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林 蔡才文 舞林伉俪

李玉林、蔡才文二人，十六七岁就登上舞台，他俩在舞台上相识、相帮、相知、相爱，结为连理，兢兢业业几十年。夫妇俩在上百个民族舞、当代舞中默契合作。他俩退休后并未离开舞台，仍对舞蹈艺术一往情深。他俩将生命之根深深扎在苗岭之下，他们的梦想就是要让贵州民族舞蹈立于世界艺术之林。国家一级编导李玉林、蔡才文的事迹已被编入《中国舞蹈辞典》，蔡才文被誉为少儿舞蹈的“优秀园丁”。

步入舞林

李玉林出生在一个纺织工人家庭，父母都没有上过学，但是李玉林从小就得到京剧票友舅舅的培养，小学五年级时，在贵阳市市北小学一次欢迎省主席的文艺晚会上，演出全本京剧《梅龙镇》，这让他踏上了进入艺术殿堂的第一个台阶。1951年李玉林、蔡才文被刚组建的贵州民族文工团选中，从此步入舞蹈之林。他俩天资高，又勤奋，不仅在群舞中担任领舞，而且还跳独舞和双人舞。在排练和演出中，李玉林能向编导老师提出独到的意见，并能做出示范动作，深得领导和编导老师的器重。

1952年11月，西南区首届文艺会演在重庆举行，团里接到参演通知之后，积极组织力量投入创作，18岁的李玉林是创作组成员之一。当时没有任何有关舞蹈创作的材料可学习，也没有什么模式可借鉴。在几次观看解放军文工团演出的过程中，他从当时盛行的陕北腰鼓和东北大秧歌中受到启发，悟出一个道理：贵州是个多民族省份，只有挖掘民族艺术元素，编创独具一格的民族舞蹈才有特色。于是他走进图书馆、书店，寻找具有民族色彩的文字与图画、照片，一幅反映彝族人民唱歌、跳舞的图片使他茅塞顿开，很快形成了创作雏形。为了进一步探寻舞蹈的动作语言和技巧细节，他留心观察街上身着民族服装的人，并在记忆中搜索在花溪高坡看过的苗族舞蹈和每年“四月八”苗族同胞在贵阳喷水池吹芦笙、对歌、跳舞的欢乐景象。再根据那段时间广播里、报纸上有关大方、水城彝族同胞翻身做主人之后高高兴兴接新娘的报道，确定了彝族同胞生活出现新面貌的主题，以“喝喜酒，迎新娘”的欢乐情景为主要内容，以彝族“酒礼歌”为主旋律，创作出彝族舞蹈《酒礼舞》。他挑选出12名男女演员投入排练，既当编导，又担任领舞。经过十多天的努力，一个舞姿美、音乐美、结构紧、主题好、队伍棒的优秀舞蹈作品登上舞台，立即得到领导和同仁的认可。他们在贵阳边演出、边修改、边提高，1952年10月，代表贵州赴重庆参加汇演，一炮而红，被列为向重庆市民公演的节目之一，重庆的报纸作了图文并茂的报道。一种首战告捷的成就感使年轻的李玉林兴奋不已，他暗自下定决心：“这辈子就干舞蹈这一行了！”

不久，贵州民族文工团经过整合，与部队文工团合并。于1956年正式成立了贵州省歌舞团，李玉林便成为歌舞团舞蹈队的一名骨干，从此海阔天空任他翱翔。有了第一次独立创作成功的尝试，他更坚定了“热爱民族舞，钻研民族舞，创作并演出民族舞”的决心和信心。1955年秋天，他主动向团里申请到大方县苗族聚集的菱角乡体验生活。他和苗族同胞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增进感情，零距离地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习俗、音乐、舞蹈、服饰等，获得了艺术创作的第一手素材，他深深感到广阔的农村是个大课堂，民俗民风是艺术的源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他在打谷场上看到妇女们劳动的场景，目睹她们边劳动、边说笑、边唱山歌的活跃画面，创作冲动油然而生，一个反映苗族青年追求婚姻自由的小舞剧《筛娘》在他心中慢慢定型。他不仅担任导演，还扮演动作难度最大的男主角阿沙。经过两个星期的排练，配乐、舞美、服装、道具全部就绪，很快就在人民剧场公演，李玉林集编、导、演于一身的第二个有影响力的节目再次获得成功。

