿子的记忆里爸爸只能站在舞台的两边。

是命运本该如此，还是功夫不负有心人？1978年，贵州省文化厅一纸调令，我便离开了留下我20年青春的京剧舞台，走进了文化厅刚成立的创作室。

新的环境，新的角色，新的追求，迫使我必须加强学习。1981年，赴成都参加上海戏剧学院的考试时，约之前省京剧团的同事吴国建一起喝茶，吴国建对我说：“现在演戏都没有人看了，你还去戏剧学院干什么？”我说：“正因为现在演戏没人看了，我才要到上海戏剧学院读书。”

考试后不久，我得到了上海戏剧学院理论专业进修班的录取通知书。

二

进上海戏剧学院读书，是我艺术人生的第二次转折。

在上海戏剧学院学习，奠定了我之后做学问的坚实基础。

我清楚地记得刚进上戏时袁化甘老师给我们上课时说过的一段话：“将来你们从上海戏剧学院走出去后，学会怎样进图书馆，就说明你们没有白进上海戏剧学院读书。”

“学会怎样进图书馆”这句含义深刻的教诲，从此成了我学习的座右铭。

在上海戏剧学院老师的指导下，我的毕业论文、也是我一生中的第一篇论文《从〈奢香夫人〉谈民族题材的历史剧创作》完成了，这篇论文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编辑出版的《戏曲研究》第11辑里被排在了开篇的位置，当时我接到这本刊登有我文章的《戏曲研究》时，心里有一种找到了奋斗方向的感觉。

1983年，在上海戏剧学院的学习结束后，我回到文化厅创作室，不久，中国艺术研究院给我寄来免试进入研究生班读书的通知，当我满怀高兴地拿着这份通知向创作室的领导汇报时，却没有得到创作室领导的支持，我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班擦肩而过的缘分成了我难以忘怀的遗憾。

在创作室期间，我先后创作、改编了大型戏剧《碧血恨》（由贵州省京剧团演出）、《蹉跎岁月》（由贵州省黔剧团演出），《大渡魂》《古侗传奇》发表于《贵州剧作》。

就在我的主要精力开始转向戏剧评论与理论研究的同时，迎来了文艺体制改革热潮。

在1987年召开的贵州省文艺体制改革座谈会上，下发了一份征求意见稿，文件中提出了“双轨制”的改革方案。作为一个关注贵州艺术表演团体现状的理论工作者，我的热情被“允许改革失败，但不允许不改革”的号召点燃，我为“双轨制”所具有的探索意义而激动，在从省京剧团借调到文化厅艺术处的王宝明和省京剧团的李祖辉、刘德清的邀约下，我们四人商定：走国务院文件中提出的“社会办团”的路，以贷款的方式组建自负盈亏的艺术团体。我们的改革设想得到了文化厅领导的全力支持，为此，我向创作室的领导请假暂时离开一段时间。

1988年1月28日，贵州省文化厅〔1988〕文艺字第01号文件批复同意以刘斯奇为团长，王宝明为副团长，贷款10万元，组建以“自筹资金、自负盈亏、社会办团”为模式的贵州轻音乐一团，作为贵州省试行“双轨制”改革的第一个民营专业艺术表演团体。

10万元对月工资只有200元出头的我来说，大约相当于我40年工资的总和，虽然面对的是这样一个无法想象的天文数字，但当时我们对未来却充满了信心。

贵州轻音乐一团从1988年1月28日文件下达之日开始组建，经过两个多月紧张的前期筹备，4月14日，贵州轻音乐一团的首场营业性演出在凯里市拉开了帷幕。但接下来的一次风波，则让我们亲尝了民办团体的“软肋”苦涩：4月30日，我们结束了建团公演后，便立即拆台装车，因为第二天在毕节公演的票已经售出，就在这时，我们聘用的键盘手等三名乐手在领取了这半个月的演出报酬后，便要求大幅度增加演出报酬，他们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便宣布退团不再参加第二天的演出。也许他们估计我们会为保证明天的演出而低头让步，但他们错误地估计了人间的正义之心，就在这个危急关头，贵州省歌舞团的杨小辛向我们伸出了援助之手，第二天，杨小辛带着两个乐手赶到毕节，保证了我们团演出的正常进行。

