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桂银 从流浪艺人到杂技艺术家
弹指间,我已经走过了76个春秋,从8岁投身杂技艺术开始,至今已有68个年头。回顾数十年来的风风雨雨,真叫人感慨万千。是共产党,是新中国,将我从旧社会的苦海里拯救出来,引领着我不断地在杂技艺术的路上攀登。
苦难的童年
我出生于1940年7月,父亲是北京人,从小家境贫寒,父亲以炸油条的小生意维持全家的生计,在我5岁的时候,母亲不幸因病去世。父亲由于悲伤过度,加之长期烟熏火燎,造成双目失明,只好将年方10岁的姐姐送人做了童养媳。比我稍大一点的哥哥由于饥寒交迫,也不幸夭折。
为了活命,父亲带着我四处流浪乞讨,吃尽了人间的苦头。直到8岁那年,遇上了山东的一个马戏班,班主李风云见我聪明伶俐,身世可怜,就给父亲20元钱,将我买去学艺。从此,我就再也没有见过我那可怜的父亲。
杂技班的日子是非常艰辛的,每天都要四处奔波演出,几乎跑遍了半个中国。为了早日登台献艺,我刻苦学习,不怕流血流汗,在摸爬滚打中,终于学会了骑马、爬大杆、椅子顶等杂技。
共产党给我新生
1953年,我随杂技班来到贵阳,幸运地遇到了原省文化局艺术科的张富忱科长,张科长非常欣赏我们杂技班的艺术和实力,将杂技班全体留了下来。在新社会的阳光下,我们全体流浪艺人有了温暖的家,从此不再四处漂泊流浪。我们怀着感恩的心,为新中国,为贵州人民献出了我们的艺术青春。1956年,正式成立了“工农兵杂技艺术队”(后来又改建成了贵州省杂技团)。每天马不停蹄地巡回演出,我们的足迹遍布贵州省80多个县市,受到了贵州各族人民的高度赞扬和热烈欢迎。
在新中国温暖的怀抱里,我的技艺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我先后学会了顶碗、椅子顶、水火流星、抖空竹等技巧,并成了台柱子。在党的培育下,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逆境中无私奉献
“文化大革命”时期,我的爱人雷成皋曾参演节目《长征组歌》,在表演飞越碉堡的节目时,因意外失足摔成重伤,医治数月后不幸去世。当时,我已有四个月身孕,还带着一个四岁的小孩。爱人的离去,年幼的孩子,以及动乱的年代,使我不得不重新迎接命运的挑战。是对党的忠诚,对艺术的追求,支撑我勇敢地面对人生的转折。
1972年,团里新招了一批学员,我又当上了杂技教师,还担任了班主任,在任教的十多年间,我首先教学生做一个热爱祖国的人,忠于事业和艺术的人,并将自己数十年积累的技艺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们。在我严格、耐心、认真的指导下,孩子们的技艺日渐提高,先后获得过优异的成绩:《顶碗》代表中国参加中日友好演出;1990年7月17日,在贵州首届杂技比赛中,杂技《滚灯》荣获三等奖,《晃椅》荣获三等奖。
现在我虽然已经退休多年,但对艺术的热爱从未减少,无论团里有任何演出,我都会到达现场为队员们摇旗呐喊,为我们团奉献一份余热。
是新中国解放了我,是共产党培育了我,是贵州人民给了我艺术的生命。我永远是贵州省杂技团一名忠诚勤奋的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