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曼丽 艺术人生感悟

高曼丽喜欢越剧，完全是由于家庭的影响。她祖籍浙江嘉兴，父亲高平是越剧团的美工师兼灯光师，母亲张淑辉虽然是个家庭妇女，但颇有文化，爱看小说诗词，也喜欢看戏，感情丰富细腻，对人生的看法豁达开通，对孩子们的发展也不刻意强求，因此，曼丽和她的妹妹曼仙，便经常有看戏的机会，每当有新戏、好戏上演，只要她们想看，父母亲便会带她们去体验一次美好的艺术享受。不知不觉地在两个小姑娘童稚的心灵里播下了爱好艺术的种子，启迪了她们最初的艺术思维和艺术感觉，而且从此决定了她们一生的道路。

一

那时，高曼丽正在运输小学上学，功课很紧，学校要求也严，但无论功课怎样紧张，作业怎样繁重，都无法挤掉她心灵深处那个艺术的空间。

高曼丽家住在老东门附近的指月街忠尚巷，学校也在附近。每当放学的时候，她就要悄悄绕到小十字的越剧社门前打探打探，如有她想看的剧目，就跑回家尽快做完功课，以便赢得晚上看戏的时间。

熟话说，见多识广，熟能生巧，戏看多了，她便渐渐学会了一些念唱做打的招式。家里无人的时候，她便常常在小小的屋里比画，踮起脚尖，一路碎步，袅袅婷婷，想象着自己已经走上了舞台，优美的唱段，就情不自禁地从她嗓子里流了出来。

“高家的小姑娘又在唱了！”左邻右舍的老大娘开始互传信息；对面、隔壁邻居的小姑娘就会暂时放下作业，侧耳倾听，投来羡慕的眼光；一些熟悉的老人，常爱端着浓茶，咂了企鹅牌香烟倾听，听到得意处，常常会心照不宣地说一句：这小姑娘将来怕是个名角呢！

对于这些零零碎碎的夸奖，小曼丽并不太注意，那是一个漂亮、会唱而且唱得好的小姑娘很容易得到的赞许。1953年，她进入高小，越剧艺术的种子已在她心中发芽，萌动中的艺术激情，总使她感到非上台比画比画不可。量变开始诱发质变。高曼丽有位要好的女同学叫杨淑懿，家住大西门附近，和她一样爱好越剧，也是个小戏迷。那时，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已在全国上演，引起轰动。两个人喜欢得要命，经常约在杨淑懿家学着表演。开始，她们唱一段、两段，然后是三段、四段，高曼丽俊秀玲珑，总是她扮演祝英台，杨淑懿只得扮演呆头鹅梁山伯。两个纯真无邪的小姑娘，常常唱得热泪盈眶，非常感动，又觉得好玩。

到了1954年，高曼丽的家庭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她又先后添了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父亲却仍然每月只有28元工资，母亲仍然没有工作，全家六口人，单靠父亲一人的收入实在捉襟见肘。这时，越剧社根据发展的需要，决定再招收一批学员，这真是天赐良机，父母便决定让家里最大的高曼丽进越剧社学戏。这对高曼丽来说，真是求之不得，对她家里来说，也少了一份负担，因为党和政府对文艺团体非常重视，参加剧团就是参加了革命工作，生活就有了保障，在社会上就有了地位。当学员，除了每月6元津贴，还一天管三餐饭；再说，当时的演员很出名，也很吃香，声誉和社会地位都很高，何乐而不为呢？

高曼丽就这样高高兴兴地进了黔华越剧社。那是1954年，她刚刚十二岁。从此，这个还戴着红领巾的小姑娘，就走进了她梦寐以求的越剧艺术的广阔天地。艰难困苦等待着她，荣誉和辉煌也等待着她。

二

万事开头难，对于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来说，进剧团，当学员，并不是一个轻松的游戏，倒是一桩苦活儿。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要想成为一个出色的好演员，就要付出许多劳动、汗水和艰辛。吊嗓、下腰、压腿、翻跟斗，那是学员每天的必修课。

每天早晨天刚亮，她就得起床练功，有专门的练功老师带队，先是进行基本形体训练，运动量逐渐加大，难度也一天天加深，三五天下来，腰酸背痛，双腿发软，全身骨头好像散了架，弄得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好，有时还碰得青一块紫一块，父母都感到心疼。但她们都知道，这是成为一名戏曲演员必须经过的阶段，基本功打不好，就休想有出息。美好的理想鼓舞着她，人人争取进步的时代气氛感染着她，学习无论怎样艰苦，她都能咬牙坚持下来，用当时一句流行的口号说，是“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进医院”。戏曲演员没有这个狠劲，就很难闯过“摸爬滚打”这一关。这对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来说未免残酷了些，但它又是真正成就人才的必经之路。

