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贵州数字出版云村寨平台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时，日本政府也加紧了对中国南方的军事行动，地处大西南腹地的贵阳城就曾两度遭受了日机的轰炸。奇怪的是，此后日机就再未飞临贵阳上空。解密的档案表明，后来的日军轰炸机都遭受了群山深处冒出的战斗机的猛烈狙击，损失惨重。日本军部因此下令寻找中国战斗机机场并彻底摧毁。但直到抗战胜利，日军也未能寻找到这个神秘的机场，这个神秘的机场就是黄平旧州机场。黄平泥哨的诞生与这个机场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原来，当年修建黄平旧州机场平整并构筑跑道地基时，将地底深处的寒土翻挖了出来。当地泥塑艺人吴国清发现，利用这种寒土制作泥哨，声音高昂清脆，类似战斗机起飞时割裂空气产生的啸音。这种泥哨声音与众不同，再加上吴国清先生对生活的观察以及师承自然的创作态度，以及精湛的技艺，使得他制作的泥哨迅速受到人们的追捧。

今天，吴国清老人虽早已辞世，但黄平泥哨这一集观赏艺术和玩具功能于一体的泥塑艺术品作为一种历史记忆和颇具地方特色的工艺品得以长期流传下来；他的泥哨制作工艺在黄平地区得以较好地传承并发扬光大，陈玉魁就是这一技艺传承人中的佼佼者。陈玉魁颇得吴国清真传，他的作品造型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花鸟鱼虫等造型生动活泼、栩栩如生。因此，陈玉魁的黄平泥哨作品在多彩贵州“两赛一会”等赛事中多次获奖。

姨侄绣女蒋秀菊、龙通花

施秉有位一直做苗绣的绣娘，在省内还做出了一些名堂，以至于在省内绣娘中提起她的名字还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个绣娘名叫张春英。正当张春英的苗绣事业蓬勃发展之时，一场车祸却夺去了这位成功绣女的生命。当时，业内人士都为此而感叹，不仅感叹命运的无情，更感叹于张春英未竟的事业。

张春英出事月余，她的丈夫老邰电话告诉我张春英的妯娌蒋秀菊放弃了自己所经营的宾馆业务，转而选择了继续张春英未竟的事业。同时，张春英的侄女龙通花也辞去了县文工团的工作加入了刺绣行业。当时，大家都对她俩这种选择充满了疑议，认为不过是人在悲恸中的一种冲动而已，怀疑她俩能否接班做好刺绣并坚持下来。

一年后的多彩贵州“两赛一会”上，蒋秀菊和龙通花姨侄俩双双露面，看着她们俩那纯熟的刺绣技艺，了解了张春英所经营的企业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壮大，这才感到张春英的事业后继有人了。如今，在所有相对比较重大的演示、赛场和推介展销会上都能看到她们的身影，老邰也感叹地说：张春英的企业是多彩贵州“两赛一会”催生出的事业，我们家族都不忍心让这份事业夭折在那场不幸的车祸中，蒋秀菊和龙通花虽然之前从事不同的行业，特别是具有演艺中等专业文凭的龙通花对自己的演艺事业也充满了热爱，但是多年来在与张春英和她的企业的接触中，她们也同时感悟到多彩贵州“两赛一会”是对贵州和贵州民族文化的一个全面演示和展播，所以她们不但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份事业中，而且用自己所具有的专长把这份事业做得风生水起，日渐繁荣。

“苗妹”创新实施者李荣军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有个不错的民族企业叫“苗妹”，在“苗妹”有不少异地风格的银制品。与苗妹新一代的“掌门人”欧阳珍珍聊过才了解，年轻时珍珍是在外面闯荡过的人，前些年欧阳珍珍回到家乡，从母亲肩上接过了“苗妹”这副担子。见过世面的珍珍不甘于只延续母亲创下的基业，在反复思索后，决定将这些年在外闯荡积累的经验融入产品的设计开发中，而李荣军则成为这些设计的实施人。

“实施”两个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数千年来，苗族文化和民族意识已经深深烙进苗族的生产生活中，成为约定俗成的习惯和习俗并被社会所接受。要改变这一状态，实际上是相当痛苦的一件事。

