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红苦练出真功创新放异彩- 贵州数字出版云村寨平台

1943年12月30日我出生于安徽省舒城县一个赤贫农家，家中子女多，当地灾害连年，无法养活，为了生存，父母忍痛将才两岁的我送到在当地演出的“京都武术马戏团”。我三四岁时就开始学拿顶、劈叉等杂技基本功，从此，走上了杂技表演之路。由于我能吃苦、不怕累、专心好学，五六岁时，就能表演《爬梯拿顶》《滚杯》等节目，八岁就主演了《顶碗》《晃板》等节目。

1949年底贵州解放后，我随“京都武术马戏团”来到贵州巡回演出。在这期间，边演出还边排练新的杂技节目。1954年我11岁时，已主演了技术难度较高的《柔术咬花》《高台定车》《顶碗》《晃板》等节目。1957年2月，在上级有关部门的组织领导下，“京都武术马戏团”与“东山魔术队”合并，改建成“贵州省工农兵杂技艺术二队”。我在杂技队里是主要演员之一。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引下，我们杂技队坚持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常年上山下乡，跋山涉水，走村串寨巡回演出。当时，贵州经济落后，交通不便，很多地方不通公路，没有电。杂技艺术队装备简陋，我和队里的老师、演员一道，身背行李，用手推车运送道具，深入田间、车间、工地演出。每到一地，我们都自己动手搭台，用汽灯照明，把喜闻乐见的杂技节目送到广大工农兵当中，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还跟踪采访拍摄了杂技艺术队在田间地头演出的专题纪录片，《贵州日报》也以《一支新型的文艺轻骑兵》为题刊登长篇报道。这些赞誉极大地调动了我们为工农兵演出的积极性。

经上级批准，1958年12月，“贵州省工农兵杂技艺术队”一、二、三队联合成立“贵州省杂技团”。我成为省级国有杂技艺术专业团体中的一员。从此，翻开了我杂技艺术生涯新的一页。我勤学苦练基本功，探索排练新的表演内容和形式，在思想上和业务上都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主演的《柔术咬花》《高台定车》节目，获得省、市文艺界的好评。特别是《柔术咬花》这一节目，成为每场演出的主要节目之一，有时生病了，我也坚持演出，没有辜负广大观众的厚爱。艺术无止境，我还拓展演出内容，虚心向团里主演魔术的江涛老师学习魔术。经过勤学苦练，掌握了魔术手彩活“牌、球、顶、扣”和传统魔术的演出技巧，在较短的时间后，就能演出小魔术节目。在魔术演出实践中，自己还大胆探索，勇于创新，编排了《蛋变小鸡》《纸条钓鱼》等新节目，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我也成为团里既演杂技又演魔术的几名主要演员之一。

1986年，我已年过四十，团里根据工作需要把我从演员队调到学员班担任老师，我挑起了培养杂技艺术接班人的担子。在学员班里，我负责对两名学生进行《高车踢碗》的培训和演出指导，还负责其中一名学生的魔术表演培训工作。《高车踢碗》是一个表演难度较高的节目，为了增强这一节目的惊险度和美感，我在原有的基础上，加上了中国民族舞蹈红绸舞的精彩动作和杂耍的顶技，经过精心编排，这一创新节目受到了广大观众的赞赏。

青年学员宋朝晖演出的魔术《彩牌纷飞》，是我在传统手彩魔术《变牌》的基础上创新编排的魔术节目。我从贵州绚丽多姿的民族舞蹈和五彩缤纷的民族服饰中获得灵感，开拓了创作思路，一改身着传统魔术表演服的表演形式，设计了富有苗族特色的演出服饰，借鉴生活气息浓郁、节奏感强的苗族舞蹈动作，大胆创新编排，让一名身着苗族盛装的少女，在万花丛中边舞边变出数十张五颜六色的纸牌，似彩蝶纷飞。《彩牌纷飞》一推出就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和好评，这一节目荣获贵州省首届杂技比赛表演奖。

1988年7月至8月，贵州省杂技团应邀参加香港“国际综艺合家欢”艺术节演出，我排演的《高车踢碗》《彩牌纷飞》被赞誉为“精彩节目”，新华社、《贵州日报》、香港《大公报》《文汇报》《南华早报》等媒体分别刊发照片或文章，给予高度评价。1989年10月至11月，《高车踢碗》《彩牌纷飞》两个节目又随中国贵州杂技舞蹈艺术团赴喀麦隆、几内亚、贝宁、冈比亚等八国演出，受到外国人民的热烈欢迎。

1998年2月，我光荣退休。屈指算来，我在杂技艺苑耕耘了五十多年，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贵州山区，奉献给了杂技艺术事业。现在，虽然已离开舞台多年，但是，我仍关心着杂技艺术的发展。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推进和现代电子科技的进步，杂技艺术日新月异。我经常从电视、报刊等媒体上看到，如今的杂技节目无论是表演还是音乐、服饰、灯光、道具等等，都有了质的飞跃，更加生活化和富有时代感，越来越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赏和欢迎，作为老一辈的杂技艺术工作者，我感到由衷的高兴。我衷心祝愿贵州的杂技艺术事业像灿烂的山花，开得更加艳丽、多彩！

黔岭星空：贵州老艺术家剪影.第五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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