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训练之后，高曼丽便显示出她极高的悟性，表演、唱腔，一招一式，一颦一笑、一投足、一举手，都有了一定韵味，她的老师邵文艳、邢爱民都十分高兴。

她开始上场了。刚开始上场跑龙套，扮个灵巧的小丫鬟之类，这真是个极好的学习机会！她喜爱的老师们，就在她面前表演着，她们的一招一式，她都牢牢地记在心里，默默地融入自己的表演中。

她的进步之快令人吃惊，两年后的1956年，年仅十四岁的高曼丽便开始担任主角。在1958年全省青年演员会演中，她演的第一个戏是《庵堂认母》。无论唱腔、做功和扮相，都受到了好评和赞扬，获得二等奖，引起了省市文化部门领导的重视。十六岁的高曼丽，开始步入她一生中最为幸运的黄金时期。

也就在这一年——1958年，她作为贵阳市越剧团的青年艺术尖子，被派往她的故乡浙江的越剧院，向中国著名的越剧艺术家付全香的高足、人称小付全香的薛英学习当时风靡江浙一带的越剧《五姑娘》，那是一出很能体现越剧艺术风格特征的剧目，五个姑娘个个聪明伶俐，活泼可爱，又各有性格，各具风采，十六岁的高曼丽扮演二姐，俊雅聪明，天生丽质，谈吐不凡，一派大家闺秀之气，回贵阳公演后受到较高评价。

1958年下半年和1959年，高曼丽又先后两次被派往上海越剧院，向著名的越剧表演艺术家付全香学习。由付全香亲授付派名剧《情探》中的两折《阳告》《行路》，并由著名越剧导演吴琛亲自指导排练。当时越剧正在蓬勃兴起，无论是袁雪芬、付全香还是徐玉兰等名家，谁不想教出几位好弟子，让深得吴越文化精髓的越剧艺术走向全国呢？因此，教得真诚，学得用功，艺术素质和表演基础本来就好的高曼丽，在名师指导下一拨就亮，唱、念、做、舞等方面，很快就得到明显提高，并被邀请随上海越剧团在上海进行了多次公演，到工矿企业演出，都受到热烈欢迎。学习期满，又在上海越剧院进行了汇报演出，著名的越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吴琛、徐玉兰、付全香、王文娟、吕瑞英等等，都到场观看、指导，对她表示满意，称赞她演得出色。从此奠定了她以付派为主，兼及他派的越剧表演风格：唱腔委婉，吐字清晰，身段优美，表演含蓄，善于深入体现角色的内心活动。返筑后参加贵州青年演员会演，她演的付派名剧《情探》，获得表演二等奖，受到当时省、市委有关领导和各方面的称赞。

高曼丽很快成为筑城人民关注的越剧新星，甚至成为当时一些男女青年的偶像。不过，那时的社会风气还不允许追星族的产生，但是争买她的戏票、散场后找她签名的青年男女确实不少。

转眼就到了1960年，这时的高曼丽正进入她一生中最有华彩的篇章。当时国家开始进入困难时期。尽管物资极度匮乏，但高扬的革命热情和强烈的艺术追求，仍然支持着她不断地为工农兵演出，一天两场，有时一天三场。早晨照样早起练功吊嗓，从不间断。领导的重视和人民群众的热爱，不断响起的掌声和喝彩，鼓励着和推动着她和她的同志们，一起走过了那段困难时期，也是辉煌的时期。

三

困难时期终于过去了。缓过劲来的中国人迸发出极大的劳动热情，物质财富迅速丰富起来，又一次激起了对戏剧艺术的热爱，越剧团更兴旺了，演出的剧目更多、更丰富了，从1956年改成国营剧团之后，它的规模和演员阵容都更大了。

从1958年以后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越剧团先后从上海引进了一批比较著名的演员，如邢爱民、黄明君、孙绍清、刘巧巧、许艳香、黄秀清、马云良等等，而且高曼丽这样一批本地青年演员已经走向成熟，阵容强大，人才辈出，排演了一大批越剧的著名剧目，如《西厢记》《红楼梦》《梁山伯与祝英台》《情探》《白蛇传》《碧玉簪》《春香传》《打金枝》《孔雀东南飞》等等。那时的高曼丽二十岁左右，恰是她的求知欲望达到顶峰的时期，她不但看过、观摩过越剧和其他剧种的许多名剧，还读过不少名著，如《红楼梦》《西厢记》《子夜》《三家巷》《家》《春》《秋》《简·爱》《复活》《安娜·卡列尼娜》等等，在她的枕头边，经常能看见各种文艺书籍和文艺刊物。艺术上的综合效应往往导致良性循环，高曼丽对艺术的领悟加深了。