与欧阳珍珍不同，李荣军是一个土生土长的苗族银匠，要将珍珍的那些想法付诸于实践，李荣军要过的首先是意识这一关。“如果我自己都不能认同，那又如何能加工出好的工艺品呢？”他说。有了这样的认识，李荣军大量观摩其他民族和其他地方的工艺品，寻找出它们内蕴的美，并把这种美与苗族传统的饰品进行比较、分析，最后使之融合在一起。

解决了意识上的问题，紧随着出现的就是工艺上的问题了。设计上有了创新，工艺技术上不创新也无法体现新的设计，而这些工艺技术，则只能在工作中不断地摸索和完善。李荣军身上有股子苗家人特有的犟劲，经过反复尝试和无数次的失败之后，“苗妹”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独具特色的“苗妹”工艺品。

以绣代银的李金英

苗女都爱银饰，每个苗女都少不了一堆银饰，李金英却是苗女中的一个另类。李金英少有银饰，但凡别人装饰银饰的地方，李金英全都代之以刺绣。

李金英以绣代银并不是因为无钱置办，而是源于她的痴迷。

李金英这一生痴迷于三件事，首先，是痴迷于歌。苗家女孩都喜欢歌舞，但痴迷到李金英这种程度的并不多。李金英年龄已近中年，但不论是干活、刺绣、家务或者休息，随时随地哼哼着家乡凯里市旁海镇的苗家小调。痴迷于歌给李金英带来的最大收获是追到了复员军人的老公。要知道，在她年轻时，军人在乡村可是姑娘们择偶的首选。直到今天，李金英说到自己用歌追到老公时，眼里仍闪烁着光彩。

除了歌，李金英痴迷的还有刺绣。李金英的刺绣多为装饰品，别人的银圈、银压领，甚至是银质的戒指和手镯，李金英全部用自己的刺绣来代替了。久而久之，李金英的刺绣形成了自己特有的风格，银匠在刺绣中学习和借鉴图案，她是在银饰中借鉴和学习刺绣图案，把银饰中的三维图案以二维的方式表现出来，这就使得她的刺绣在苗族传统图案的基础上具有立体的三维效果。在色彩上，她更多地使用蓝底，在一整片深邃的蓝色中那些五彩斑斓的彩色呈现出一种流淌和跳跃的效果，显得愈加生动活泼起来。

当然，李金英还痴迷于她的家乡旁海，正是旁海的苗乡风情培养出了她对歌舞和刺绣的痴迷。

工艺教头李正云

李正云，一个其貌不扬的苗族小伙，一个从田间地头走出来的艺人，如今却在家里带上了一群来自大上海的年轻徒弟。看着那帮年轻人认真操作的劲头和李正云不时煞有介事地指点一二的模样，李正云举手投足间还真有民间工艺教头的样子。

李正云出生在素有“苗族银匠村”之称的雷山县控拜村，小学五年级就开始跟着父亲学银匠。第一次打出来的银饰厚且笨重，这个连李正云自己都瞧不上的“处女作”拿到集市上去卖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李正云那粗陋的银饰竟然比父亲精工打制的好卖。原来，当时的物质生活还比较贫乏，被人看上的不是李正云初学银匠的手艺，而是他打造的银饰比父亲的分量更重一些。就这样，李正云用一个假期为自己挣来了一块当时颇为金贵的上海表。不过，容易得到的也就容易失去。李正云到附近水库游泳时不慎遗失了这块表，为这事李正云多次返回水库寻觅，难过了好长一阵，后来还是父亲帮他排解了。父亲告慰他：“这表是你自己挣钱买的，再去挣不就行了。”从此，李正云就走上了银匠这条不归路，并且在首届多彩贵州“两赛一会”上一举夺得了头奖。

