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宝华 诸葛隐 我们父母的舞台奇缘、群文人生

看了《贵州话剧光辉历程》一书，其中不少地方提及我们的父亲陈宝华、母亲诸葛隐。然而，父母已经不在人世，更加令人思绪万千，回忆起父母的一生确有几分感慨！同贵州戏剧界的老戏骨、老戏痴，我们敬爱的罗军伯伯、麦放明阿姨、林薇阿姨、胡秀洁阿姨等一些闪耀着光芒的明星相比较，我们亲爱的爸爸妈妈不过是夜空中偶尔划过的流星，尽管没有浓墨重彩的传奇人生，却也给我们留下了朴实无华、诚信敬业、勤劳善良的美好回忆，这也是传承于家族中宝贵的精神财富。

封建家庭的叛逆者和时代造就的爱国者

首先，我们必须肯定地说，父母都是五四运动后成长起来的热血爱国青年。一张用毛笔在布帛上书写的结婚证至今我们还珍藏着。七十多个春秋过去了，这张颇有历史的结婚证已然发黄了、老旧了，上面的日期是民国三十年五月四日。选择这样一个日子结婚，充分印证了他们是那个时代的新青年，并一直追随着时代的脚步行进于滚滚的革命大潮中。

1922年，农历五月十五日，父亲出生在“长江第一城”宜宾市一个没落的晚清封建官僚家庭。1937年，日寇侵华，在大量内迁的学校中，父亲竟然报考了山东国立艺术学校，学的是舞台美术。学戏！这在当时我们家掌握家庭大权的曾祖母眼里，就是下九流，就是大逆不道！家里不仅是坚决反对，还断绝了经济支持。几经波折，父亲为了坚持理想、追求艺术梦想，在同学和好友的资助下义无反顾地进了学校，并以十六七岁的小小年纪投身于时代潮流，成为家庭中的另类。

1939年父亲毅然投笔从戎，投身抗日救国的队伍。父亲由于有文化，学的又是舞美，就在部队干起了文艺宣传工作。这时，他遇见了我们的母亲诸葛隐，对文艺、话剧的爱好使他们走到了一起。

我们的母亲诸葛隐，生于1916年农历五月初七，籍贯安徽省寿县。自小就叛逆，不愿缠足，坚持要读书。母亲从小聪明伶俐，勤奋好学，深受外公外婆的宠爱，最终得以如愿。当时普通家庭中能上学读书的女孩子非常少，我们的姨妈诸葛英就是小脚、文盲，足以证明母亲当时是如何坚定地求学，反对不合理的封建制度。母亲个性独立、外柔内刚，是一个坚定追求自由的新女性。早在抗战爆发前夕就来到上海求学，就读于上海大夏大学高师科，为她将来从事教师工作打下良好基础。

抗日战争爆发，母亲在上海目睹了战争的残酷。国难当头，母亲走出教室，毅然投军进入了杨森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在宣传队话剧组任演员，因为是战地服务团，母亲一边学习日语向日军喊话，一边下连队教唱抗日歌曲，在街头演活报剧，活跃在抗日宣传的文艺舞台上。

母亲不时同我们谈起当时的情形。她们经常下连队慰问，演出过《放下你的鞭子》这一类的活报剧，教士兵演唱抗日爱国歌曲，其中有大家耳熟能详的《大刀进行曲》《游击队之歌》《松花江上》。

有一次，母亲一时兴起，绘声绘色地用山东口音给我们唱起当年教山东老兵们唱的歌曲：“前进，中国的青年……冲啊，杀！”直到如今我们都还能吟唱，只是没有母亲当年的那种韵味罢了。

