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桂梅 墙角一枝梅

我从母亲怀中呱呱坠地，是1942年农历八月，正是“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的金桂佳节。而1942年，亦是我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者最为艰苦卓绝的历史时期，世道艰难。父亲大概希望自己的女儿不仅习针黹，勤学习，还应懿德、敦厚，柔中有坚韧，经得起风雨。故根据家谱中女孩儿的字辈，给我取了“桂梅”这个既应时又应景的名字。

一

1956年8月底，我刚从花溪“贵阳首届少年儿童夏令营”返回家中，就接到贵州省文化艺术干部学校的录取通知书。这恰逢其时的录取通知如久旱的甘霖喜从天降！手捧通知书，我陷入深深的回忆。

我父亲是抗战爱国将领冯玉祥所部少校团长，是黄埔军校二期学员，早年参加过北伐战争，后在国民党新八军军长高树勋手下担任补给处少将处长。父亲刚毅、热血，富有爱国情怀。父亲常说：“大凡血气者，当要有进取之心。”对我兄长更是勤于教诲：“男儿汉，义之所在，身虽死，无憾悔。”父亲的训诫，我们铭刻于心。国共合作破裂后，蒋介石屠刀再起，杀戮共产党人。我父亲因不愿与新四军开战而被贬谪，并以“年老体残”为由被逼退役。为防不测，父亲携全家老幼仓促逃难。几经周折，1948年冬，我们终于从河南开封逃至贵阳。次年，母亲生下我的妹妹。因生活所迫，将刚生下来的妹妹送与他人。而后，父亲病重，撒手人寰。为了抚育儿女，我的母亲给别人当帮工、赶马车、抬石头，受尽艰苦。长我九岁的大姐，白天在工厂做工，夜晚在煤油灯下给别人纳鞋底、织毛衣。我和二姐在寒冷的冬天，跑到老贵阳电厂的灰堆上拾煤核，捡煤渣；我兄长小小的年纪也肩挑木桶在街上担水叫卖。因无力抚养这么多孩子，母亲只能含泪将哥哥也送与他人。尽管家境贫寒，我母亲和大姐仍竭尽全力供二姐、我、弟弟读书上学。

正当我小学毕业不能升学，一筹莫展之际，天上掉下张艺干校戏曲专业的录取通知书，而且是供给制，既能缓解家境之窘迫，又能学习一技之长，岂不乐乎？于是，这张录取通知书改变了我原想从医、从教的择业方向，改变了我人生命运之轨迹。

我初涉戏曲殿堂，眼前顿时一亮。学校按照戏曲艺术规律进行课程设置。清晨在池塘边“咿咿、啊啊”喊声、练嗓。早餐后在练功室耗腿、压腿、踢腿、拿顶、下腰。然后进行手、眼、身、法、步各项形体训练。这让从未看过戏曲表演、不知戏曲为何物的我，既新鲜又好奇，目眩神迷。从艺术感知的角度看，我的禀赋可谓不高。班上梨园世家的子弟，周百穗、姜桂华、龚美华等，老师一指，她们就懂；老师一说，她们就会。我好生羡慕！心里只怨自己笨。由于学习不得法，只能死学、傻练。记得进校一年后，学校安排了一次基本功汇报。汇报在人民剧场进行。那天很闷热。舞台上聚光灯一开，只见剧场观众厅首长席黑压压一片，坐满了艺校、文化局以及前来观看的各剧团专家、前辈，气氛骤然紧张起来。男同学汇报完毕，女同学悉数上场。女同学依序排队，跟着老师敲击的节奏踢腿、搬腿、劈叉、下腰。待要走“圆宝顶”时，我下腰双手抓腿用力过猛，重心不稳，一下子把前面的同学撞倒在地。这阵势可把我吓坏了，也顾不上汇报了，竟站在台上“哇”的一声哭了起来。而台下的观众，看着我们稚嫩、可爱、吓傻、惊呆的模样，却哈哈大笑，笑得前仰后合。这不就是儿时的笨拙和傻气么！

光阴荏苒。进校第四个学年，即1960年春，喜讯传来。学校决定保送周百穗、我及另一位男同学到西安学习尚派艺术。这时期的我，已演出过《苏三起解》《二进宫》《三击掌》《法门寺》《六月雪》《二堂舍子》《甘露寺》《玉堂春》等青衣戏。由于所学行当单一，所演剧目有限，被派往西安学习，虽喜不自胜，然而，也惴惴不安，深感压力。