当他还沉浸在喜悦中的时候，喜讯又传来：经省文化局批准，《筛娘》于1956年12月晋京参加“全国专业艺术团会演”。晋京会演，高手林立，精品迭出。当时舞蹈界对贵州不怎么看好，更无期待。出人意料的是，贵州闯出一匹黑马，《筛娘》第一次闪亮登场，艳压群芳，好评如潮，《北京晚报》《文艺报》载文给予高度评价。1957年《人民画报》登载了大幅剧照。业界人士评价《筛娘》是当代中国第一部优秀的少数民族独幕舞剧。基于这些突出成绩，1957年8月，李玉林破格加入“中国舞蹈工作者协会”，是贵州进入该协会的第一个会员，这一年，李玉林22岁。

大剧担纲

经过多年来的艺术实践，编导和表演水平都得到快速的提高，李玉林自然成为大型苗族舞剧《蔓萝花》编导组成员（此外还有吴保安、肖联铭、陈宜昆），并扮演一号反派角色黑大洋。1960年该剧在贵阳市首演。同年5月4日，周恩来总理观看舞剧《蔓萝花》后高兴地接见了全体演职人员。1961年，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将该剧拍成彩色艺术片。1963年，该剧先后获捷克国际电影节优秀影片奖、瑞士洛迦国际电影节荣誉奖。舞剧《蔓萝花》为贵州人争了光，是贵州文艺繁荣时期代表作之一，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也是李玉林艺术生涯的一个闪光点。

“文革”时期全国掀起演出样板戏的热潮，李玉林荣幸地担任了现代舞剧《白毛女》的导演并扮演杨白劳。更令他高兴的是团里决定派他赴北京参加《红色娘子军》学习班。这对李玉林来说又是一个新的挑战，他在舞台上活跃了十几年，编、导、演的基本上都是中国民族民间舞剧，而《白毛女》和《红色娘子军》两个大型现代舞剧都是洋派芭蕾舞，被称为宫廷舞蹈，对中国观众来说可谓阳春白雪。好在剧团过去本来就是以芭蕾基础训练为主，加之有学过芭蕾舞的蔡才文辅佐，还有北京的“样板团”作为政治任务认真地教，贵州省歌舞团刻苦地学，顺利完成了演出任务，李玉林成功塑造了苦大仇深的杨白劳和反面人物残暴凶恶的南霸天，更可贵的是在编导上学到先进经验和新的创作手法，令同仁敬佩。

梅开二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在全国文代会上提出了“拨乱反正”的口号，要求行政部门对艺术创作不要横加干涉，全国文艺行业迎来了繁荣的春天。李玉林和蔡才文当时已步入中年，生活阅历、知识积累、艺术造诣都达到了新的高度，加之良好的外部环境，他们乘风破浪正当时，梅开二度硕果丰。

1982年6月，贵州省文化厅举办首届全省舞蹈展演，蔡才文创作的双人舞《晨曲》由遵义文工团演出，获二等奖，李玉林创作的彝族三人舞《赶马歌》由贵州省歌舞团演出，获三等奖。1986年8月，贵州省文化厅举办全省民族舞蹈比赛，李玉林、蔡才文新创作的苗族女子群舞《赶月亮》由贵州省歌舞团演出，荣获二等奖。

1987年二人新创作的苗族双人舞《斗鸡》，以独特的舞蹈语言、鲜明的民族风格、精美的情节安排，在第二届“花溪之夏”艺术节舞蹈比赛中大放光彩，夺得第一名。《斗鸡》经过进一步加工精排后在中国少年儿童歌舞会演中又荣获一等奖。专家在权威舞蹈杂志上发表了总结性的文章，称赞《斗鸡》的构思和主题，“其社会意义远远超越少儿自我教育的范畴，应该算是少儿舞蹈刻意求新的硕果”。