我们父母在部队里是文艺宣传队员，虽不能在前方冲锋陷阵，但在用文艺这件武器宣传抗战方面做了不少有益工作，我们为父母感到无比自豪和骄傲！

战火硝烟里的青春奇缘

都说戏如人生，人生如戏，每个人都逃不开一段浪漫的爱情，我们的父母也不例外。经由大家听父母断断续续地叙述和点滴回忆，才渐渐汇聚还原了这样一幅轰轰烈烈的爱的场景。

当时二十军在江西修水休整，此时父亲正好参军，担任文职，由于学过舞台美术，常常出入战地服务团，为大家端茶送水忙前忙后，时时参加演出化装，做点后台工作。父亲美术字也写得特好，从来不用打格子随手即可写，因此他常与战地服务团的团员们一起（包括我们的母亲）用扫帚蘸着石灰水刷宣传抗日的大字标语。由于人年轻又手脚勤快，父亲很得大家的喜爱，妈妈也很欣赏这个小老弟。也许是缘分吧，父亲在众多女团员中一眼就看中了我们的母亲，一个比他大了六岁，散发着成熟女性气息的诸葛隐，经常大姐长、大姐短地围着她转。其实，母亲一开始也只是把父亲当作一个英俊可爱的小弟弟看待，并没有往爱情方面多想，只是通过日常工作和活动接触多了相处融洽而已，当父亲初次向母亲表示爱意时，母亲委婉地拒绝了，只表示以战友同志关系来往。

事情的转机是在一次行军途中。母亲一不小心掉到了河里，危难之际父亲毫不犹豫地跳入冰冷的河水中，把母亲救起抱上岸。父亲水性极好，是在岷江、金沙江的风浪中闯荡过的游泳高手，体格敦实、感情真挚，终于感动了母亲，这一下子把两人的距离拉近了，开始了一段“姐弟之恋”！

迫于社会舆论，加上我们姑妈的反对，在父亲正式求婚时，遭到母亲的顽拒，甚而一连多日不搭理父亲，态度十分坚决。最终，血气方刚的父亲向母亲发誓，并当着母亲的面剁下左手小指半截指头“断指盟誓”，承诺要一辈子照顾母亲，一辈子对母亲好，非母亲不娶！看到这番血誓，母亲坚如磐石的心被撼动了。周围的战地服务团的官员、战友同志们也感动了，我们的姑妈也不再作梗了。1941年5月4日，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战地服务团为我们的父亲母亲举行了隆重的婚礼。

父母与贵州话剧结缘的点滴

抗战胜利后，二十军作为非嫡系部队立即缩编。面临失业，不少人怒气冲天。据父亲说，当时队伍中盛传“有敌有我，无敌无我，此路不通，去找毛泽东”的说法，只可惜当时家里已经有了两个年幼的孩子，父母没去延安，却在一位叫季东辉的朋友的介绍下到了贵阳，在国民党联勤部供应局总务科任一个小小的科员，收入极其微薄。当时内战频频，物价不稳，以纸币计算发的薪水根本不够家用。母亲为了有稳定收入，进入了冀鲁豫同乡会开办的学校“冀鲁豫小学”当了一名教师，月薪十块银圆，仅能满足一家俭朴的生活。

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父亲结识了罗军伯伯。当时罗伯伯正在贵州创立联勤剧社。联勤剧社是借联勤部供应局的名义成立的，当时贵阳还没有一个正式的话剧团体，联勤剧社是由若干有志于话剧艺术的爱好者组成的业余话剧社。剧社的日常剧务开支是靠大家共同筹措，所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剧社就是在这样很困难的情况下运作的。出于对话剧的共同爱好，二人一拍即合。父亲一生最好结交文艺界有识之士，对罗伯伯更是推崇敬仰，追随左右，加之自己所学的就是舞台美术，正是实现理想抱负增长才干的时候。父亲在联勤剧社没有丝毫报酬的条件下工作，却是无怨无悔，在舞台后面勤勉耕耘，乐在其中。随着两家人频频往来，父母与罗伯伯、罗妈妈（沈茵）成了莫逆之交。由于罗伯伯具有极强的个人魅力以及非凡的导演组织能力，很快集结了一群话剧人才，使联勤剧社成为颇有影响的剧社，主要成员有罗军、范非、谭君实、邓刚彦、蔡虹和我们的父母等。陆续演出过《绿窗红泪》《天国春秋》《夜店》《沉渊》《风雪夜归人》《嫦娥奔月》《续弦夫人》等剧目。贵阳解放初期还演出过《棠棣之花》等剧目。

在这个剧社里，有的人塑造了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而父亲则是在幕后台下默默无闻地工作，制景、设计、化装、拉幕、灯光等都是父亲工作的范畴。如天幕上的云彩、月亮、电闪雷鸣等舞台效果，都是父亲和他的同事们一起制作和操作：风声是用帆布搭在像风车一样的滚轮上，搅动手柄使风车与帆布摩擦发出声响；电闪雷鸣是抖动一块铁皮和用一个铅球在舞台地板上滚动发出声响；下雨声是用大簸箕中间穿根绳子吊在后台的横梁上，放上豆子之类的东西旋转簸箕发出声响；马蹄声则用两个木饭瓢相互叩击发出的声音。方法虽然原始，但能使剧目呈现鲜活而逼真的效果。