古都西安菊花园9号，原为陕西省戏曲学校旧址（后选址另建）。其幽深之处一座二层中式花园小楼房，便是尚先生之府邸。

进入尚派艺术殿堂，便堕入了五彩缤纷的艺术世界。尚小云先生原学武生，后习旦行，集花旦、花衫、青衣、刀马旦于一身，为京剧“四大名旦”之一，在全国享有盛名。

俗语有“隔行如隔山”之艺谚。通过学习尚派艺术，我深悟了登“山”之难。一天，在先生家花园里练《出塞》的“趟马”“射雁”后，先生对我说：“桂梅不易。本来你是学青衣的，现在学《出塞》，确实不容易。这就叫‘文戏武唱’。干咱们这行，没别的，就是练！”接着又说：“要想人前夺萃，除非背后受罪！”对于先生的教诲，我刻骨铭心，努力践行。为了“文戏武唱”，补苴罅漏，我艰难地在崎岖不平的、隔行的“山”上砥砺前行。

西安的盛夏酷暑难挨。每天清晨在先生家练功、学戏后，趁中午戏校学生午休之空档，我便溜进练功室，扎靠、跑圆场、耍枪花，基本功日渐精进。烈日像要把练功室晒化似的，热浪四溢。练完功后，从上到下，里里外外，衣裳如水。为图凉快，跳进水池，用自来水冲洗。那时年纪小，又无人提醒，孰知，竟落下病根。

光阴似箭，在西安待了8个月有余。先生传授了《昭君出塞》《失子惊疯》《金山寺》《打青龙》《思凡》。另外，先生给我单独亲授了青衣戏剧目《牧羊圈》。学业结束，与先生情谊难舍，含泪离别。先生给我们每位学员分别赠送了笔记本和他出演《昭君出塞》之剧照。笔记本扉页题字（每人不相同）是：“前台小试，展露才华。桂梅贤契惠存。”落款处，有先生加盖的朱文印章。

学成荣归。返校后，我汇报了先生亲授的尚派剧目《牧羊圈》。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正当我踌躇满志，努力攀登时，却因在西安练功后用冷水冲洗而导致风湿侵体，全身关节红肿、僵硬，行动艰难，被诊断为严重的游走性风湿性关节炎。因怕影响心脏，医生在诊断书上醒目地写着“建议改行”四个大字。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令我猝不及防，如坠深渊。迫于无奈，我含泪舍弃了曾经为之奋斗并视为生命的京剧艺术事业。

二

毕业后我留在了学校。1962～1986年这二十余年间，我当过教师，也服从组织分配做过少先队辅导员、学生政治辅导员、共青团团委副书记等工作。改行初期，我害怕进入排练厅，不愿听到那高亢、激越、悦耳的京胡声及学生们的吊嗓声。因触景生情，会引起我对京剧艺术之眷恋，会引起我对往事的回忆。这种内心的激荡、煎熬，常使我夜不能寐。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渐渐清醒。随着各项工作的开展及多种“角色”之转换，在甘苦中经历了成功与挫折、痛苦与欣慰。历练让我成长，也渐渐成熟。

然而，痛苦并未远离，祸不旋踵。1976年，我的婚姻走到尽头，孤独无依，欲哭无泪，再次陷入人生的低谷……

三

物转星移几度秋。正当我在人生低谷徘徊，挣扎在“寻寻觅觅”的歧路口时，否极泰来。我被调进贵州省文化艺术研究所（现省艺研院）。此时人到中年的我，深知这是我最后的安身立命之地。于是，我带着新的希望及对艺术研究的敬畏之心，走进了通往艺术研究领域的时光隧道。

艺术研究所为文化厅新建机构，地址在延安中路原省文化局一楼，无住宿设施。在一间不足14平方米的斗室之内，安放了三张办公桌、一个资料柜、一个文件柜，还勉强搁置下一张折叠式木制沙发。白天5个人在此办公，晚上待人散尽，将沙发里被褥取出，便是我困倦休息的栖身之地。第二天依旧收拾好被褥，办公，周而复始。地方狭小，女儿居住不下，只好由姥姥、姨妈和舅舅们代为照料，在“吃百家饭，穿百家衣”的环境中长大。这样的环境，我一住就是近10个春秋。虽然有些不便、凄苦，但毕竟有一个安身之处。