1989年1月30日，贵州省文化厅下发〔1989〕黔文艺字第01号文件，贵州轻音乐一团更名为贵州省轻音乐团。

我们从2月到12月之间从未间断过演出，创造了一次巡回演出10个月，演出262场的纪录。

从1988年4月14日建团公演到1990年5月5日这两年零21天的时间里，贵州省轻音乐团的足迹遍及上海、天津及贵州、湖南、浙江、江苏、山东、辽宁、河北、新疆、四川、广西、广东的65个市、84个县、58个乡镇、38个厂矿、3支队伍、2所学校，演出561场，行程约4万公里，观众达20余万人次，票房收入（含场租）约60余万元，《贵州日报》《贵阳晚报》《上海文化艺术报》等省内外报刊、电视台发表了评论文章和演出实况报道，得到了许多省市演出管理部门的好评。

我们的演出场次、演出范围、观众人数、演出收入、演出行程等各种指标与同期的其他省属艺术表演团相比，都要高出许多。

但人算不如天算。

就在我们踌躇满志的时候，1989年夏天的政治风波很快影响了全国的演出市场，鉴于时局的特殊性，我们签订的许多演出合同被对方取消了，在一些地方，剧场不履行合同，不许我们演出……1990年5月5日在广州完成了最后一场演出后，贵州省轻音乐团回到贵阳并终止了演出。

贵州省轻音乐团的短暂历史至此终结。

之后，我们用演出的收入，用器材的折旧款，用我们四个承包人一年多的工资，还清了所欠的贷款。

在那特殊的历史阶段，文艺体制的改革明显减速了，社会办团也因此失去了时髦的光环，我们的工作汇报再也排不上文化厅领导的工作日程，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所在的创作室党小组也不再收取我的党费……我被闲置了一年。

这一年，是我的艺术人生的第三次转折。

在这一年“清闲”中，我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反思，有足够的空间调整心态。

正是借这一年“清闲”中的偶然机缘，我捧起圣贤的经典，开始懂得一点“修”与“养”，懂得一点“贪嗔痴”，懂得一点“戒定慧”，也懂得一点“上善若水”，于是，心平了，气和了。

三

“心若在，梦就在，只不过是从头再来。”刘欢的《从头再来》这首歌在那些日子里一直在我心里回旋着，成为与我相依相伴的知音，几经周折，在1991年，我的工作岗位转到了文化厅艺术研究室（现贵州省艺术研究院）。

这次工作岗位的变动，成为我学术研究的一个转折点，《戏曲研究》《艺术研究》《中国京剧》《中国文化报》《贵州日报》等报刊上都留有我对文化艺术的思考与探索的文章。

1993年，我的第一本戏剧理论文集《生存与美的探求》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该文集获得省艺术研究院优秀成果一等奖。

1991年11月7日，我有幸参加首届玉屏箫笛艺术节，在座无虚席的体育馆里，一位身着法衣的端公一手拿着一块手掌大的玻璃，一手拿着一把锤子，这时，七八个摄像机和照相机的镜头对准了他，他用锤子把玻璃敲碎，放在手心，随即便把手中的玻璃碎片吞下肚去。接着，助手提来一个陶罐，陶罐的颈部用绳拴着，往陶罐里灌满水后，端公用一张画了许多符号的红纸平放在陶罐口上，然后把陶罐倒转使其底朝天，水立即便洒得满地都是，引得观众哄堂大笑，之后，端公再次往陶罐里灌满水，再次用红纸平放在陶罐口，当端公将陶罐倒转使其底朝天时，奇迹出现了——罐中的水居然没有淌出来，随后，端公倒提着底朝天的陶罐绕场一周回到出发点时，水突然流出。

眼前这一幕从另一个角度开启了我的知识眼界，也使我的研究目光进入戏剧以外的另一个领域。1997年，我的论文《关于宗教长期存在的内在条件分析》获得国家宗教事务局、贵州省宗教学会联合颁发的优秀论文奖。

2000年，我的论文《贵州戏剧演出市场及地方戏剧种发展态势分析》获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颁发的第一届“中国王国维戏曲论文奖”一等奖。