母亲白天在学校教书，晚上参与剧社排练和演出。她先后与蔡虹、林薇、张依仁等合作演过戏，担任多个角色。由于年代久远，很多剧目名称我们已无法回忆。只记得在《嫦娥奔月》剧中，母亲扮演酒家母，我们的大姐扮演玉兔。说起1948年演出的《嫦娥奔月》，我们大姐那时才七岁，她回忆起当年饰演玉兔时在舞台上跳来跳去，手执玉杵做出捣药动作，得意非凡，对剧场的热烈场面还有相当深的印象。当时，罗军伯伯导演时充分构思，充分准备，大胆设想，勇于创新。那时没有音响设备，为了渲染气氛，请来王良华叔叔弹钢琴，于世沆、刘晓明叔叔拉小提琴，在前台配乐。为配合嫦娥（蔡虹阿姨饰）奔月，采用了滑轮和钢丝绳制作出飞天的效果。罗伯伯还构思了特别的月宫灯光效果，在当时条件简陋的贵阳，给广大观众带来一场精神盛宴。

建设新中国勤奋努力，为群文工作操劳一生

1951年，父亲参加革命工作，在贵阳市劳动人民文化宫（现工人文化宫）任工作人员。此时，文化宫还处于初创阶段，与河滨公园同属一个领导班子。第一任文化宫副主任周天慈，山东人，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有很深的文学造诣，他语言幽默风趣，为人谦和且知人善用，与父亲相处甚笃。随着群众文艺休闲活动的顺利开展，“文化宫”这个新中国成立以后诞生的新事物，让父亲兴奋不已。

母亲没接受罗军伯伯的盛情邀请去从事专业话剧艺术工作，而是选择了自己熟悉爱好的教师职业，继续在冀鲁豫小学任教。不久在该校新办的幼儿园任园长，后调到贵阳第三幼儿园任园长，一直是先进教育工作者，母亲为了支持父亲的工作，也不时参与文化宫业余话剧的演出。母亲在冀鲁豫小学教师中和文化宫职工中都有良好的人缘，除教学之外，还特别能急人所难，乐于助人，口碑极好，到哪里都受人尊重，被大家尊称为“诸葛老师”。1957年母亲生病动了三次腹部手术，正需要养病时，中央颁布了职工退职退休条例。当时有些领导错误地理解了文件精神让母亲退职回家，母亲当时才四十岁。失去工作后全家生活水平大幅下降，为了维持家庭生计，母亲到处打工，加入河滨公园家属茶水组卖凉茶，虽然体弱，但照样挑水干重活，在文化宫电影院当过临时售票员，甚至到郊区幼儿园当过临时代课教师，苦苦坚持，相夫教子，辛劳万分。母亲体弱多病，于1988年病逝，终年七十三岁。临终时，嘱咐我们不得大办丧事，不得收受任何礼金，“不许把我的老骨头卖钱”是她对我们的临终嘱托。

母亲的谆谆教导我们永远牢记，母亲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父亲在文化宫工作期间最引以为豪的事情是一连三次文化宫的基建工作，他从始至终都参与，并从自己舞台美术工作的角度提出宝贵的参考意见，包括演出场地设置、舞台灯光照明、音响设置等，都同建筑设计人员共同商议制定规划。用今天的话说，活动场地就是硬件设施，是一切文艺活动的基础，父亲为此付出了不少心血。文化宫开始时只有砖木结构的文艺馆和对面的图书馆，包括一个阅览大厅；文艺馆内一楼有美术活动室、音乐活动室、游艺活动室、文化宫办公室。楼上就是一个铺木地板的交谊舞厅。父亲平日负责美术活动室的活动，经常组织基层美术爱好者学习，也有一些十来岁的工人子弟在此学习，他们中有些人还考入了贵州大学艺术系深造，如马贤昌、程敬平等。有的成为基层单位的宣传干事，有的还成了单位的美术人才，如当时的贵阳市百货大楼唯一的橱窗设计师万祥富。