无房居住，不足道。到研究所之后最大的障碍及挑战，则是自己。仅有小学文化程度、中专学历的我，要想搞艺术研究，岂不是天方夜谭！然而“水不激不跃，人不激不奋”，正是我自身的“先天不足，后天缺氧”，成为我内在的动力。编纂十部文艺集成志书，是文化部下达的国家社科重大研究项目，被誉为“文化万里长城”，目的是抢救散失于民间的艺术珍宝与濒临失传的大批民族民间艺术，集发掘、整理、研究、出版于一体。我有幸被安排在《中国戏曲音乐集成·贵州卷》编辑部，能直接聆听秦枫、袁家浚、王传德、孙文贵等老师、专家之教诲。为弥补“先天不足”，我报读了中国人民大学文艺理论函授班。白天工作，晚上夜阑人静，在斗室之内学教材、读文选、写读书笔记、做作业（函大经常抽查）。这便是书海无涯苦作舟，陶陶然乐在其中。

搜集民族民间艺术资料，更多的是深入基层，搞田野调查。为廓清布依戏“源流诸说”，领导决定由我和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集成办刘一丁、册亨县文化局陈顺英三人组成“布依戏调查组”，1987年6月24日，我们历经千辛万苦，终于达到马鞍营村。这个村子依山而建，村前溪流潺潺，村后山林茂密，路旁古柏、香樟、楠竹浓荫蔽日。村子的地形地貌远远望去就像一副马鞍坠入云间，因此而得名。听说我们来考察布依戏，寨老、村长、布依戏师、老妪、稚童都忙活起来。晚上约11点，汽灯把整个场坝照得通明。霎时，牛骨胡、葫芦琴、二胡、笛子等乐声悠扬，在“八音”的伴奏中演出了本寨民族剧目《胡喜与南祥·夜织》片段。布依族有“无戏无年”的俗谚，只要锣鼓一响就像过年一样，观众把整个场坝挤得满满的，热闹非凡。

我们的工作得到布依族老乡的极大支持，采访、录音、拍照顺利进行。老乡们不时地给我们上茶、敬烟，还拿来家中自己酿造的便当酒（当地人自酿的一种米酒）为我们解乏。因村寨里无固定的客居之所，对我们的到来，村长只能视情况作临时安排。第二天午夜采访结束后，我与陈顺英被安排在一位戏师家里居住。当我们得知戏师之妻坐月子未满还把家中被褥挪出来给我们使用时，我们十分感激并婉言谢绝。也许是因为一整天的疲乏劳顿，我俩竟在堂屋火塘边背靠背坐在草垫上睡着了。翌日，雄鸡报晓把我俩惊醒，定眼一看，“扑哧”一声大笑起来，原来我俩四脚朝天躺在火塘旁边的灰堆上。除了两只眼睛还能转动外，满头、满脸、满身全都是土，简直就是一个泥猴！正前仰后合地笑着，被安置在另一家的刘一丁老师告诉我们：他的房东屋子实在太窄，主人只好在阁楼上取下一个偌大的盛食晒苞谷用的大簸箕给他当床。

三伏天，骄阳似火。我们调查组加上布依族翻译小韦一行四人，于1987年8月28日奔往当时册亨县最艰苦、最偏远的“三板”之一的板坝乡。汽车翻山越岭，穿过巧马林场，到达已无公路可行的纳也时，已是傍晚7点钟。我们身背器材，肩挎电筒，手中还拿一条防身用的“打狗棍”，蹒跚地在板坝乡的山间小路上行走。已经是半夜三更，周围漆黑一团，伸手不见五指。翻译小韦又领错了路，找不着北，我们只好在坟山冈上爬行。夜空死一般的寂静，山风把树枝吹得“嗖嗖”响，远处还不时传来低沉阴森的狼嚎声，让人心里发怵，毛骨悚然。既然已经迷路了，只能关闭电筒，屏着气，4人紧紧围在一起，在那空旷、荒凉的山冈上挨到天明。天蒙蒙亮，我们拄着棍，披着被荆棘划破的衣裳，拖着疲惫的身子一瘸一拐地走到板坝乡。我们在板坝紧张地工作了一个星期。采访、录音、拍照，观看了他们移植的汉族剧目《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在零距离地与布依族老乡们接触的过程中，他们对布依戏的那种热爱，对文化艺术的那种渴望，常使我感情涌动、夜不能寐……