如今的李正云与当年的苗族毛头小伙已经判若两人，他用苗族錾凿工艺和拉丝工艺打造的体育银饰系列“乒乓球拍”“羽毛球”等作品，已经被2008年北京奥运会组委会收藏。同时，李正云不再仅仅满足于自己精湛的技艺，而是致力于把苗族银匠工艺传播开去。今天，学历并不高的李正云已经承担了好几个大学的客座教学任务，家中长年不断地有大学生前来实习和培训。

在桌面上建造民居的陆根卫

贵州民族民间建筑中最张扬的是侗族的花桥鼓楼，陆根卫正是花桥鼓楼建筑中的佼佼者，不过他所建的花桥鼓楼并不是我们到黎（平）从（江）榕（江）侗族村寨中所见的那种，而是可置于桌上的花桥鼓楼模型。

陆根卫出身于木匠世家，从祖辈起就走乡串寨为别人建造花桥鼓楼。陆根卫本人参加过不少花桥鼓楼的建造工作，但最让陆根卫遗憾的是侗族花桥鼓楼的式样和所包含的文化太过丰富，因此他最大的理想就是能参与具有各种内涵和结构的花桥鼓楼的建造。不过，在侗族地区，每一座花桥都是侗族重要的聚会场所，每一座鼓楼都代表着一个侗族家族，在家族文化和活动中具有崇高的意义。从这个方面来说，花桥鼓楼的建设不可能是随意的事情，这也预示着陆根卫不可能参与这么多内涵丰富、形式各异的花桥鼓楼建设。

就在这痛苦的挣扎中，陆根卫突然想到，可以把这些花桥鼓楼都浓缩成模型，让这些模型同样承载它应有的内涵和意义。就这样，陆根卫的侗族建筑模型诞生了，陆根卫的愿望也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得到了圆梦。

陆根卫所有的模型全部按照实物缩小而成，每一道工序都完整地保留下来，一钉一榫都严格地遵循着建筑实物的架构。面对每一座建筑实物，陆根卫都能如数家珍地讲出它所坐落的村寨、家族以及这座木楼或花桥的历史和故事。

陆根卫特别钟情的是模型中的一座独柱鼓楼，因为鼓楼本身就是根据杉木的造型来设计建造的，而杉木在侗族文化中具有通天梯的含义，是侗族追求美好生活、繁荣向上的一种代表物，而独木鼓楼则是这一内涵的最佳体现者，其实蹬天梯，这不也正代表了陆根卫的追求和向往吗？

把锡绣当做毕生事业的龙女三九

锡绣是一种罕见而古朴的绣法，现在仅存于黔东南州的剑河县的部分地区。目前做锡绣的人更少，而龙女三九就是仍在制作锡绣为数不多的人中的佼佼者。

初见“龙女三九”这个名字时，就感觉十分奇怪：“龙女”那是对不同于凡人的女孩的称呼，而“三”和“九”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两个非常特殊的数字。中国传统文化崇尚奇数而不喜偶数，这在八卦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所谓奇数为阳双数为阴，而中华五十六个民族无一例外都是贱阴而贵阳的。在奇数中，“三”则代表一个最大的变数，所以“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指世间无穷无尽的变化，而“九”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至尊至高至贵的数字，中国人认为非非常之人不能用“九”，所以古代的“九”常用在与帝王有关的称谓和运用中。

因此，未见龙女三九时，心目中就浮现出一个高大靓丽而又聪慧灵巧的女子形象；而当看见龙女三九后，想象中的龙女形象完全被颠覆了，生活中的龙女三九平凡而又朴素，完全是一个苗家中年妇女的典型形象。直到看见刺绣时的她时，那专注投入的神情和灵动而富于活力的手法，才让我感悟到“龙女”“三”与“九”这几个神奇的称谓与龙女三九之间的关联。

锡绣要先把锡碾成薄皮，再把锡皮剪成窄窄的锡片条，然后根据布料的纱与纱间距把锡片条穿入并锁固起来。龙女三九的母亲是剑河的锡绣高手，从上小学开始，她就帮着母亲剪锡。久而久之，龙女三九也学得了一手锡绣的高超技法。除了制作自己的苗装外，她也常帮周边的亲戚朋友制作锡绣苗装，那时锡绣只是她日常生活中一个小小的插曲。直到有一年，精于刺绣生意的台江人到剑河来收购锡绣，龙女三九才发现锡绣不只是她生命中的一个插曲，也完全可以成为她生命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那时起锡绣也从她的爱好一转而成为她毕生的事业。