每到星期六，父亲就联系乐队、鼓手在文艺馆小楼上，组织休闲交谊舞会，上至省市领导，下至工厂矿山的文艺积极分子和各方文艺团体的成员，齐聚一堂欢度周末。父亲就抓住这个机会同各界人士接触联络，开展各项相关工作。此时就是父亲一周最忙的时候。

父亲是最早参与文化宫电影院建设的人之一。这是一个集电影院、剧院、舞厅于一体的多用途仿苏式建筑，具有宽大的舞台，台前有音乐池，后台有化妆室，演员休息室，需要时，撤掉座椅可立即成为漂亮的舞厅。大厅顶上有吊灯，宽大的舞池里有装饰脚灯，墙上和柱子上有壁灯，这在当时的贵阳市绝对是一流的影剧院。记得安装大厅的吊灯时，我们全家齐动员，按父亲设计规定好的尺寸、珠子的大小顺序，一起来穿吊灯上的珠子，充分体现了父亲的节俭与智慧，为文化宫影剧院的建设节约了不少经费。

1958年以前，文化宫的群众文艺活动开展达到鼎盛时期。50年代中期，省市工会经常组织各单位职工在文化宫举办文艺会演，父亲忙前忙后，为会演布置舞台布景灯光，在后台为演员们化装，结识了不少基层文艺活动的积极分子。父亲经常深入基层工矿企业，广泛联系基层工会组织，寻求支持和发现人才。父亲手里掌握有一批文艺积极分子的名单，与他们广交朋友，经常组织工矿大型职工文艺会演。从审查排定节目到布置演出剧场，为各单位解决困难问题，譬如为话剧团、歌舞团、花灯剧团等单位租借戏服、道具等，从彩排化装一直忙到舞台调度，正式演出后更是常常忙得衣不解带、食不归家。每逢节假日，河滨公园内经常举行大型游园晚会，父亲作为美工人员更是经常忙得不可开交，几天几夜不着家，这种情况，母亲和我们都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了，有时候还要全家齐上阵，无条件地协助他完成工作。

父亲在装潢美术方面有相当的功力，在美工技能上也有独特之处，他做事头脑清晰、有条不紊、稳妥快捷。省、市机关，省、市工会中许多领导都看好他，因此父亲经常被借调出去工作，协助布置、美化会场，书写会标及会议口号标语。一来二去，一些省、市领导干部，尤其是管理后勤的领导们与父亲都成了朋友。在我们的记忆里，原来的省政府礼堂建设之初，就征求过父亲的意见；花溪公园的西舍、碧云窝等接待国家领导人的宾馆内的装饰，都是由父亲布置的。这也都是属于父亲工作中引以为傲的成就！

我们最爱看父亲书写美术标语，一把米尺在手中翻飞，画出一条条直线，铅笔一挥曲线连接，再大的字在父亲手里都挥洒自如，再小的字也可以用剪刀直接剪成，不一会儿就勾画出一个个美观的艺术字。偶尔我们也拿着刀片或剪刀帮助父亲剪字，用针线或大头针参与整理布标。父亲曾告诫我们：“字如其人，写得好的美术字，不仅是平面上写得好看，关键是要立起来依然好看，做人也是这个道理。”

父亲认为文化宫应有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氛围，特别注重各种艺术宣传形式的感染力。不但重视开展群众文艺活动，更在这些活动中努力发掘艺术人才。本着为工农兵服务的宗旨，在绘画、书法方面为这些人才提供展示平台。父亲在其中做了大量穿针引线，搭台铺路的工作，常邀请省市有名的书法家、画家莅临现场，交流艺术心得，切磋砥砺。文化宫时常有兄弟单位来市里做文化艺术的交流，父亲本就是美术工作者，对贵阳文艺界熟悉，因此也常担任接待，迎来送往，可用八个字总结“热情周到，大方得体”。

父亲的一生是勤劳善良的一生，是诚信、正直的一生，是为发展群众文化艺术奋斗的一生。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父亲竟然毫无怨言、从不抱怨，依然在勤奋努力地工作。平反若干年后，我们才知道，父亲当时是“为单位顾全大局”而“被动员”的右派。那时，各单位要按比例抓出足够数量的右派分子才能过关，单位领导找他谈话时，没有政治头脑而又心地善良的父亲就成了“勇于担当者”之一，遭到了降职降薪的处理。但是在他看来，只要给他机会继续他的艺术工作就行，其他的都不重要。1959年，父亲赴北京参加当时为国庆十周年献礼的民族文化宫贵州馆的设计布展工作，完成后被调到贵阳市美术公司工作，工资降了两级，全家七口人靠父亲每月四十几元工资生活，清苦艰难可以想见。然而，这一切都不敌父亲对生活和工作的巨大热情，他可贵的品质也给我们这些后人树立了做人做事的榜样。

