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万福执着的花灯剧表演艺术家- 贵州数字出版云村寨平台

20世纪30年代的昆明城繁华而古朴。在大块青石板铺筑的顺城街上，有一家名为“草上飞”的骨科诊所。执业郎中是谭氏祖传秘籍的继承人，他医术精湛，远近闻名，被人们赞誉为“妙手回春”“华佗再世”。一个月明风清的午夜，诊所里传出阵阵爽朗的笑声。江湖郎中迎来了他的第一个儿子。这个呱呱坠地的小生命，就是20年后，因成功饰演贵州花灯剧《七妹与蛇郎》中的“蛇精”一夜成名的著名花灯表演艺术家谭万福。

少年谭万福最喜欢唱云南花灯。“滇灯”与“黔灯”有异曲同工之妙，同为民众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形式。论流行面之广，“滇灯”远胜于“黔灯”。在那个年代，无论走在大街小巷还是徜徉于城郊的滇池湖畔，随处都能听到《倒板浆》的优美旋律，不绝于耳。

谭万福喜欢唱云南花灯，然而命运却把他送到了军营。20世纪50年代，云南军区组建了一支特种部队。其中一个专业是培养军队外事人员。对外称之为“语训班”。部队从在校的中学生中招收了一批根正苗红，成绩优秀的学员。谭万福名列其中，“语训班”主修课是东南亚各国的民族语言。枯燥无味的学习生活，导致谭万福产生了厌学情绪，成绩也随之而每况愈下。恰在这时，文工团要在部队招收一部分舞蹈演员。善解人意的军训教员了解到谭万福的喜好后，便顺水推舟把他推荐给了文工团。

谭万福从小喜欢唱唱跳跳，那只是孩子们天性活泼的一种肢体表现。作为专业舞蹈演员，要求的是过硬的腰腿功夫。许多优秀的舞者，大都是从孩提时期就开始训练的。万福第一天站在排练大厅把杆旁时，早就过了启蒙的年龄段。高强度的下腰、踢腿、滚翻，常常让他拉伤肌肉，上下楼都感到痛苦难忍。喜欢艺术而又如愿以偿的万福，不仅没有叫苦，反而暗暗给自己加大训练量。早上练功，他比别人早一个钟头。晚上熄灯以前，他还悄悄跑到练功房，练倒立。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短短两三个月的艰苦训练，谭万福进步很大，并经常跟随队伍下连队，赴边陲为官兵演出。他悟性好，潜质好。为给团里培养高精尖的部队领导人才，他曾先后被派到云南省歌舞团、解放军十三军政治部文工团深造。谭万福在学习期间，表现突出，负责训练的教员很看好他，并不止一次向万福表示要留下他，送他去北京深造。他婉言谢绝了教员的好意。

当万福一行人学成归队，正踌躇满志，准备在军营舞台上大显身手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传来：“部队缩编、文工团建制撤销。”当时可供万福选择的去处很多，云南省花灯剧团、楚雄、大理、思茅等地的艺术团体都表示欢迎。可他最后还是选择了贵州。

1958年春天，穿着摘去了肩章领章的军装的谭万福，随同他的数名战友，转业到了成立不到两年的贵州省花灯剧团。

当时贵州省花灯剧团的演员、演奏员，大都来自学校，实行军事化管理，业务训练也安排得很合理。早上训练、下午排练。其间还插入练声、乐理、跟老艺人学灯等科目。从早到晚，大院内充满令人亢奋的蓬勃朝气。初来乍到的万福第一眼就爱上了这个团、这个剧种。此时他完全没想到，前行的路并非想象的那么平坦。

他遇到的第一个障碍是过语言关。万福是土生土长的昆明人，带有浓重的昆明口音。虽说滇黔两地的方言，同属北方语系，可许多字的发音差别很大。许多昆明人，在异乡居住一辈子，其口音也依然如故。为了改腔正字，谭万福常去老东门那家屋檐低矮的茶馆。那里的茶客，多半都是上了年纪的老贵阳人。茶馆里，从早到晚，散发着刺鼻的叶子烟味。他却毫不介意地要上一杯茶坐下来，刻意跟“老贵阳”拉家常，一聊就是半天。一段时间的对话交流、刻意模仿后，居然取得令他满意的效果，除了个别字仍带着淡淡的“滇”味，基本上把口音改了过来。从此以后，他上台表演时，不知其底细的观众，很难觉察出他是滇人唱“黔灯”。