那是1963年春天，由高曼丽主演的《西厢记》正式上演了。海报刚刚挂出一天，一周的戏票就预售完了。正式上演那天，整个剧场里人山人海，仿佛是一锅已经沸腾的开水。高曼丽演的是女主人公崔莺莺，一位寂寞的、春心已动而又羞羞答答、故作矜持的相府千金。这位闺阁名媛的性格矛盾而复杂多变，出于礼教和相府门第的制约和影响，感情和行动往往互相分离，很不一致，特别是在公开场合更是这样，这就在表演上造成了许多困难，而王实甫写的唱词既典雅又含蓄，很不容易准确地把握分寸，表达出唱词中的形象内涵。如何从戏剧一开始就抓住观众，而且把崔莺莺的性格矛盾准确地定位在观众的心上呢？高曼丽当时还是个刚满20岁的姑娘，像崔莺莺那种曲折复杂的爱情生活和感情经历她还没有，说真的，那时虽有不少勇敢的青年狂热地追求过她，给她写过许多情书，但那时的高曼丽却一心扑在事业上、艺术上，她是个艺术尖子，正在走向成熟，她想成为一位表演艺术家，崇高的理想鼓舞着她，广大观众关注着她，团里同志和领导也在关注着她。

红色丝绒帷幕拉开，喧闹的人们安静下来，舞台上出现了一片柔和的春光。远山中有一座红墙碧瓦的古老寺庙，萧瑟落寞，春风拂柳，落红阵阵，一个古寺的寂寞残春，逼真地呈现在观众面前，随着老夫人报过家门，伶俐活泼的红娘引着莺莺小姐上了场。随着红娘一声：“小姐有请。”妙龄少女崔莺莺，慢慢地来到了舞台的灯光下，她含愁含怨，莲步轻移，仿佛一切都出自于无心和一种无可奈何的勉强，她看过眼前风景之后，更显得心事重重，若有所思，不知是什么东西触动了这位春闺怨女的情怀，正当红娘对着大好春光兴高采烈的时候，崔莺莺一段缠绵幽怨的歌声钻进了人们耳中……

高曼丽演得十分投入，她的表演和动作总是那么贴切感人和恰到好处。热烈的掌声，一遍遍延续到戏剧结尾。高曼丽仍然处于一种如痴如醉的创作冲动中，几天之后感情都难以平复……

四

之后的十几年里，高曼丽都处于一种最佳的艺术状态。她的表演已趋于成熟，受到领导和各方面的重视，她演了几十个戏，大部分她都演了主角，甚至经常和她的老师邵文艳、邢爱民分演A、B角。如果剧团下乡一分为二，她必是一个队的主力演员，已经成为贵阳人民心目中的名演员。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很多艺术家受到冲击，高曼丽也不例外。二十四五岁的高曼丽，在艺术和生活中都像一枝正开放的花朵清香四溢，突然的打击立即使她失去了应有的颜色、芬芳和旺盛的艺术生命。她开始从舞台上消失，从人们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中消失，被当作“文艺黑线的代表人物和黑尖子”，被造反派派去扫地、擦桌、布置批斗会场，最后在斗批改中被扫地出门。越剧团撤销了，她被分配到富水中路的儿童电影院去当服务员。一位颇有成就的青年艺术家，被分配去做那些简单的服务性劳动，让一个艺术家的青春和生命在机械、刻板的劳动中变得日渐僵硬和苍白。

乌云总有散的时候。随着林彪、“四人帮”相继垮台，越剧团终于得到恢复，但十年蹉跎，历尽艰辛，这对一个普通人来说似乎没有什么，但对于一个演员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个惨重的、难以弥补的损失。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高曼丽和她的战友们才充满了高昂的战斗激情和紧迫感。在振兴祖国、改革开放的热潮中，越剧的恢复振兴也被提到了日程上，一台台越剧剧目，又在人们长久的盼望中重新登台，各种各样的角色，又都一一地重新回到他们原有的位置上。高曼丽重上舞台后，仍然是越剧团的主角。为了报答盼望已久的热心的观众，为了报答这个春回大地的新时代，她抓紧一切时间，竭尽一切努力加班苦练，希望追回失去的青春，重新获得创造的灵感。可当年那么娴熟随意的表演程式和动作，现在却那么生涩滞重。重排《虹桥赠珠》的时候，高曼丽饰演水母娘娘，其中有一些武打动作和高难度动作，如果做不好，整台戏就会为之失色。为了练好这个动作，已生了两个孩子的高曼丽，硬是不顾疼痛，无数次转得头昏目眩倒在地上，致使背脊受伤浸血。

