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裕昆 贵州木偶艺术专业团队的创始人

木偶艺术常被人们视为“小儿科”，一向被文化艺术界“边缘化”，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然而这门艺术却深受少年儿童喜爱，往往是少年儿童接受启蒙教育的最佳方式，是人们在少儿时代喜闻乐见，以致影响终身的一门艺术。贵州过去没有专业木偶艺术剧团，直到1979年，才诞生了一个“贵阳市木偶演出队”，隶属于贵阳市文化局，这才有了贵州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木偶艺术专业团体。它的创始领军人就是黄裕昆。我认识黄裕昆是1987年春，当时我奉命调任贵阳市总工会常委、市工人文化宫主任，他曾是这里的职工，虽然当时他已调离8年了，我却仍常听同志们提及他。那年5月1日，时逢文化宫建宫35周年，要举办庆祝活动，他被邀请回来参加庆典。后来我又看过他组建的贵阳市木偶演出队的几次演出，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时隔近30年后，为编写《黔岭星空》丛书第五辑，在他的学生、贵州省老艺术家委员会会员、原木偶队副队长、国家一级演员钱雨提供的有关资料的基础上，加上我对他的认知和了解，撰写此文，以资填补《黔岭星空》丛书尚无木偶剧种史料的空白。

喜爱玩泥巴的童年

黄裕昆，中共党员，生于1933年9月，云南蒙自人，年轻时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9年26岁，从部队转业到贵阳市总工会工作，1962年由市总工会调派到贵阳市劳动人民文化宫（现贵阳市工人文化宫），担任群众文化管理干部。黄裕昆自小喜爱泥塑艺术，爱玩泥巴。他说这源于小时候的一次新奇美妙的记忆。他记得曾在家乡看过一个流浪艺人演出的帐子戏，即今日的木偶戏。帐子戏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造型简单有趣，充满了童真、童心、童趣的故事情节，妙趣横生，生动夸张，他觉着好玩，同时在他心里埋下了一颗艺术的种子，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久久地挥之不去。孩童时，流浪艺人演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直到人家端着盘子收钱时，没钱的他才退到后面悄悄离开……从那以后，黄裕昆就对玩偶艺术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自幼聪慧过人，善于观察事物，想象力又十分丰富，经常用泥巴捏邻家的小狗、树上的小鸟、地上的小爬虫、画册中的小熊，在那文化生活单调贫乏的年代，他独自玩泥偶，兴趣越来越浓。他用泥巴捏的动物经常引来邻里和同伴的目光，成了一个十足的“孩子王”，在他周围的小朋友，都把他视为有点儿“艺术本领”的人，为他日后从事木偶艺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泥塑转化出来的业余木偶组

黄裕昆长大成人后，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部队他仍没有放弃儿时的兴趣，没有放弃“玩泥巴”的爱好。他当文化教员，给战士们讲武器的结构，有些武器不能拆散，而战士们又看不懂图纸。于是，他发挥了会泥塑的特长，按图纸把各种枪支的零件一个个捏出来，形象易懂，收到了很好的教学效果。没想到泥塑这个小小爱好，在部队竟然派上了大用场。军营生活单调枯燥，一有空闲，他就琢磨玩弄泥塑，研究泥塑，从捏动物，捏日用品，到捏军人，捏农民，捏工人，捏学生等各类人物，一个个惟妙惟肖，逐步达到了完整塑造人物的境界。

1959年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特别是调到贵阳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以后，由于文化宫是发展群众文化事业的公益性单位，他如鱼得水，有了一个可以发挥兴趣爱好的得天独厚的环境。那时文化宫和贵阳市河滨公园合并为一个单位，办公室及活动场地都在公园内，每天到公园游玩和到文化宫参加群众文化活动的人络绎不绝，还有不少家长领着孩子来玩。这对黄裕昆而言，正好提供了一个施展泥塑才干的机会，结交了许多的小朋友，经常和孩子们“玩小泥人”，启迪教育孩子们，陶冶他们的性情与情操，寓教于乐。20世纪60年代中期“文革”爆发，搞“停产闹革命”和“停课闹革命”，他看着被“四人帮”耽误的下一代，没有书读，成天只拿着“红宝书”背诵语录，正该学知识的时候却停课在家，十分无聊和茫然。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充实孩子们空虚的心灵。于是他开始在家中，在院落里，在公园的草坪上给孩子们讲革命故事、童话故事、讲古典名著和民间传说。还捏了《智取威虎山》和《沙家浜》等革命样板戏中的人物。他捏的阿庆嫂、胡传魁、刁德一等小泥人，形象逼真，活灵活现，妙趣横生。但是，孩子们的欲望是无止境的，渴望获得更多生动形象的知识。有一次，一个孩子问：“黄伯伯，你能不能一边表演一边讲呀？”听见这样的要求，怎能拒绝？黄裕昆灵机一动，用黄泥捏了一只空心的小熊，套在手指上，即兴表演了一个小童话，孩子们可高兴了，就这样，他萌生了为孩子们制作木偶的想法。

