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麟我心中的父亲- 贵州数字出版云村寨平台

1944年，经师兄张洪鸣介绍，父亲拜其叔叔、著名武生张俊武为挎刀师傅，学习《探庄》《乾元山》《金钱豹》，在江西九江、赣州，安徽蚌埠、安庆，广东肇庆，湖南长沙等地演出。1947年秋，父亲受邀随江南四小名旦之一刘筱衡、挎刀师傅武生泰斗陈伯钧、著名导演郑亦秋到赣州演出《铁公鸡》，轰动赣州，至今在当地传为佳话。期间父亲跟陈伯钧先生学了《凤凰山》《战马超》《白水滩》。1948年，在湖南长沙等地与关肃霜、李少楼、马骏骅同台演出《铁公鸡》等戏。随后，受陆筱亭、刘冠英、陈少奎之邀，父亲南下贵州，落脚安顺京剧团。

1953年，中国戏剧院李少春、叶盛章为代表的中央慰问团到贵阳和安顺慰问人民解放军，父亲抓紧机会向李少春、叶盛章学习。他一方面在台下看演出，带着本子一点一滴地记，一方面得到两位老师亲授《闹天宫》，一记一学深得要领。此间，刘奎官先生在北京演出后来到贵阳，父亲与赵师华等艺术家一同拜先生为师，向先生学了其代表剧目《通天犀》。

1956年底，父亲不满意自己艺术上的成就，借回老家探望之机，到天津、上海拜师求艺，在天津与师兄李峻岭、郑立衡、邓金坤切磋技艺，后到上海经师兄曾鸿春引荐到杭州拜见盖叫天先生，在西湖盖先生家由先生亲授《一箭仇》。为了学好这出戏，事先在曾鹏春家练髯口、练甩发、练“身上”，一练就是一个月。先生教得认真，父亲学得扎实，心领神会，领悟颇深。同时，他还拜访了曾在鸿春社科班教戏的陈富瑞老师，父亲向陈先生学《芦花荡》，特别是《醉打山门》，深得精髓，受益匪浅。

1957年，经陈富瑞先生推荐介绍，父亲来到西宁，就职于青海省京剧院。在西宁向费世威先生学《拿高登》《艳阳楼》《战宛城》《雅观楼》《八大锤》，费先生是茹富兰的弟子，并与钱浩梁等同期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是青海省京剧院副院长。三个月后，父亲被委以重任，任院助理导演。父亲在京剧院与郝寿辰之侄郝派传人郝德耀及杨启顺先生相互切磋、相交甚深。

1963年父亲到云南省京剧院学习《花错田》，为了多学几出戏，父亲完成任务后又在昆明多待了些日子，不仅学武生戏，还学花脸戏，再次向著名京剧花脸、武生刘奎官先生巩固学习《通天犀》，以及《古城会》《状元印》。父亲后来又拜裘世戎先生为师学《盗御马》。父亲此行受云南省京剧院之邀，在昆明演出了全本《闹天宫》，得到刘奎官、裘世戎、关肃霜等老艺术家的肯定和好评。

父亲对京剧艺术酷爱深钻，对所饰演人物潜心刻画、细心研究，他戏路宽，见识广，记忆强，脑子里专业学问多，能演能配，能导能拍，具有较强的导演天赋，亲自执导、参与执排的戏不少。1964年安顺京剧团排演《杨门女将》，他仅看了几场电影，打着手电边看边记，竟然将该戏的武戏毫不走样地执排演出。

1975年秋，我和父亲回故里探访，到了天津，父亲带我一同拜见张世麟、赵松樵老先生。当时张先生刚在北京录完《蜈蚣岭》，我有幸一起聆听先生面授该戏。80高龄的赵先生在自家客厅亲授“方面铲”“揉肚子”，虽是说戏，但那一招一式，一颦一回眸，把鲁智深率真调皮、豪放洒脱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我虽未曾学戏，但艺术大师的神韵风采和精湛的艺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83年张世麟先生到贵阳演出教学，父亲闻讯赴贵阳拜见先生，观看演出，并与赵师华、陈建良等艺术家一起聆听张先生说戏。当时传统戏还未全面解禁，父亲仍孜孜不倦地追求探索。他经常说：“艺多不压身，京剧艺术不创新就没有生命力，事物都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要创新，必须戏路宽，见识广，用得巧，用得妙。”为学到一出戏，他不惜把良师益友请到家中，盛情款待。为了学到正宗的《夜奔》，他专门把云南省戏校的佟慧春先生请到家中，以《探庄》换取佟先生的《夜奔》。在创新运用上，他把从刘奎官先生那里学习到的《通天犀》中的罗圈椅上的技巧，运用在《智取威虎山》中他饰演的座山雕这一人物的表演中，把九节鞭的技巧运用于《闹天宫》中孙悟空偷桃盗丹的宝袋耍法。1979年安顺京剧团组织由省内著名艺术家参加考评的演艺考核竞赛，父亲以《偷桃盗丹》一折戏拔得头筹。

在京剧艺术的海洋里，父亲博采众长，深钻细研，他艺术触觉灵敏，艺术灵感频生，艺术见地独特，艺术思维新颖，聊戏说戏痴迷其中，真教真授，以至于省内外上门学戏的人络绎不绝，他待人真情真意，热情款待，倾心相授，令我们至今难忘。

黔岭星空：贵州老艺术家剪影.第五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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