银饰家族企业的领头人吴国祥

在台江县热闹的集市边上，吴国祥开了一个银饰店，店铺不算大也不算小，但里面琳琅满目地摆满了从装饰家庭的银画到富有吉祥含义的礼品以及苗族盛装上的银饰。走进店铺，一旦谈起生意来，你会发现店里出出进进的各号人等竟然都能做主，这是因为所有这些人均是吴国祥的本家或者是妻家的亲戚。

现在很多人都认为家族企业繁荣不过三代，难成大事。吴国祥却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有人认为家族企业不能发展，但也有人认为家族企业前途远大。我们就是家族企业。在欧美国家极少有家族企业，但在日本等东方国家，家族企业却比比皆是。关键是你把这些亲戚放到企业的什么位置，我的亲戚虽然不少，但在我这里他们却各施其能，但绝不会因为是亲戚而把他们拔高使用。因为把他们放到了超过自己能力的位置上，那么对他们和企业来说都是一个灾难。”确实，在吴国祥的企业中虽然看似随意，但管理却在无形之中，他们有负责生产的，有专做银匠的，有负责销售的，也有只做店面营业的，于是就在这一片看似无序的有序之间，吴国祥的企业也如一块银锭从炼银、碾银、手工模压、定型到最后的精加工那样，终于形成了今天的规模。

更难能可贵的是，对充分掌握了技能的亲属，吴国祥鼓励他们出去创业，从家乡走出去，走遍全省和全国各地。吴国祥说：“我这里永远是他们的后方和基地，随着他们出去发展，我的市场也扩展到了相应的地方。”

吴国祥，这位只有高中文凭并且家传了八代的银匠，正是用种种朴素而又不失科学的理念在维系着他这个家传银饰群体的发展。

行走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刘忠嫦

在约见刘忠嫦时，她好几次都提出去她的老家施洞见面。台江县的施洞镇是一个古老的苗族城镇，那里的男人精于银饰，女子则擅长刺绣。其中，刺绣技艺传承最佳的当数施洞镇的塘坝村。

刘忠嫦就出生在塘坝村，她母亲是施洞一带出名的刺绣女。在刘忠嫦发蒙读书时，母亲也开始手把手地教授她学习刺绣。幼年的刘忠嫦悟性好又心灵手巧，十五岁时就已熟练掌握当地流行的各种传统刺绣针法，可以独立制作苗绣作品了，

十八岁那年，刘忠嫦被招进凯里市一家宾馆工作。一天，宾馆有外宾入住，一进宾馆大门，外宾就被她一身靓丽的苗绣服饰所吸引，开口就问她那身衣裙的价格。由于宾馆纪律的原因，虽然最后生意没有做成，但却让天资聪颖的她从中发现了苗绣服饰潜在的文化艺术价值和商业价值，从而促成她开办了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第一家传统苗绣服饰专卖店，刘忠嫦的人生也因此开始转向。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她分别在贵州、云南等地开设了数家苗族服饰专卖店。

最早闯入服饰世界的刘忠嫦，更多的还只是把这当成了一种纯粹的商业行为。随着眼界的拓展，保护和传承苗绣传统技艺、研发苗绣文化产品成为她乐此不疲的事业追求。如今，向国内外宣传和推广传统苗族服饰，传播苗族文化，带动行业发展，更被她当成了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

2009年她毅然回乡，依托本地人力技术资源优势，创建了主营苗绣产品的锦绣图腾公司，把苗绣技艺的保护传承和产品的研发创新提升到更高的水平。

现在的刘忠嫦特别钟情和擅长于施洞一带流行的破线绣和锁绣，其绣品工艺精湛，线条自然流畅，色彩搭配协调，加之图案别具寓意，画面精美绚丽。她的产品在多彩贵州“两赛一会”上连连获奖，在市场上也稳步发展，充分证明她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间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子。

