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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书元 从天桥把式到贵州杂技艺术家
所属图书:《黔岭星空:贵州老艺术家剪影.第五辑》 出版日期:2016-10-01 文章字数:4658字

王书元 从天桥把式到贵州杂技艺术家

朋友,您到过北京天桥吗?您听说过北京天桥有个王记车技世家吗?我就是这个车技世家的第三代传人。

其实,本人的正式身份是贵阳市杂技团团长,贵阳市劳动模范,贵州省杂技艺术家协会副主席,贵州省老艺术家委员会会员。

各位可能要问:我是怎么由一个天桥把式,成长为贵阳市杂技带头人的?又是怎么把贵阳杂技传扬到海内外的?

喔,这话说起来可就长啦……

我是北京人,回族,出生在1940年。

那年月,古城阴云密布,日寇汉奸当道,黎民百姓挣扎在水深火热中。

北京南城,有一片劳苦人民聚集的游乐场所,名叫天桥。这里,曾经走出评剧大师新凤霞。这也是我们王家落脚卖艺谋生的地方。

有道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祖父王德恩是北京杂技的创始人之一,父亲王文礼是当地有名的车技艺人。在他们的严厉监督下,才六岁,还是个学龄前儿童的我,就早早地苦练基本功了。先练骑独轮车,每天放学回家,做完作业就在院子里和胡同里练上了。父亲常说:不吃苦,就出不了活。他规定我上了车就不能随意下车。有时,上街打醋或买食品,也要骑着独轮车去。祖父、父亲外出,骑的是两轮自行车,让我骑独轮车在后面跟着。不管路多远,也不准中途停下。那时节,每天练得腰酸腿痛,嘴里还不能叫苦。有时在车上稍稍偷个懒,父亲发现了,一不打、二不骂,而是罚我再加练一两个小时。就这样,我从幼年起,就与独轮车共舞,打下了坚实的功底。

十一二岁时,我小学还没毕业,就已经掌握了独轮车的许多高难技巧,如“捡针、纫线、蹦台阶”“高车托尖子”“飞车技巧大拆车”“独轮正、倒快转小圈”等。以后,在实践中,我又有所创新,在独轮车上增加了“举顶”“顶小顶”“骑木板车顶碗打花棍”等,成了首都杂技舞台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1953年初,尚未成年的我,就跟随父亲、叔叔及全家人加入北京群众杂技团,在天桥献艺,每天演出四五场。那时,我年轻好学,精力充沛,除了车技表演我还参加钻地圈、爬杆、大武术等杂技节目。除了在天桥演出,还前往北京的工厂、学校、街道巡回演出。

实难忘,1953年冬天,中国人民志愿军凯旋,在北京西山军营里,我有幸跟随父亲与京剧大师尚小云、曲艺名家侯宝林、关学曾一道参加慰问演出。漫天的风雪,露天的舞台,使我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山谷广场上,志愿军官兵的严明纪律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实难忘,1957年国庆节,首都五十万群众举行欢庆大游行。我们王家车技光荣地受邀参加文艺大军队伍。我和师弟及全家七口人骑着独轮车,并排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委员长、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理的检阅。那天,我骑的独轮车最高,有三米多,先在南池子踩着梯子上车,直到南长安街游行结束。因为周围人太多,怕影响其他队伍,我一直坚持骑到和平门,才扶着城墙下来。虽然全身酸疼,可心里别提多高兴啦!

1958年,我18岁,我们全家七口人响应党的号召,随同北京群众杂技团,不远千里,奉调来到还没通火车的贵阳山城。9月,贵阳市杂技团宣告成立。从此。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开始在贵州安家落户。原汁原味的北京杂技,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开花结果。

从民营到国营,从简易大棚到现代化的剧场,真是今非昔比、鸟枪换炮啦!我们全家决心扎根山区,为振兴民族地区的文艺出力。老父亲王文礼和我先后成了市委和文化局的座上宾。我们的演出队伍,在云岩、南明两城区,在全省各专州频频亮相,到处是笑脸、鲜花、掌声。1962年到1963年,正值国家经济困难时期,我们贵阳市杂技团走出贵州山区,以蓬勃的精神面貌和精湛的演出质量,到全国各地进行了长达二十个月的巡演。在北京,我们回到“娘家”,受到中央首长郭沫若、李德全、包尔汉、韩念龙、伍修权及贵州老领导苏振华、杨勇的接见和赞扬。许多老观众看到久别的“王家车技”,喜出望外,久久不愿离去。在天津、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四川以及东北、西北的各大城市,我们通力合作,演出了独轮车集体定车、大型集体车技、狮子舞、爬杆、秋千飞人、大武术等精彩火爆的杂技节目,每天日夜两场,场场满座,有时还加演早场和午夜场,受到当地同行和新闻媒体的高度称赞。我们的“贵阳市杂技团”成了贵阳的金字招牌,名声大振,被誉为“来自山区的艺术之花”“传统技艺,华夏精华”。