从战火中、死亡线上走出来的父母是坚强的人，他们相信党、相信组织总有一天会弄清真相，还自己清白。每逢星期六或节假日休假，家里总会有父亲的朋友聚集，有罗军伯伯、刘浦叔叔和他们的孩子，大家会聚在一起来一场家庭盛会。小弟小妹们唱歌跳舞，有时大伙缠着罗伯伯讲笑话，记得罗伯伯带着刘浦叔叔的儿子刘海燕即兴表演过“老爷爷带孙子看电光灯”，这是反映贵阳刚建成发电厂时，街市上的新鲜而热闹的场面。那段岁月，艰难、清贫，但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最幸福、最难以忘怀的时光。

父亲一辈子坦坦荡荡、乐观豁达。“文革”中被批斗、被下放，依然乐天知命，主动带着我们家最小的两个儿女和体弱多病的母亲上山下乡，去到龙里县洗马区谷龙公社大谷龙大队画眉山生产队落户。下乡的三年中，父亲也从不忘他的老本行，凭着自己写得一手好字，每逢农村过年过节，婚丧嫁娶时，他都要买上笔墨纸砚，为乡亲们书写对联，送上祝福。农闲时还从城里借来相机，为乡亲们拍照留念。父亲打趣说：“叫花子玩鹦哥，我们苦中作乐。”无论什么时候，父亲总是保持着这种乐观进取的精神，它一直激励着我们身处逆境时也要坦然面对。

回城后，父亲又在美术公司干了好几年的文房四宝、颜料纸张的售卖工作。父亲由于对书法绘画熟悉，为那些学习书法绘画的人们介绍商品，总是得心应手，并耐心细致地介绍使用方法，深得大家的爱戴和尊敬，年轻的年老的都尊称他为“陈老师”。

20世纪80年代初父亲得到彻底平反，重新被调回工人文化宫。重回文化宫的父亲如鱼得水，工作积极性一如既往，一切以工作为重，他总是把工作放在第一位。这时正值工人文化宫在遵义路人民广场新址上重新修建，父亲参与了规划和基建工程，还连同市设计院的管老师一起为规划设计方案制作沙盘模型。为了赶时间，他把家里做工艺美术设计工作的大姐夫也叫去一同加班加点制作沙盘模型。沙盘模型制作完成了还拿到省展览馆展出了许久，并呈国务院和中华全国总工会批准备案。父亲还为沙盘模型拍了照片写上说明，制作成小册子，至今还作为资料在文化宫办公室保存着。父亲那时很少回家，一直以工地基建办公室为家，常常是我们去工地看他。

工人影剧院落成后，急需购置舞台大幕和灯光音响设备，父亲和文化宫的郑兴建、徐一兵等同志一起南下广州、深圳采购。由于资金有限，为了给文化宫节约经费，他们货比三家，花最少的钱买最好的设备，买回了当时贵阳市最好的音响设备、灯光设备和幕布。在安装的过程中父亲总是亲临现场、亲自上阵，指挥工人师傅安装配置，在文化宫的这次基建工作中付出了不少的心血。

1987年初，蔡燕农同志调任文化宫主任，那时父亲已退休，蔡主任专程找到父亲，返聘他继续为文化宫的群文工作再做点贡献，父亲欣然接受了蔡主任的邀请。当时正值文化宫建宫三十五周年，为筹办“宫庆”，父亲找出了一包珍贵的照片，里面有中共贵阳市委祝贺文化宫建宫的条幅，还有郭沫若的题词。为了办好三十五周年宫庆，蔡主任召开专题会议，安排专人按保留的照片临摹、装裱邓小平、郭沫若等领导同志的题词，并请父亲筹办“宫庆三十五周年书画展”。父亲在接到任务后，找到自己多年来在省内外结识的一些书画界朋友，向他们发出了征集文化宫宫庆书画作品的邀请，并向全国各地的兄弟文化宫发出了邀请函。参与这次书画展的兄弟单位有湖北武汉市、黄石市、沙市工人文化宫，上海浦东文化宫，四川成都市、泸州市文化宫，天津市第一文化宫、第二文化宫，广西桂林市文化宫，江苏扬州市文化宫，河南驻马店工人文化宫等。征集到的书画作品有上百幅，不少有名的书画家为宫庆三十五周年泼墨作画，如孟光涛、方小石、张星槎、黄源、郭力匹、冯济泉、曾了凡、王萼华等。整个书画展览为宫庆活动增色不小，特别是悬挂在展览大厅显著位置上的邓小平、郭沫若等领导同志的题词，更是字字珠玑、光彩夺目，赢得了参观者的赞誉。