龙冰霜和他拥有的爱

和他的名字不同，龙冰霜拥有一个充满了爱的生活。

龙冰霜是一个从小在孤儿院长大的侗族孤儿，但他的人生与他的名字完全相反，没有冰霜和荆棘，一直充满了爱：孤儿院老师在半夜来为他们盖被子，与小伙伴们一起学习和生活，亲朋好友们的关心，成年后进入社会得到的帮助，同行工匠间的切磋与支持，政府的引导和帮扶，年轻时与现在老伴的浪漫爱情，今天与老伴的扶持与关爱……说到这一切，年近七旬的老龙眼中流露着爱意，脸上洋溢着温情。在关爱中成长起来的龙冰霜，生活中也处处充满着阳光。正是这种充满阳光的人生与生活，让龙冰霜对这个世界也充满了爱。在如今的这个侗族老人看来，世界上的一草一木、一花一树，一鸟一兽，无不充满了阳光与美。于是从年轻的时候开始，老龙就一直构想着如何把这些美呈现给人们。

龙冰霜是一个巧匠，属于真正乡土匠人的那种巧匠。他不会画图，也不会设计，但在黔东南很多地方都有他自己构思并动手建造的侗家建筑，其实那是因为他心中有图。龙冰霜除了喜爱侗家建筑，他更喜爱的就是编织，蕨菜、亚麻、火柳……这些普普通通的植物在他的巧手编织下都能成为美轮美奂的工艺品或经久实用的生活用品。

因为有爱，龙冰霜有了今天幸福的生活；也因为有爱，所以龙冰霜的那些作品显得越发的美轮美奂。这一切因为他是用自己的双手在编织阳光，也编织属于他自己的生活。

细密针脚绣出甜美生活的龙胜英

龙胜英收藏了不少苗装，而且全是盛装，盛装上满是精美的绣片。她一直就有一个梦，办一个属于自己的“苗族服装博物馆”。怀揣着这个梦想，龙胜英上凯里、下施洞、跑台江、闯贵阳，几年来一直为这个梦想忙个不亦乐乎。

奇怪的是，不论龙胜英跑到哪里，身边总有一个男人的身影如影随形地跟着，这就是龙胜英的丈夫刘跃锋。

刘跃锋爱龙胜英，也爱龙胜英的手艺。虽然成家已经30多年了，提起龙胜英的那手绣工，刘跃锋自豪之情溢于言表。当年，正是龙胜英那手精美绝伦的技艺把刘跃锋迷住了，从而不可救药地成为龙胜英的爱慕者，而且30多年来如一日，毫不动摇。

要说龙胜英的绣艺，那是从小在苗族文化的熏陶下自然而然练成的。龙胜英出生在苗族文化氛围极为浓厚的台江县施洞镇，施洞镇所在地是一个几乎全部由苗族组成的小镇，小镇上的姑娘没有不会刺绣的。过去在苗家人看来，会不会刺绣和绣工的好坏直接就说明了这个姑娘是否能干、是否勤劳和能否持家，绣工不好的姑娘要嫁个好丈夫，那是难上加难。

龙胜英则不然，龙胜英会多种绣法，尤其精于破线绣，把丝线开分成20余股，然后用特制的细针将这单股的蚕丝绣在布片上，绣好的绣片上分不清丝线，密密的、一片片的，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龙、麟、蝴蝶，无一不在阳光下泛着破线绣特有的辉光。而龙胜英也正是用这细密的针脚，绣出了自己那甜美的生活以及丈夫那执著追随的身影。

石桥土纸的创新者潘玉华

提到丹寨县的石桥镇，人们立即联想到石桥的土纸。石桥土纸还真没有用错这个“土”字，它的工艺有几十道，一道一道细细地了解下来，竟与蔡伦造纸术完全一样，所以说石桥土纸真的够古够老也够土的了。

这帮石桥的造纸人世世代代也称自己是蔡伦的后人，让我感到奇怪的是，他们全是苗族，也不知是当初的蔡伦就是少数民族，还是他们入乡随俗后演化成了少数民族。在这帮说不清族源的人中，有一个被人称作“潘老三”的造纸师傅。其实，潘老三的大名叫潘玉华，在当地说起“潘玉华”这个名字没有几个人知道，一说造纸的潘老三，方圆几十里却无人不知。