“文革”开始后,各文艺团体陷入瘫痪状态。老父亲王文礼心急如焚,他白天接受造反派的批斗,晚上回家悄悄告诫我们全家人:“这样下去不行,基本功还得练下去。我们的王家车技不能断线。今后天亮了,肯定会用得上的。”老人家有远见,说得在理。

功夫就是本钱,是第二生命。街上再乱,我们心里没有乱。造反派到处搞“文攻武卫”,我们悄悄地躲在排练场上,练习腰功、顶功和独轮车的各种技巧。没过多久,老父亲的远见卓识就应验了。而且局面的好转,比预期来得还要早些。20世纪70年代初,我们在一些文化局官员的支持下,开始恢复演出了,不仅原汁原味的原班人马上台,还招收了一批车技学员,加工排练出“高独轮车双踢碗”等一批新鲜的玩意儿,令人眼前一亮、心里一振。

1976年,举行全国杂技调演,高手云集的开幕式上,有备而来的贵阳市杂技团大出风头、大放光彩。我们的主体造型是上中下三层八人独轮车旋转伞上双人飞车,两旁衬托六部高独轮车,又加上三人表演桌上独轮车,最后以大型集体车技收尾。这一整套车技,令全场惊艳。许多专家和同行盛赞“有创意”“门类齐全”“堪称全国一流”。我们为贵阳市争了光,也为贵州文艺界争了光。

1984年,人到中年的我,受命担任贵阳市杂技团团长。从此,主管、主演一肩担。我立志继承前辈创下的基业,奉献自己的全部光和热。上任后,我和团领导班子同心协力,抓思想整顿、抓环境改善、抓排练演出质量,使这个在省内外小有名气的艺术团体,锦上再添花。

杂技,是一门世代相传的民族艺术,讲究的是高、难、惊、险,要做到不出事故还容易,如果要说创新,那真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确实难上加难!有时花上几年的工夫也不见得能排出一个观众认可的新节目,更别提在全国拿奖啦!我们贵阳市杂技团很争气,1984年8月,第一届全国杂技比赛在兰州举行,我们创排演出的《敦煌造型》获得鼓励奖,算是崭露头角。1987年,在上海举行的第二届全国杂技比赛中,贵阳市杂技团在上百支杂技队伍的激烈竞争中,名列前茅。青年演员陈国莉表演的《滚杯》(辅导老师赵惠珠)荣获铜狮奖,并应邀赴挪威演出。1991年,在武汉举行的第三届全国杂技比赛上,贵阳市杂技团再次出彩,由我爱人张幼梅创排,青年演员邓晓苾、朱辉表演的《飞叉》又拿了一个铜狮奖。在颁奖典礼上,贵阳市杂技团荣获国家文化部授予的突出贡献奖,捧回了证书和奖状。

杂技,是我国传统艺术的奇葩。它全民共赏、老少皆宜,它不受语言限制,中国人爱看,外国人也爱看。打倒“四人帮”之后,国内外文化市场开放。我们贵阳市杂技团除了完成在本市本省的上山下乡演出任务之外,也开始“放眼世界”啦!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20世纪80年代,本省的文艺团体走出国门是一件新鲜的事儿。谈起来似乎津津有味,真正实施起来,那可要过重重难关啊!那时候,我们贵阳市杂技团,历经三十年的打造、锤炼,可以说是人才济济,正处在鼎盛时期。作为一团之长,我决心带领伙伴们出去闯一闯,为贵阳山城的艺苑争争气,让中国传统技艺在海外扬威。

第一站是墨西哥。由我领衔,组建了一支14人的精悍演出队,肩负使命,远渡重洋,在当地一个马戏团的配合下,先后走过51个城市,行程达一万多公里。在马戏团大篷演出425场,接待观众110万人次。我们1988年元旦节从贵阳出发,11月底全员光荣平安返回家乡。在这三百多天里,我们天天坚持演出,每周九场,场场爆满。队员们吃苦耐劳,轻伤不下火线,始终保持旺盛的精神状态和极高的演出质量,平时一举一动都考虑到祖国的尊严和荣誉,没有出现一例违反外事纪律的现象,多次受到我国驻墨西哥使领馆和当地同行、观众的好评。就这样,我们率先走出国门,当了一回光荣的文化使者。

