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明贤我的戏剧创作简述- 贵州数字出版云村寨平台

曾有几位朋友分别来访，都是应本书主编之约，想撰文介绍我的戏剧写作情况。我感谢他们的盛情，但不敢应承。因为我虽喜欢戏剧，却主要是当观众，对剧本创作没有下过多少功夫，纯属“玩票”，不能混进专业戏剧人的队伍。但最近又旧事重提，并且毫不宽贷，只好妥协，由我自己来如实交代。

我于1935年生于黔中小城安顺，爱上看戏，已是抗战中后期。那时能看到的是京剧和话剧。京剧剧目多为海派，挑梁的有徐敏初、苗溪春、刘汉培等人。话剧当时正是全盛时期，安顺小城有剧宣四队和中国剧社两个专业剧团，加上内迁大专和本地师生的业余演出活动，差不多把“五四”以来的经典话剧全部搬演了。川剧班也有，还更早些，但那时不知川剧的妙处，觉得土，不爱看。此外家里有一台大留声机和许多京剧、川剧唱片，我能哼几十段京剧唱段和全本《坐宫》《武家坡》，可惜嗓子不行，从没在人前开过口。新中国成立后通过电影和舞台，大量介绍川剧、越剧、豫剧、秦腔、黄梅戏、老调等许多地方剧种的名角名剧，打开了中国戏曲这座艺术宝库，令我大开眼界，欢喜赞叹。“文革”结束，文艺复苏，能亲见的名角更多了些，但多已进入老年，不复巅峰状态。现在，我主要是通过历年搜购的戏剧光碟在家过戏瘾。我对有关戏剧的书籍（回忆录、传记、评论、研究等）特别感兴趣，每见必读。通过看演出和读戏书，我感觉到中国戏剧的精妙无比，是人类舞台艺术最璀璨的明珠之一。这就是我与戏剧结缘的概况。

我虽爱看戏，但没想过写戏。1972年冬，“十亿人十年看八个戏”的局面被打破，各省奉命恢复戏剧创作。贵州召开全省戏剧创作会议。此时我已在1965年的“四清”运动中与省广播电台四十位同事一起下放，到大方县百纳中学教书。创作会议组织者还记得我这个小说作者，通知我参加开会。在贵阳市川剧团任编剧的挚友廖华钊（笔名廖公弦），一直觉得我应当回到文艺部门来，曾为我谋求调省京剧团未果。这次乘创作新剧目参加全省会演的机会，向剧团提出借调我来参加川剧《阿花》的修改工作。自此我回到贵阳，一年后正式调入剧团。1980年调贵阳市文联筹备组，在文联工作直至退休。

参加华钊创作的《阿花》的修改工作，是我涉足戏剧文学之始，但华钊的这个本子其实已基本定稿，人物设置、情节结构都很完整，唱词更是流畅熨帖（华钊是成名很早的诗人，以笔名廖公弦发表过许多诗，有的成为传诵一时的名篇，写唱词游刃有余）。我能做的只是像写小说那样，在台词上添些生活化个性化的色彩。华钊这个戏在“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之间，设置了一个“灰色”人物汪二，一个好吃懒做、油而不坏的小混混。当时的革命现代戏风格，一律是义正词严、慷慨激昂，汪二这个人物给《阿花》全剧带来一些喜剧色彩，显得十分新颖，汪二一上来就活跃全场，演出效果很好。此剧在有川剧传统的安顺连演多场，很受欢迎，剧团领导要华钊和我去看看，扮汪二的魏国强一见到我们就说，走在街上认出他的人不少，进面馆老板都不收他的钱了。后来华钊写了个电影剧本《毕昇》，完成初稿后约我合作。我其实不习惯合作创作的方式，但出于对他的知己之感，不忍推辞。初稿被珠江电影制片厂接受后，我俩去广州改过两稿，后由于得水导演拍摄。《阿花》和《毕昇》都是华钊的作品，我只是一个次要的搭档。写戏也不是我们的本行，此后他写他的诗，我写我的小说散文，没有再合作。他后期的诗富于哲理，比前期的田园诗更加精彩。