潘老三的知名度之所以高，除了技术不错外，更主要的是他敢于创新。

一是他在造纸上创新。利用土纸的特殊工艺，潘老三把丹寨的地图、丹寨的旅游图一一地做成水印土纸，只要透过阳光就能把这些图看得清清楚楚。

二是在造纸时开发出自己特有的二次成型手法，把不同颜色的纤维通过撒、剥、旋、挑等手法，使得古老的土纸呈现出时尚现代的图形。由于水体和纤维不完全可控的作用，在图案上更显得自然天成、匠心独运。此外，他所创的水印、镶物、泼色等手法，无不让土纸显得浑然天成，自成一体。

三是在土纸的应用上他并不止步于生产土纸，而是把土纸与其他材料相结合，生产出各式各样实用又特点显著的日常用品。在他的作品中，有各种灯具，如吊灯、台灯，甚至是一些公共场所应用的大型公益顶灯；还有雨伞，甚至还有特色休闲上装……林林总总的创意产品，让人不敢相信潘老三还能用他的纸做出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来。

跟着领路人闯天下的绣娘龙老计

龙老计是黔东南州施秉县人，按她的说法：自己是施秉的姑娘，施洞的媳妇。龙老计的汉话说得不好，只会一点日常的生活用语，而且地方口音极重，外地人基本上无法听懂。所以，龙老计出去做生意跟别人讨价还价时只能用计算器按数字。但龙老计很聪明，自己语言不行，那就找一个精通汉语的人跟着去做，她最常跟的人是张红宇，张红宇走到哪，她就跟到哪。

上北京下广州，她的足迹踏遍了大江南北，但在她前面你会发现永远都会有一个领路人，这不由让人想起体育比赛中的长跑中的领跑者。

在“领跑者”张红宇看来，龙老计挺会扬长避短地避开自己的短处，发挥出自己最大的潜力，而生意也不见得比别人差。因为龙老计的朴实憨厚给顾客的印象极佳，所以不时地还能在最后冲刺中超越自己。

跟大多数苗家女孩一样，龙老计在七八岁时就跟着母亲学刺绣。刺绣好坏在苗家女子中是一个权衡综合能力的基本数据。一个苗女刺绣的是否精细、构图是否合理、配色是否漂亮，直接向人们昭示了该女子在今后的生活中是否能干、是否精明、是否踏实，而龙老计除了完全符合这些条件外，那结实的身形也应了苗家一句话“开水要烫，姑娘要胖”。所以，龙老计年轻时是炙手可热的苗家姑娘。结婚后，丈夫对龙老计也是呵护有加；龙老计所喜好的刺绣，丈夫更是大力支持。

随着龙老计生意的不断扩展，丈夫对她从事的刺绣从大力支持又进一步演化为全力的帮助，如今的龙老计已基本从农活中脱身出来，全部的家庭事务基本由丈夫承担。所以说，不单是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女人，在每一个全力冲刺事业的女人背后也少不了男人的支持。

善学善用的银匠王国春

在黔东南州，丹寨县的银匠与其他地区相比不算多，但丹寨银饰影响可不算小。说起来，这一切都与一个人有关系，这就是丹寨银匠王国春。其实今天讲丹寨银匠王国春，已经不能算准确了。用王国春的话来说，这几年他一直在与多彩贵州“两赛一会”共同成长。如今的王国春不但在丹寨建立了自己的公司和销售点，在石桥旅游区和凯里市也有他自己的专营店。

在现在的银匠中，他的发展已经算是快的了。这其中的原因有很多，但归结起来其实也只有一点，那就是他肯学习。

王国春的手艺传承于他的父亲，但又不止步于他的父亲。不管哪个地方的手艺，只要听说有独到之处，他就会钻头觅缝地去学习。为了学习雷山银饰的焊接和錾琢工艺，他放下身段，到素有“苗族银饰村”盛名的控拜去做学徒，而且主动提出可以不要工资，只要能做下手就行。有道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被他几个月的认真工作态度所打动，当地的师傅把秘不外传的吹银焊接和软磨錾琢工艺一一地传授给他。用同样的方式他又学到了黄平拉丝银饰、松桃錾琢银饰等工艺。