同年，我的第二本理论文集《生存与美的再探求》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艺术是美的最高形式，而艺术，特别是舞台艺术，在今天都面临着一个生存问题。什么样的美才能生存？美的生存需要什么条件？生存与美之间的关系及价值观该如何调节和选择？这些问题一直在困扰着我们……前一本集子收入的文章，都是关于戏剧研究的，而在这本集子中，戏剧不再是我关注的唯一了，杂技、舞蹈、服饰、社会文化现象等都已进入我的视线之中，这个现象折射出我的追求与人生已从单一走向多元化。”

这段《生存与美的再探求》自序中的文字，透露出我在那个历史时期中的理论追求。

《生存与美的再探求》出版之前的1996年，对我的理论研究来说，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1996年初，贵州省杂技家协会邀请我撰写杂技论文，目标是参加即将举办的全国杂技理论研讨会，为此，省杂协给我提供了第四届全国杂技比赛实况录像等资料。在观看录像的过程中，我被战士杂技团演出的《银色畅想——女子抖轿子》所吸引，所感动，从这个节目中，我看到从前我所看过的杂技节目所不具备的一种创新，一种美感，一种把技巧与叙事手法相结合的艺术创造，由此，我的第一篇杂技论文《〈银色畅想——女子抖轿子〉的艺术个性及其意义》得以完成。

1996年9月1日至4日，在广州举行的第四届全国杂技理论研讨会上，我的论文《〈银色畅想——女子抖轿子〉的艺术个性及其意义》获1996年全国杂技理论优秀论文评比一等奖。

1998年11月，在第六次全国杂技理论研讨会上，共收到论文53篇，我的论文《杂技演出市场分析》获中国杂技金菊奖第一届理论奖一等奖。

2004年10月1日至7日，我有幸参加在广州举办的金狮奖第六届全国杂技比赛，6日，在文化部举办的“杂技创新与市场论坛”结束后，文化部艺术司杂技处处长李延年和助理调研员孙志强两位领导对我说，我发表的有关杂技的理论文章他们都看过，他们认为我对杂技现状的梳理具有理论和实践的价值，所以邀请我给10月下旬在西安举办的西部杂技编导培训班讲课，课题是：关于杂技的创新及其趋势。这个出乎意料的邀请，让我既感到意外，也感到振奋，因为我怎么也不会想到我发表的杂技论文会得到文化部领导的如此关注，让一个杂技圈外的人登上杂技编导培训班的讲台。从那天开始，我的精力便全部投入讲稿的撰写中，我把1996年至2004年我对杂技现状研究的多篇获奖文章从理论的角度进行分类归纳，最后整理为一篇完整的讲稿。

2004年10月14日，贵州省文化厅收到文化部司局函件艺杂函〔2004〕23号文件《文化部在西安举办西部杂技编导培训班的通知》，邀请我为培训班做关于杂技创新及其发展趋势的专题学术讲座。当我从文化厅领导手中接过这份文件时，我感到接过的是一种难以言说的分量，一种让我铭记在心的嘱托。

10月25日，在长安大学翠华园宾馆四楼会议室，留下了我这一生第一次作为“老师”登上讲台的记忆，而这篇讲稿，则成为我2007年发表之后被《舞台艺术》2008年第2期、3期转载，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官网作为精品文章推荐的约7万字的理论长文《当代中国杂技艺术现状扫描》的雏形与基础。

2005年，中国文联聘任我为中国杂技金菊奖第五届理论奖评委、副主任。

我的多篇杂技论文先后获1996年全国杂技理论优秀论文奖二等奖、1997年全国杂技理论优秀论文奖二等奖、1999年中国杂技金菊奖第二届理论奖三等奖、2000年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二等奖、2001年中国杂技金菊奖第三届理论奖二等奖、中国文联2001年度文艺评论奖三等奖、2003年中国杂技金菊奖第四届理论奖三等奖、2007年第六届文联文艺评论奖二等奖。

2007年和2008年，是我与杂技结缘以来具有某种特殊意义的两年。

因为在之前的2005年，我在上海大剧院看到广州军区战士杂技团演出的杂技剧《天鹅湖》，看完演出后，我先后向战士杂技团的宁根福、高俊生、李亚萍三位团长请教有关杂技剧《天鹅湖》创作过程中种种的艰辛与快乐。我觉得，杂技剧《天鹅湖》所取得的辉煌业绩，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当今中国杂技的一个标杆，历经一年多时间的思考与打磨，一万七千字的《杂技剧〈天鹅湖〉的艺术价值及其历史意义》终于在感动中完成初稿。