父亲时刻不忘领导将他返聘后的工作使命，认真完成领导交办的每一项工作任务。80年代后期，改革开放如火如荼，市场经济的大潮也推动了文艺文化市场的经济复苏，这时也是贵阳市工人文化宫的昌盛时期。要进一步搞好广大职工群众服务工作，顺利开展各项群众文化活动，需要的活动经费仅靠上级工会拨款远远不够。为了体现文化宫的“乐园”职能，根据社会的需要，文化宫领导决定对影剧院、舞厅、展览厅、棋牌厅的多种活动项目开展有偿服务，既可供广大职工娱乐，提高职工素养，又补充了文化宫的活动经费。文化宫河滨公园舞厅开办初期，领导派父亲去协助管理舞厅，父亲每日帮助服务部卖门票，联系一些喜爱跳舞的舞友，向基层工会赠送舞票借以宣传文化宫舞厅，很快，舞厅在贵阳市有了名声，每天开展日场晚场两场舞会，前来跳舞的群众越来越多，舞厅收入也越来越可观，因此文化宫舞厅有了“饺子馆”的美称。

在父亲的协助下文化宫展览厅的活动也办得有声有色，举办了许多书画展、摄影展，前来联系展览的单位和个人络绎不绝，每每排队等待展览的已经排到下个月。这时的父亲总是忙得不亦乐乎，凭借自己的舞台美术和装潢美术专业知识，帮着举办单位布置展厅、展板以及宣传海报，得到举办单位的好评，也为文化宫带来了不少的收入。

文化宫调进了一批有朝气有文化的年轻人，以充实群文工作者队伍，给文化宫输入了新鲜血液。父亲在这群生龙活虎的年轻人中也颇有人缘，对他们关心、爱护、帮助、支持、鼓励，不时把自己的工作经验和方法传授给他们，协助他们一起开展群众文化工作，记得当时有郑兴建、李庆梅、刘启英、谢延明等同志。

年轻美术工作者谢延明一直是父亲最为关爱的弟子之一，当时谢延明调入文化宫工作，一直跟着父亲从事美术专业方面的工作，父亲常鼓励他要不断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谢延明大专毕业后向文化宫领导申请开办了一个文化设计制作所，对外承接设计业务，一方面可以为文化宫增加收入，一方面对自己所学专业也是一个历练。他的申请得到领导的首肯，并要父亲去协助谢延明筹办此事。在父亲的协助下，文化宫的文化设计制作所终于开张了，并取得了一定的效益。李庆梅是一位刚从部队医院转业来的年轻人，领导安排她组织文化宫工人艺术团并担任团长，父亲主动帮助李庆梅做好工人艺术团工作。艺术团经常要深入基层演出，父亲随团参加演出，担任舞台监督等，和大家一起等待演出完毕，很晚才回家。郑兴建是一位酷爱舞美艺术和舞台表演的年轻人，在父亲的帮助下学会了舞台灯光调度等舞美工作。记得他和父亲一起参加了电视剧《铜鼓》的演出，父亲在这个电视剧里担任了“说鼓老人”的角色。刘启英虽然是文化宫财务科的年轻人，但是她喜欢绘画书法，父亲鼓励她报考职工大学美术专业，学成而归。

年轻一代对父亲非常尊重和爱戴，虽然他老人家已逝世多年，但提起父亲，他们还总是充满赞扬充满怀念。谢延明为父亲写了题为《缅怀——纪念工人文化宫陈宝华同志》的一首小诗，对父亲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无私奉献，做了最好的诠释：

父亲为贵阳市群众文化工作做出的奉献是不可磨灭的，以今天的时代精神审视，父亲的的确确是践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爱国敬业中走完了自己的艺术人生。让我们永远怀念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