做一个合格的花灯剧演员，对其素质的要求，比之一般歌舞团的演员要严苛得多，要载歌载舞，能说会演。这对于纯舞蹈演员出身的谭万福来说，又是一道难逾的门槛。为了适应剧种需求，他坚持不懈，认真听表演课，做小品，如饥似渴地阅读有关戏剧表演的中外读物，虚心向老艺人学唱花灯。除此而外，他还常去人群密集的场合，有意识地捕捉各种人物有个性的言谈举止，创造性地塑造人物。从他进团到“文革”开始的短短几年间，他在《七妹与蛇郎》《女飞行员》《巧遇记》《三里湾》《平凡的岗位》等多出剧目中担当重要角色，成功地塑造了一个个年龄各异、性格各异的艺术形象。《灯班传奇》中的财主，《七妹与蛇郎》中的蛇精，都给人留下久久难忘的深刻印象。那时的剧团，经常深入边远农村巡演。几乎是演出一场挪一个窝。从甲地到乙地，数十里路程，都是自带背包、道具，徒步转场。有时还夜宿舞台。一张大幕把舞台隔作两半，便是男女演职员的分界线。谭万福来自军营，人民军队的“三八”作风，始终未忘记。每遇徒步行军，他见到体弱的同志走不动，便一声不吭地接过行囊。到达目的地后又是帮炊事员老邓挑水、劈柴，又是帮“舞美”扛服装箱，爬电线杆装灯。临走，还把老乡的家打扫得干干净净。这时的万福已经崭露头角，名载贵州剧坛“排行榜”，可他给人的印象，仍像一个普通的兵。

1966年，谭万福加入了《平凡的岗位》剧组，并在戏中饰演男主角。剧组到成都、重庆、北京、郑州、西安、延安、武汉、九江、南京、上海等地演出，一路风风光光，凯旋而来，迎接他们的却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文革”开始了！也许谭万福这棵树不够高，基本上没招来风雨，可他却被笼罩在剧团上空的阴云吓住了，而且吓得不轻。他几乎是一夜之间变了一个人，人们再也听不到他那爽朗的笑声，再也见不到他那生龙活虎的身影。作为万福的战友，我自然比别人更了解这一时期的他。万福给许多人的印象是沉默寡言、无所事事。可他心里那把希望之火依然熊熊燃烧着，从未熄灭。他没有参加派系间的打打杀杀，没有歇斯底里地喊过一声违心的口号，也没有无中生有地诬陷过任何一个同志。他热爱舞台，热爱花灯，怀念那个亲如一家的和谐集体，渴望回到聚光灯下的那一天早日到来。为了那一天，他悄悄地准备着。博览群书，整理资料，成了他那一时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必做功课。

“文革”十年，恍若隔世。人们终于迎来了久违的春天。也许是大喜过望，万福一改愁苦的面容，换上礼服，来到舞池，跳起谢幕多年的探戈。可当他平静下来注视眼前的景象时，却又禁不住潜然泪下。

往日那些亲密搭档，那些热情洋溢的艺术精英，那些剧团的台柱，走的走了，老的老了，病的病了，人与人之间生疏了，空荡荡的排练厅再也听不到练功的鼓点声。琴房里的三角琴变成一堆废料。他怅然地望着见证了剧团兴衰的东山，久久地寻思着今后的路。他不想虚度年华，他正值年富力强，他有激情，也有实力重返舞台，然而现实却与他的愿望相悖而行，渐行渐远。此时的省花灯剧团，百废待兴。一无功练，二无戏排。即便有新戏，也没有适合他出演的角色。苦闷再苦闷，思索再思索，难道儿时就向往的艺术之路就此到了尽头？他不信，更不甘心。戏里分行当，生活中分专业。只要人在剧团，无论干哪一行，做何种专业，都是为艺术奉献。他痛下决心：改行！于是，他主动要求管理资料室。

剧团的资料室在一些人的眼中，是一个不起眼的部门，这是人们对它不了解。艺术资料室，对于一个正规的艺术院团来说，是藏宝之地，它收藏经典，记录本团成就，更是促进一个剧种传承、发展取之不竭的源泉。省花灯剧团成立之初，对资料尤为重视。专门安排了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的大学生徐德霖来管理，不惜重金购置了许多中外绝版的书籍和唱片，创作人员所需借鉴的资料应有尽有。遗憾的是，“文革”期间，资料室被某些不怀好意的人，借破“四旧”之名，洗劫一空。

谭万福去到资料室以后，和他的战友陶柏生老师一道，四处征集搜寻遗失的资料，装订成册，记录归档。他们把资料室管理得井井有条，为剧团的艺术宝库挽回了一定的损失。每当我从现有的资料上，见到万福留下的字迹时，仿佛看见那个身着军装的昆明年轻人依然笑声朗朗地活跃在排练厅，行走在乡间小路上……啊！好人难忘！

黔岭星空：贵州老艺术家剪影.第五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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