随后，我便把这篇文章寄给贵州省文联，收录在贵州省文联出版的“坚守与跨越丛书”《今日文坛》第一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

四

导致我艺术人生的第四次转折，发生在1999年。

那年4月，贵州省庆祝建国五十周年文艺晚会策划小组成立，我是组员之一。时值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为了借鉴与学习，我们一行包括文学、音乐、舞蹈、舞美的主创人员及文化厅行政主管领导来到昆明。

5月1日，我们一行人在昆明世界园艺博览园参观途中休息小坐时，贵州省文化厅主管社会文化的领导罗运琪与我闲谈，话题无意中转到了《电影评介》当时处于负债的艰难处境。我说：“《电影评介》是否可以参考省文联音协的刊物《苗岭之声》的做法，与省外有能力、有实力的民营公司合作，说不定也能摆脱当前的困境，取得明显的改善。”

没想到那短短几分钟的交谈，竟成了几个月后我与《电影评介》携手的缘起。这个结局对于我是意外的。

为了适应当时的改革和发展需要，《电影评介》主办单位由之前的贵州省电影公司变更为贵州省文化厅，《电影评介》编辑部变更为具有法人资格的杂志社。1999年9月16日，我作为《电影评介》的（常务）副主编，带着一个装满稿件的拉杆箱，从贵阳只身来到充满着改革梦想的深圳，深圳体育场对面的南天大厦的出租屋便是我在深圳的家，也由此开始了我与《电影评介》的一段情缘。

与我们刊物合作的伙伴是深圳的一家公司，合作的期限在对方的要求下确定为10年。

开始工作后召开的第一次编务会议，与会人员有公司方面管理层的谈心先生和文字编辑、美术编辑、负责印务及发行的同事。

当时我带去的1999年第3期（总第219期）《电影评介》页码共计44页，封面封底和中心插页为彩色印刷，余下的是黑白版面，与会议桌上摆放的香港、台湾以及国外做的精美的电影类刊物相比较，《电影评介》的滞后和简陋便异常明显。于是共识很快达成：印刷、装帧向一流刊物看齐，全采用铜版纸、全彩色印刷，页码从之前的44增加至68，同时对栏目重新设置；向省新闻出版局申请将刊期从双月刊改为月刊；在保留邮局发行的同时，开辟第二渠道，自办发行。

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工作，在1999年10月，改版后的《电影评介》1999年第4期（总第220期）出版了，面目一新的《电影评介》立即获得读者、作者以及省文化厅、省新闻出版局等所有层面的赞扬与肯定。

到2000年下半年，《电影评介》的发行量便增至25000份，不到一年的时间，发行量增加了大约12倍。

2001年《电影评介》被中国新闻出版总署授予双效期刊称号，入选中国期刊方阵，参加在北京举办的中国期刊展。

2002年，《电影评介》作为贵州省期刊的唯一代表，参加在台北举办的大陆期刊展。踌躇满志地跨入2003年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劫难已经悄悄地笼罩着我们编辑部及合作公司的所有部门。从2003年1月开始，编辑部和公司员工的工资开始被拖欠，持续长达10个月之久，为此，在2003年11月，《电影评介》杂志社通过广东一家律师事务所致律师函给合作公司，指出对方严重违约的事实，并希望能立即采取拯救措施，但公司方面一直没有做出回应。

2004年1月6日，2004年第1期《电影评介》刚送到印刷厂，公司便在编辑部张贴了一张附有公司老总签字的关于放假的通知：“编辑部：经研究，从即日起编辑部职员放假。上班时间待通知。”

在深圳的民营企业里，大家都知道这种无限期放假是资方变相辞退遣散员工的一种柔性策略，事实上从那天起，编辑部的员工们再也没接到回公司上班的通知。

为了保证刊物出版的正常运行，在接到无限期放假的通知后，我们便与广东另一家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合作期限为10年。2004年1月，《电影评介》办事处随即从深圳搬到了广州。

广州的这家公司是国内音像界有名的企业，开展合作后刊物的页码从之前的84增加到116，刊物栏目重点从大银幕转向影碟，每期随刊赠送一张公司发行的正版DVD影碟。

2004年3月，贵州省新闻出版局黔新报刊〔2003〕9号文件下发，文件明确《电影评介》杂志社实行主管、主办单位分离。主管单位是贵州省文化厅，主办单位是贵州省文化馆。社长、法人、主编是刘斯奇。因此，我随同《电影评介》一起调入贵州省文化馆。