红运当头,好事接二连三。

1992年金秋时节,正逢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之际,美名远扬的贵阳市杂技团应邀与日本春风株式会社合作,赴日本巡演。这次我们组建了30人的庞大演出队伍,精心准备了二十多个富有民族特色的杂技节目,准备了崭新的服装,浩浩荡荡,跨海东征。我们先坐火车到天津塘沽港,然后乘燕京号邮轮到达神户港。一个月里,先后走过神户、福冈、佐贺等十一个县市。每到一处,都在当地掀起“中国杂技旋风”,男女老少争相观看,一睹为快,好评如潮。演出期间,我们全团演员还作为贵宾,出席了主办单位举行的大型欢迎招待宴会和诸多友好人士举办的家庭宴会。

第二年秋天,日本日中友好协会向贵州对外友好协会和贵阳市文化局发出邀请,我们贵阳市杂技团以“中国贵州杂技艺术团”的名义,再次东渡,在名古屋进行为期三个月的“中日友好特别公演”。这场公演,地点在犬山市野外博物馆。每天定时演出两场,风雨无阻。有六百个座位的开放式剧场,座无虚席,有空的地方都站满了观众。从开始到结束,始终洋溢着友好的气氛。谢幕后,观众争相向演员献花,并合影留念。我们的独轮车技艺,特别受到当地青少年的青睐,许多小学生邀请我们前往座谈交流。当地主管部门和新闻媒体总结我们三个月的公演,有三个“空前”:日中友好的气氛空前,杂技节目的质量空前,观众观看演出的热情空前。

20世纪末,省内外剧场受到冲击,文化市场不景气。我提前退休了。没过几年,走过半个世纪辉煌历程的贵阳市杂技团,在文化体制改革中也从省城文艺团体的花名册中消失了。

说退休,我是“退而不休”。我不忍心祖辈传下的技艺就这样搁下,我更不愿意闷在家里吃闲饭、睡懒觉。到哪儿发挥余热呢?我想到自己的出生地北京。那里是首都,中外人士聚集,每天人来人往,是个绝佳的“用武之地”,何不趁自己腰腿还灵活,重返故里,潇洒走一回?此后,我这个昔日的天桥把式,又重返故里和师兄们搭班结伙,打出“老北京绝活”的品牌,频频出现在天桥乐茶园、老舍茶馆的舞台上。每年新春佳节的地坛庙会、石景山庙会,我们的表演更是一道亮丽的风景。我演出的民间戏法、手彩魔术和传统口技节目古色古香、原汁原味,得到市民的交口称赞。

2008年,北京举行奥运盛会。我率领全家三代人从始至终参加了奥运活动。那时节,许多中外媒体闻讯到我家采访、拍摄,中央电视台在《奥运有我》栏目中,以我家为背景,播出了专题现场报道《奥运艺术家庭笑迎天下客》。令人难忘的是8月10下午,央视国际中文频道记者陪同阿拉伯亚洲商务卫视特约记者克里木先生专程到我家开了一次小型联欢会。我和两个女儿王迎、王春以及小外孙女丁斓当场亮出了祖传的绝活,联袂演出了独轮车花样组合,还和克里木互动交流表演了小戏法、小魔术。这组影像在电视上播出后,一时间在京城传为美谈。我们这个“车技世家”荣获“首都文化艺术家庭”称号。

平时,我们在居住的牛街社区也经常参加小区、广场的公益演出,做到“招之即来、来之能演”,而且饮食自理,报酬分文不取。为此,先后被社区授予“精神文明建设文艺宣传优秀志愿者”“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服务保障奥运先进个人”等光荣称号。奖状、证书挺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金猴送福。我今年已经七十有六,直到去年才告别舞台。回首往事,我作为一名“草根艺人”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从北到南,又从南到北,与独轮车共舞七十载,付出了辛苦,也收获了荣誉。我的晚年赶上了“奔小康”的好时代,一年四季在爽爽的贵阳和首都北京之间两地跑,全家欢乐共聚,其乐融融。真可谓:今生有幸,无怨无悔。

黔岭星空:贵州老艺术家剪影.第五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