鉴于上述卓著成绩，李玉林、蔡才文于1988年双双被评为国家二级编导，当时，这在全省范围内都为数不多，他俩在舞蹈界也算顶尖级的专家了。

近十几年来，李玉林和蔡才文应水城矿务局和开阳磷矿务局等大企业的邀请，多次前往当地指导工人文艺队伍的排练活动，为他们创作工人题材的舞蹈。他俩首先深入矿山基层，直接了解和参与工人的劳动生活，翻阅大量资料，有了强烈的创作灵感，才进行舞蹈设计和编排，共创作了十几个工人题材的舞蹈，例如用童话手法表现采矿工的《煤姑娘》《鲜花献给采矿工》，表现电焊工人的《焊花迎春》，表现矿难中悲壮牺牲的《追思》，表现培养新型技术员和工人的《摇篮》，表现全体职工英勇抗洪精神的《激流勇进》，表现环保美化矿山的《绿浪》等，在十多届“洋水之声”艺术节比赛中获一等奖。因为演员都是矿厂的工人，所以矿山领导评价：这是舞蹈家和职工共同创造的社会主义精神财富。

1989年11月，贵州省文化厅受“中华羊城博览会”组委会之邀，组建“贵州民族民间艺术团”赴会，历时一个月。在广州天河公园主会场，贵州艺术团的节目成了吸引中外观众的重头戏，中央领导乔石、李瑞环、雷洁琼先后观看了表演，并与贵州演员合影，贵州日报社派记者苏丹作了跟踪报道，省领导丁廷模和省文化厅厅长王恒富、副厅长钱荫榆专程前往慰问。这台节目的总导演就是李玉林，副导演是陈建良。他们和农村演员一起住，一起吃，无怨无悔，热情洋溢。

1990年9～10月，贵州民族民间艺术团赴北京参加第十一届亚运会艺术节，李玉林和陈建良再次担纲总导演和副导演，在人民文化宫主会场演出30天，期间还到亮马河广场、西苑宾馆、劳动人民文化宫、国家建设部、国家文化部等地演出，9月30日晚在中南海为中央领导演出，江泽民、李鹏等中央领导观看了演出，并和反排木鼓舞演员共舞。在凯旋的庆功会上，王恒富厅长特地向李玉林敬了一杯致谢酒，李玉林谦虚地说：“为宣传贵州，再苦再累也值得。”这是他的心声。

1990年，中国首届国际民间艺术节在北京举办，来自苏联、美国、意大利、朝鲜、越南和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的十四个国家级艺术团云集北京，国内只有内蒙古艺术团和贵阳市花溪民族民间艺术团参加，实属殊荣。贵阳市花溪民族民间艺术团是一支成立不久的半专业半业余艺术团，团长周亚玲特聘李、蔡夫妇为他们的艺术指导。李、蔡以花溪苗族、布依族的艺术元素为题材，创作了一台别具贵阳特色的歌舞节目，比如表现苗族汉子彪悍形象的舞蹈《苗刀》、表现苗族婚俗的集体舞《牵羊》、表现布依族风情的《庆丰收》等，在高手如林的12场国际艺术交流演出中，花溪艺术团倍受青睐，许多国际同仁主动到他们驻地学习节目，参观服饰，录制音乐。周亚玲说：“花溪艺术团为贵阳争了光，为贵州争了光，这是李老师和蔡老师用心血浇灌的成果！”

1992年2月18日至3月3日，第三届中国艺术节在昆明举办，开幕式上有一个56个民族艺术方队的大展演，贵州奉命组建苗族、布依族、侗族、水族、仡佬族五个民族文艺方队参加，李玉林和陈建良为此辛苦了两个月，他们没有什么报酬，完成任务回来，在省民委的总结表彰会上，李玉林接受的奖励就是龙志毅副书记的夸奖和一杯茅台酒。

1992年，在全省文艺体制改革中，省歌舞团率先成立面向市场的“贵州省舞蹈艺术发展中心”，李玉林被任命为该中心法人代表，蔡才文、张京华、刘祝英等即是李玉林麾下的培训部骨干。他们同时组织了两支队伍，一支青年舞蹈队，一支少儿舞蹈队，他们利用业余时间组织学员培训，从基本功起步，然后教他们排练一些代表性的节目。少儿队很快脱颖而出，组建了“童星舞蹈团”，1993年8月，受省文化厅委派，到沈阳参加第三届中国国际民间舞蹈邀请赛，李、蔡夫妇为之创作并导演的大型少儿舞蹈《金鸡闹春》，以美丽的服饰、精巧的芦笙、动听的音乐和可爱的童真童趣引起轰动，经严格的评比，荣获“金玫瑰奖”。