2004年底，我收到北京大学寄给我的2004年版《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电影评介》入选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

2005年1月20日，与我们合作的广州这家公司单方面宣布终止与《电影评介》的合作，谈及原因，一是刊物内容没有与公司的资源相连接，二是没有赢利，在一年时间里，公司亏损数十万元，为了不再继续这种亏损局面，所以终止合作，编辑部人员两天内办理移交手续，其他部门五天内解散，善后事宜与我协商处理。

之后，我和公司肖经理对善后事宜的处理进行了多次的磋商与讨价还价的谈判，在2005年1月27日，我们终于在互相的妥协中达成和解协议，最后一次走出了一年来天天进进出出的怡景大厦。

在之后的一个月时间里，我的所有时间都耗费在了电话和电子邮件的联系之中，在那段时间里，我体会到了“心力交瘁”这个词对生命过程的那种深刻描绘。就在我心中萌生暂时停刊这个念头的时候，来自上海华东书局的热心朋友殷志敏的一个电话便立即使情势与我的心境发生了陡转。第二天——2005年3月16日，我从贵阳赶到上海，与上海某传媒公司负责人交谈后，有关合作的事宜很快就达成共识，从2005年3月开始，《电影评介》在上海开始了新一轮的充满着希望的努力与拼搏。

尽管公司方面动用了各种资源优势，但之前的市场预期却一直没有出现。当日历翻到2005年11月，公司向我提出更改刊名，把刊物内容全部转向电视剧。当我告诉对方，更改刊名要新闻出版总署批准才能更改，我无能为力时，对方便以此为由把10年的合作期改为1年。较之一年前广州的经历而言，眼前的突变中多了一些相互的理解，毕竟对方在终止合作前给我留下三个月的缓冲时间。2006年3月3日，我在上海一家餐馆里与上海另一家文化公司的负责人就合作事宜进行交流后基本达成协议：刊物方向改为学术研究。半个月后——2006年3月20日，合作协议正式签订。

《电影评介》又一次改版。这次改版的目光，集中在《电影评介》入选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的意义和价值上。而这一点，在我的心里已经酝酿了很久很久……2004年12月2日，当我得到《电影评介》入选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的通知后，我便带着那本厚厚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回到贵阳，与贵州大学、贵州师范大学、贵州报业集团、贵州省电视台等多家单位联系，但我的合作设想没有得到期望中的回应。所以，当上海这家公司对《电影评介》在《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榜上有名表示出特别的兴趣与关注时，我们之间对刊物的改版走向便一拍即合。

从2006年第9期（总第302期）开始，《电影评介》离开了延续27年的图文并茂的评论兼咨询路线，转为学术理论研究型刊物。两个月之后，便出现了乐观的势头。一年下来，刊物盈利的指数超出以前的预期。

令人乐观的另一个因素，是改版后的《电影评介》得到了新闻出版局的好评。2006年第4期《贵州报刊审读与管理》刊载了题为《〈电影评介〉改版特色显著》的文章，紧接着在2006年第5期《贵州报刊审读与管理》上，又刊登了一篇题为《〈电影评介〉开拓新领域》的文章。

也就是2006年，我的第三本理论文集《电影与人生》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十年的历程就这样在坎坎坷坷、曲曲折折中走过来，尽管留下的脚印显得有些歪歪斜斜，但却是实实在在的。之所以如此不厌其烦地讲述昨天所经历的一切，是为了给今天的同行者一个提示，给明天的后来者一个参照。

2010年4月，《电影评介》结束了自1999年以来与民营公司合作经营的运作模式，从他乡回归故里，恢复杂志社对《电影评介》完全的独立运作。

从1999年第4期（总第220期）开始，截至2012年第6期（总第467）为止，我负责编辑、出版、发行《电影评介》共247期。

贵州省文化厅主管的《电影评介》，从1979年3月创刊到2013年2月，在身后留下的是在34个春秋中奋斗前行的坚实脚印。以2013年1月24日为标志，为贵州省文化厅主管的《电影评介》34年来的追求、拼搏、探索、奉献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