只要能给孩子们带来更多的欢乐和启迪，这样的事，他就乐意去做。经过两个星期的试验，黄裕昆终于做出了第一个会跳舞的木偶小姑娘，他拿到孩子们的面前表演时，孩子们高兴极了。他利用群众文化干部的身份，潜心研究，塑造了许多木偶造型，吸引了一批爱好者参加，有教师、学生、工人、职员，还有文艺工作者、机关干部等。后来，在文化宫领导的支持下，创建了一个“文化宫业余木偶组”。经过一番努力，第一批木偶人物造型出炉了。由于没有对木偶戏的专业学习，加上“文革”期间文化艺术遭到史无前例的破坏，可供借鉴的木偶戏资料奇缺。他仅凭着儿时看帐子戏的那点儿记忆，冥思苦想，闭门造车，做出的木偶比较粗糙，简单。后来经过这个业余木偶组的爱好者们的群策群力，献计献策，共同努力，经过化妆和服装设计，一个个漂亮的小木偶，第一次呈现在人们的眼前。黄裕昆带领大家编排的第一个木偶剧《雪莲花》诞生了。虽然剧情简单，但人物活灵活现，妙趣横生，剧组深入学校、农村和幼儿园演出，深受孩子们的喜爱。

有了第一个木偶剧，黄裕昆的创作欲望更高了。此时，粉碎了“四人帮”，“文革”结束了，他怀着喜悦的心情，带领文化宫业余木偶组，创作了木偶剧《粉碎“四人帮”，欢呼新胜利》等小节目，1976年底参加了贵阳市粉碎“四人帮”群众游行活动，引起了社会关注。1977年，为提高木偶制作艺术水平，黄裕昆专程赴广西，向广西木偶剧团学习专业木偶制作与表演，学习了大型神话木偶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选段）》。他主持制作排练，并担任演员，把一个经典剧目推上舞台，演出时受到热烈欢迎，引起了贵阳市文化局的重视。

木偶艺术专业团队应运而生

在贵阳市文化局的关怀和市政府有关领导的支持下，1979年4月，贵阳市木偶演出队成立了，黄裕昆从工人文化宫调到市文化局，被任命为首任队长，开始了他的专业木偶艺术生涯。20世纪80年代，贵阳市木偶演出队从无到有，白手起家，艰苦创业。当时条件简陋，木偶队“蜗居”于河滨公园里一间不足20平方米，十分窄小的办公室，就像一个制作木偶的手工作坊，地上堆满了做木偶的原材料和工具，墙上挂满了各式各样的木偶。一踏进门，演出队几乎所有的家当都堆放在里边，拥挤不堪。队员们的基本功练习或节目排练，不论寒暑，都只能在屋前的空地上进行。由于木偶演出队批准成立时，体制上明确是一个自负盈亏的文化企业，他们的工资比贵阳市其他国有剧团差一大截，包括黄裕昆本人的工资，只能挂在市曲艺团，还被降低了不少，且无法保障。但他为了木偶艺术事业而义无反顾，心甘情愿。市文化局补助的经费初期每年也才几千元，队里还要适当留下外出学习和生产费用，大部分收入还得靠他们自己去找。比起工作条件，比起生活待遇，演出队显然不如别的艺术团体。招来的演员，并不都是安心留下的，但黄裕昆通过自己的表率模范行动，通过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把这批年轻人团结在一起，让他们逐渐安下心来，为木偶艺术奉献青春年华。

有一次，报社记者来采访，黄裕昆正为木偶缝制衣服，看见记者来了，只好招呼客人坐在一只小板凳上，不无歉意地说：“你看，连个坐处都没有。”这里的工作条件，使记者不禁为之心生敬畏，后来在《贵阳晚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献身木偶艺术的人》的报道。黄裕昆有着培养年轻人的强烈意识，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造型技艺传授给年轻人，使他们很快就能接班。这支小小的队伍，短小精悍，一专多能，黄裕昆既是领导，又是编导，还兼演员、配音、制作、造型等工作。其他演员每人都要兼一至两项工作，可以说人人都是干将，个个都是多面手。不断学习，开阔眼界，提高业务水平，也是黄裕昆常抓不懈的工作，他懂得经营之道，重在不断丰富上演节目，努力提高演出质量，这是一个演出团体更好地为群众服务的前提。他还是个会精打细算的人，不到节骨眼上是不会随便花钱的，在经费许可的情况下，他总是设法让一些同志外出学习，带回新节目，与同行切磋技艺，借以丰富自己。