翌日清晨，我们收拾行囊返程。乡公所院坝黑压压的一片，我以为是乡亲们早起赶集呢。谁知我们刚与乡长、戏师话别，身后噼噼啪啪地燃放鞭炮为我们送行。老实巴交的戏师黄建邦，一边走一边结结巴巴地说：“我们这个寨子太穷，又远。县里、州里从来没有人来看过，只是叫我们到册亨演过。姚老师，你们从省城来看我们的布依戏，我们高兴。得罪了，得罪了……”听着戏师说的话，我的眼睛又湿润了。我避开了他的视线，低头擦泪时不经意地往后一看，天哪，身后的老乡已经排成了曲曲弯弯的长龙阵，正为我们送行呢。我们停住脚步急呼：“谢谢了，乡亲们请回去吧！”没人搭理我们，身后又响起阵阵的鞭炮声。过了第二个山头，他们还默默地走着、送着。我们又停住脚步向他们挥手喊道：“乡亲们，不要再送了，请回去吧！”还是没人搭理。乡长走着，戏师走着，乡亲们仍然继续地向前走着……到了第三座山头，陈顺英突然跪下，我与刘老师也急忙跪下拦住他们。这时我已泣不成声，泪流满面。我们拱手作揖向他们喊道：“我们跪谢各位了，请回吧！请回去吧！”声音在幽深的山谷里回荡……

然而，这仅仅是我在数千里行程的采访中留下一个印迹。对广西的田林、隆林、西林、凌云，云南的文山以及贵州的贞丰、兴义、安龙、册亨、望谟等10余个市、县，34个布依族村寨进行考察，对所有的资料进行梳理、归纳、分析后，我撰写了《布依戏形成之管见》《布依戏纵横谈——对布依戏源流沿革之再认识》，在核心期刊《贵州民族研究》上发表，后者获“首届贵州省艺术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继而，《布依戏研究文集》（第一署名，与人合著）由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为完成集成志书的编纂工作，我幕天席地，风雨兼程，足迹遍及70余县市，跋涉于滇黔、湘黔、桂黔交界处的高山狭水间，收集、整理了大量有关贵州民族民间戏曲的资料，如地戏、阳戏、傩戏、贵州梆子的沿革、流布，以及剧本、唱腔、艺人小传等，共计百万余字。陆续发表了《黔南阳戏杂识》《安顺地戏表演的炫技性》《贵州梆子谈片》《黔剧改革琐议》《贵州少数民族戏曲审美探微——兼及布依戏侗戏艺术特征》等数十篇论文。《中国戏曲音乐集成·贵州卷》全书共计130万字，我在其中承担三个剧种及部分人物介绍的撰述。我们编辑部于1987年被文化部、国家民委、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中国音协评为“全国先进集体”，我获得先进工作者称号，颁发证书，以资奖励。2000年，我有幸获得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颁发的“文艺集成志书编纂成果二等奖”，2001年获贵州省文化厅、贵州省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颁发的“科研成果一等奖”。

白驹过隙。花甲之年，退休在即。但因工作需要，被单位返聘三年，期间，荣获中共贵州省文化厅直属机关党委授予的2003～2005年省直文化系统“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退休后，仍未懈怠，笔耕不辍。2004年，在“贵州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研究”课题中，承担“布依戏及其文化生态调查”的研究与撰写。2009年，为《构建文化长城的人们》撰写《慨当以慷，忧思难忘——感慨〈集成〉工作中难以忘却的记忆》（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编，文物出版社出版）；2010年，为《贵州文化事业六十年》一书撰写“第五篇·艺术教育事业”（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近期已完成《贵州艺术史·戏曲艺术》的部分章节。

2015年5月29日，我荣幸地被贵州省文化艺术研究院聘为“特聘专家”，现为研究馆员。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逐年的积铢累寸，虽劳其筋骨，但也甘之如饴。甚为欣慰的是，在我磨砻砥砺的过程中，有缘结识了我的先生谢培金（国家高级工艺美术师，中国工艺美术学会高级会员，因“从事工艺美术行业三十年，为我国工艺美术事业发展做出贡献”，被轻工业部予以表彰）。他对我呵护有加，关爱备至，抚平了我心里的伤痕。我俩将举案齐眉，执子之手，相守百年。

依偎在墙角的那枝梅，冰雪后，笑迎春红烂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