1977年清明，全国纪念周恩来总理逝世一周年，贵阳举办悼念晚会，我写了一个方言朗诵剧《家祭》，由川剧团的几位青年演员赶排，在富水剧场演了三场。几年后，我已在市文联工作了，有一次突发奇想，觉得“夜郎自大”这个成语很适合写个儿童舞剧。以现代人的眼光，“夜郎自大”固然可笑，但“汉自大”也只是以五十步笑百步。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应当是夜郎与汉一起知道世界之大，一起走向世界。于是我写成《夜郎新传》脚本，让见多识广的汉使者向夜郎王介绍广阔的山外天地，用这个框架装进多个民族的舞蹈，包括西方的“西班牙舞”和“国标舞”等等。采用舞剧形式，是因为情节简单，用舞蹈就能表达，可免去乏味的说教；采用儿童舞剧，则是从成人观众无不爱看小孩唱老戏的现象受到启发，形式与内容形成奇妙的反差效果。时任贵阳市委宣传部长许朗看了脚本觉得有意思，组织讨论。与会的舞蹈家都很感兴趣，令我有意外之喜。这个本子交由老舞蹈家吴保安担纲，组织贵阳市多位儿童舞蹈专家编导排演。听说有官员认为这个戏形式与内容有矛盾，拒绝观看。不久这个舞剧获得当年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保安兄领奖回来告诉我，获奖理由正是评委认为这个剧构思比较新颖别致，如论儿童舞蹈水平，贵阳很难与许多城市竞争。我很欣慰这个构思能得到多位专家的认同。

贵阳市木偶剧团是全市唯一自力更生的演出团体，几位坚守者惨淡经营，艰苦支撑二十多年。我钦佩他们的敬业精神，又喜欢木偶艺术，认为以儿童为对象的木偶剧是一项前途远大的艺术事业，就主动给他们写过两个本子。一个叫《诺德仲与豹子精》，他们演出后获第二届全国“金狮奖”木偶皮影比赛铜奖；一个叫《水寨龙珠》，他们演出后获第二十一届国际木偶艺术节优秀剧目奖。

舞剧脚本和木偶剧本都比较简单，只是提供一个构思，一个框架，主要靠艺术家们的二度创作来充实它。这三个戏获得一定的成功，我的构思得到实现，当然也开心，但主要是编导者和演员的创造。我不论写什么，都在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上多费些脑筋，希望多少有—些原创性，但有些想法不一定能得到别人的认同。

有一年，市剧协甘咏衡兄组织戏曲特技小品大赛，征稿于我。我觉得这个创意很精彩，就写了一个川剧特技小品《捉鬼》，以捉鬼为业的“小钟馗”反而被鬼用财、权、色等手段俘虏，剧中运用了变脸、吐火、藏刀等川剧绝活。由中文系大学生组成的剧本评审组给本子评了个特等奖。大赛期间，扮主角的谷林生来家里告诉我，彩排审查的效果非常好，几种特技都按要求展示了（变脸还是他恳求团友才学到手的），要我一定要去看正式演出。我很高兴地去了，却发现小钟馗换了演员，而且根本不会这几种特技，变脸改成了跑进跑出换装，大煞风景，整个糟蹋。散戏后宣传部的朋友问我，怎么跟昨天彩排是两码事？我说我也不知道。后来谷老师找我诉苦，原来是彩排成功，剧团头头看中，把角色硬要了去。最后这个戏勉强评了个演出三等奖。滥用职权，两败俱伤。

前年，省文化厅艺术处樊小锁说文化部给了一个参加西班牙艺术节的机会，她觉得如果用京剧来演塞万提斯的名著《堂吉诃德》，会很有特点，问我有无兴趣写个本子。我一听大合孤意！创意非常好，原作也很熟悉，于是从小说中选出几个适合京戏表演特点的经典情节，写出了本子，由贵州省京剧院演出，陈少云导演，冯冠博饰堂吉诃德、范玉饰桑丘、侯丹梅饰公爵夫人，于2015年9月参加西班牙第十三届巴塞罗那亚洲艺术节开场演出。前些日子偶遇两位此剧演员，说当地观众看见熟悉的故事用陌生的京剧来展示，乐不可支，鼓掌顿脚嘘口哨，很是热烈，还会到别的国家演出。

影视方面我写过电视连续剧《双婚疑案》（由福建电视台拍摄）和木偶片《树苗》（由上海美术制片厂改编拍摄）。

写成而未能投入二度创作的本子也有两个。去年应约写的歌舞剧《驿丞王阳明》，自己感觉在艺术手法上有些创新，听说送到北京请专家审读也颇受肯定。但后来约稿者调职，不了了之了。另一个是京剧本《易容记》，根据徐渭《四声猿》中的一出改写的喜剧。托一位亲戚捎给上海京剧院看看，他们留下一段时间，说是都在考虑某一场如何处理了，最后还是退了。退没关系，可惜当时不会用电脑，退回的打印稿遗失了，现在想再看看也不能了。

黔岭星空：贵州老艺术家剪影.第五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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