在那些重新奋起的日子里，她们紧追猛赶，演出了几十个新戏和传统戏，使阔别十年的戏迷们过了一把越剧瘾。她演过《白蛇传》中的白素贞，《盘夫索夫》中的严兰贞，《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祥林嫂》中的祥林嫂，《蝶恋花》中的杨开慧，《海岛女民兵》中的海霞，《不准出生的人》中的达娃等等。

尽管耽误了整整十年，一切已非从前，但勃发的热情和丰富的人生经历，使她的表演艺术更加成熟、浑厚和凝重，也更有深度和力量。她塑造的祥林嫂、杨开慧、刘兰芝等艺术形象都入木三分，十分感人，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评价。她们不但演遍了所有传统剧目，还自己创作了一些新剧目，越剧艺术似乎进入了有史以来最自由的发展时期。她演的《祥林嫂》由贵州广播电台录音并多次播放，她演的《虹桥赠珠》由贵州电视台录像，在贵州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多次播出。高曼丽塑造的美好的艺术形象又有声有色地回到人们的心中。

天道酬勤。有心人，天不负。1984年，高曼丽被任命为贵阳市越剧团业务副团长，之后又当了团长。在传统戏剧艺术走向低谷的时候，挑起了一副历史重担。是褒奖，是信任，也是严峻的考验，面对巨大的责任、面对越剧的兴衰、面对剧团一百多人的生存问题、面对无数人的关切和期望，她勇敢地挑起了这副重担，她希望向社会和人民交出更好的答卷……

五

为了剧团的生存、发展，从1984年开始，她就日夜处在焦灼、苦恼的纠缠中，率领着她的剧团左冲右突，希望在传统艺术每况愈下的境况中寻找一条生存的道路。为此，她不辞辛劳，带领着她的剧团和战友们，赴重庆，去上海，到湖南，甚至深入农村基层和厂矿企业演出，常常为了一点支持、赞助，或者为了尽可能减少一点服装道具费用、运输费用和加班费，她不得不从她习惯于艺术创作的、活泼浪漫的思维中冷静下来，面对一分一厘的价格和数据锱铢必较，反复计算，弄得唇焦口燥，心里大不痛快。

然而最令人头疼的是剧团所面临的生存危机。由于电视和录像的兴起和普及，上剧院看戏的人越来越少，由于越剧观众出现断层，越剧的观众市场，锐减到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好不容易筹到钱，排出了一场好戏，可观众并不买账，他们宁愿坐在家里看看一般的电视节目也不愿上剧场。一种新兴技术的兴起，带来了另一种艺术和职业的衰亡。世界和时代的进步，总是以牺牲旧物为代价，就像一曲送旧迎新的挽歌，充满了对前进的欢悦，也充满了对逝去的往昔的眷恋。历史在新旧交替中前进，谁能找到它们恰到好处的契合点？

高曼丽在艰难中挣扎。观众是上帝，是拥有否决权的选民，没有他们的承认，再好的标签也无法贴到艺术上去。1989年上半年，高曼丽和她的战友们，大胆改革了她们的传统演出模式和演出内容，引进了贵州滑稽演员、笑星卜小贵等人，把演出改成晚会形式和贴近生活的滑稽戏、小品、相声专场，歌舞专场等等，果然大受欢迎。1989年以后，她们先后排出了《爱的幺二三》《浪荡鬼》《光脚板外交官》等一系列滑稽戏和一些相声、小品专场，都受到了热烈欢迎，甚至引起了轰动，《爱的幺二三》在一个多月内连续演出100场，成了贵阳戏剧艺术上的奇迹。

艺术是时代的产物，越剧作为一种古老的、伟大的艺术，在时代的演变中，在人们的努力下，是否会衍化出新的艺术品种，焕发出新的活力呢？完全有可能。

因此高曼丽是坦然的。从艺术上讲，她是幸运的，也是不幸的。因为她经历了越剧的辉煌时期，也经历了越剧悲壮的没落。但是，她为越剧艺术的繁荣做出了她毕生的努力，创造过辉煌，这使她感到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