在黄裕昆的言传身教下，木偶演出队不断壮大起来，从开始的几个人，很快就发展到将近二十人，从演出单一的小节目，到大中型剧目。他们在较短的时间内，排演了两台大戏，一台是大型神话木偶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全本），该剧演出场次名列贵阳市文化局各剧团之首，足迹遍布云、贵、川的60多个地区和县市，以及300多个公社、大队，行程10多万公里，观众达70余万人次。另一台大型神话木偶剧《美人鱼》，完成上千场演出。队里的年轻人，发扬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经常身背行装，自己搬运演出道具，真正做到了“哪里需要哪里去”，“打起背包就出发”。他们的木偶造型，在黄裕昆的指导设计下，形象逼真，个性鲜明，夸张适度，诙谐有趣。再经过演员的二度创作表演，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立在舞台之上，在西南地区算得上一流水平。1981年，贵阳市木偶演出队被评为全国农村文化艺术工作先进集体；同时，黄裕昆本人也荣获了先进工作者称号，并赴北京出席了表彰大会。

活跃在云贵高原的文艺轻骑兵

黄裕昆带领的木偶队，演出节目不断更新，20世纪80年代已有保留剧目《小鸡和小鸭两个小朋友》《美人鱼》《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猪八戒背媳妇》《不讲卫生的猪八戒》《老猪和小猪》等等，常演常新，受到普遍欢迎。这是一支朝气蓬勃、吃苦耐劳的演出团队，他们经常走村串寨，翻山越岭，送戏上门。足迹不仅遍布贵州境内各地，还向邻近的几个兄弟省份延伸，把木偶艺术带到更多的地方，让演员们在风雨中生活，在深入生活的过程中磨炼自己的意志，检验自己的艺术，提高演出水平，争取更多的收入，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被誉为一支活跃在云贵高原的文艺轻骑兵。

1983年4月30日，《贵阳晚报》发表了一篇题为《高原文艺之花》的文章，介绍了贵阳市木偶演出队行程10多万公里的感人事迹。为满足边远山区群众文化精神生活的需要，他们从不计较观众多少和报酬高低，只要有群众看，他们就演出。有一次在云南江川演出时，几个公社都排队要求他们演出，同时驻地部队也来联系，要派车来接他们。演员们不辞辛苦，背起背包，跋山涉水，一个公社一个公社地演，挨个儿巡回，再到部队演出，尽可能地满足群众的需求。在演出过程中，演员们处处为群众着想，炎热的盛夏，有时露天演出，他们宁可自己顶着烈日表演，也设法把观众安排在阴凉的地方观看；寒冷的冬季，他们迎着寒风表演，却让观众背风观看……1983年初在昆明，他们为了支持三个待业青年办的托儿所，义务为孩子们演出，让当地群众十分感动。在风景秀丽的昆明翠湖公园，游人如织，有一次他们在草坪上演出，有两个到此旅游的美国人听见隐隐约约的音乐锣鼓声，循着声音走来，不禁被精彩的剧情和木偶造型迷住了，看完演出，他们高兴地在留言簿上用中英两种文字写下观后感：“我们看到了中国特色的艺术表演，很感动，你们的木偶艺术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

贵阳市木偶演出队十分重视道德品质。黄裕昆告诉队员们，会演戏，首先要会做人，每个演员都必须以“德艺双馨”的标准要求自己。一次，他们在云南玉溪演出，有一个老人坐着轮椅来到剧场外的石阶前，演员们发现了，就主动上前把老人抬进剧场观看演出。还有一次，有个观众患了眼疾，演员们就给她上药，临走时还送她一些药品。后来，这个观众带着全家步行10多公里，来木偶队表示感谢，并逢人就夸奖说：“贵阳木偶队不但能演出，还会治病，真是我们的贴心人啊！”1983年8月，贵阳市文化局蒋冰杰局长和局里另两位同志，到云南参加昆明、重庆、西安、长沙、贵阳五市联合举办的摄影展之后，听说木偶队正在云南巡回演出，便专程驱车到路南县，找到了他们，目睹了他们演出的艰苦条件与环境。黄裕昆向领导汇报了工作，蒋局长说，在贵阳市的演出团体中，从经营思想、剧团管理、艺术追求、生活作风来讲，木偶队都是相当过硬的。受木偶队的精神所感染，从昆明回贵阳后，蒋局长撰写了一篇题为《一支可喜的文艺队伍——贵阳市木偶演出队印象》的文章，在刊物上发表，高度评价了木偶队。中央电视台曾两次播放了他们巡回演出的实况录像。

由于黄裕昆的努力，不仅贵阳市木偶演出队荣获了全国文化先进集体的称号，他本人也获得全国文化先进工作者称号，当选为贵阳市戏剧家协会理事，加入了中国木偶学会并当选为理事，还光荣地被推选为贵阳市劳动模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