余热生辉

1994年，李、蔡夫妇先后退休。一般人视退休为穷途，之前曾经红红火火，一旦退休则心灰意冷，乃至患上“退休综合征”。李、蔡夫妇在舞林叱咤风云四十余年，硕果累累，成就显赫，桃李芬芳，儿女成才（儿子李晓松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在战旗歌舞团任编导，女儿李晓梅亦是一名舞蹈教师，外孙女罗柯娃是少儿舞蹈高手）。按说，年近六旬的一对“舞人”应刀枪入库、坐享清福了。然而，他俩难割结缘了几十年的舞林情结，难舍一生钟爱的贵州民族舞蹈，于是退而不休，继续在贵州舞林发挥余热。

1994年初，随着全省文艺改革的深入发展，李玉林发起创办了贵州第一所民营舞蹈学校——贵州省艺林舞蹈学校，蔡才文和张京华、刘祝英成为校委会成员，在贵阳招收一批热爱舞蹈的中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进行程式化的正规训练，在管理上采取以教养教、自负盈亏的办法，挂靠省歌舞团，既受他们的领导，也承接他们交付的培训和演出任务。通过一年多的严格训练，一些学员成为所在学校的文艺骨干。1995年夏天，由李、蔡夫妇创作并导演，由“艺林舞蹈团”排演的当代舞《黄河愤》参加贵阳市第八届花溪之夏艺术节，通过筛选，进入决赛，由北京、上海请来的评委按多项指标打分，《黄河愤》荣获一等奖，《贵州日报》评价这个节目的政治和艺术水平都很高，可称为“艺林舞蹈团”旗开得胜之作。他们乘胜追击，在两年之后的第九届花溪之夏艺术节上又推出大型当代舞《红旗颂》，荣获二等奖，并被组委会确定为颁奖晚会的压轴节目。

据《贵州日报》2010年6月2日报道，蔡才文、李玉林用一年的时间对花溪孟关小学文艺队将近100名从没有跳过舞的小学生进行集中培训，从零基础抓起，开展新农村少儿舞蹈美育工程，并根据当地流行的猴鼓舞新编儿童舞蹈《猴儿鼓》，走在中国舞蹈协会前面，贵州省舞蹈协会推荐花溪孟关小学演出的《猴儿鼓》参加全国的展演，由中央拨款，全部少数民族儿童演员乘飞机赴北京参加“向祖国汇报”文艺演出，中央电视台直播演出盛况，让这批娃娃的心灵受到震撼，大大增加了娃娃学习的志气。

贵州省艺术舞蹈学校培训了数百名各个年龄段的学生，为专业艺术院校和国家艺术团输送了许多人才，而且大部分都考进重点高中和大学，有的甚至在国外的名牌大学深造，成为尖端人才。

例如，夺得金奖的舞蹈《黄河愤》的领舞罗柯娃，以优秀的成绩考进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杜肯大学，并凭借歌、舞、乐器三项才艺成为第一个考入该校东欧艺术团的亚洲学生，每年获得高额奖学金，毕业后成为闯入金融界的精英，被誉为“华尔街的中国才女”。一份华人报纸以《华尔街上的中国红——贵阳女孩罗柯娃“闯纽约”》为题对她作了专题报道，成为艺林舞蹈学校的骄傲。

2007年，李、蔡夫妇年过七旬，仍然勤奋创作，在“艺林舞蹈团”创作并导演的当代舞《都市迷彩》参加省文联和省舞协举办的全省中老年优秀舞蹈展演，获金奖。

虽然退休后取得一串串丰硕成果，他俩并不把荣誉当包袱，而是当动力，每年都有新的起点。2012年他俩进一步修改和精排《苗岭花鼓》，参加贵州省老艺术家委员会举办的“薪火相传”文艺演出，荣获金奖。2014年新创作的当代舞《茶海新歌》参加第二届“薪火相传”文艺演出，获二等奖。他们不仅为广大群众提供了丰富而雅俗共赏的精神生活食粮，更为新时代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舞蹈的人们，打造了一个健康美丽的艺术平台，同时也为贵州民族舞蹈事业的发展和繁荣，继续做出贡献。在笔者的印象里，李玉林、蔡才文夫妇此生似乎是为舞蹈而生，为艺术而活，在金钱至上、物欲横流的当下，李玉林、蔡才文夫妇在事业上记住了“创作、奉献”四个字，而忽略了“金钱、享乐”四个字。

李玉林、蔡才文夫妇已年逾八旬，宝刀不老，仍然活跃在贵州舞林，应了那句老歌：革命人永远是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