王国春不但向苗族学习银饰，他还打破民族界限积极学习其他民族的工艺技术。几年来，凡是有银匠的地方都有王国春的足迹，不论是侗族、水族、彝族、土家族、布依族，还是其他省外民族，只要你有特殊工艺，那么王国春学不到手就绝不罢休。几年来他不但学会了大量的银饰制作工艺，而且融会贯通，让这些工艺和手法与他从父亲手里传承来的丹寨银匠技艺融合在一起，并在反复的琢磨提炼中，让其浑然天成。

在产品的设计上，王国春不但向专业人士认真请教，在市场中不断摸索，而且只要听到谁对产品的认识、设计或市场需求有独到见解，他也一定会不厌其烦地请教。

正是这种潜心努力，使他不仅在全省能工巧匠大赛上夺冠，而且在全国的旅游商品大赛上也摘取了银杯。他所制作的银衣、银镶木独木牛角龙舟、祥云首饰系列等作品，都颇得好评，多次进入省旅游产品精品馆展示。他还不断的探索银饰品在实用性方面的发展，并研发出了银领带U盘领夹、U盘头花、U盘胸花等，在造型上也根据市场需求全面发展，使得民族性和时尚性、端庄美和幽默美并存，从而得到了市场的广泛认可。

刺绣能手邰老新

作为女人的名字，邰老新显得很怪，但在施秉县叫邰老新的女人可不少。在连续两次找错对象后，我不禁好奇地打听到底有多少邰老新。这一打听还真的出现了六七个。正当束手无策时，我突然灵机一动，在前面加了几个字询问，“就是那个在贵阳比赛得了特等奖的邰老新”，不想当地苗族群众对“两赛一会”异常熟悉，马上告诉我，要找的人是凉伞大寨的邰老新。

凉伞大寨坐落在一座小山之上，沿着弯弯曲曲的青石小道行走了半个多小时后，终于见到了邰老新，这个苗家妇女正坐在门前做绣片。刺绣是苗家妇女闲暇时最自得其乐的事了。邰老新家境在当地还算富裕，这个勤劳的家庭不但把土里地里的活儿收拾得干净利落，就连屋前屋后那不大的空地上也栽种上了不少的瓜果。

吃着从树上现摘的李子，与邰老新唠上了家常。与她那个年纪的苗家妇女一样，邰老新读书并不多，但却凭着苗家妇女对美的独特认识，把从母亲传承来的刺绣做得美轮美奂。在邰老新眼里，刺绣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工艺活，更是苗家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指着刺绣上那一个一个美丽的图案，邰老新如数家珍：“这个是蝴蝶，我们就是由蝴蝶蛋生出来的，所以我们要绣蝴蝶，不能忘记蝴蝶妈妈。这个是麒麟，它能带给我们苗家美好的生活。这个是鹡宇鸟，没有它来孵蛋，就不会有土地上的生命。还有这些都是龙，有牛龙、鱼龙、螺蛳龙、花尾龙，它们就是这个地上的神灵，在保佑着我们今天的生活。”邰老新一边数落一边流露出对生活的憧憬以及对明天的向往，眼神里流露着一种景仰与期待的目光。

也许正是因为这些，才让邰老新的刺绣显得那般的传神。因为苗女不是用手在做刺绣，而是用心和爱在描画着她们心中美好的图景。

隐于集市的老银匠杨昌吉

俗话说：“大隐隐于市，高手在民间。”在凯里市有一条老街，老街对面的巷子里，藏着工艺一条街，街上无一例外卖的都是银饰。更具特色的是，在每一个铺面里，叮叮当当的打银声后都藏着一个苗族银匠艺人。这堆艺人中，论打银资历最深的当属杨昌吉，而他，就是银匠界的一位“大隐”。

杨昌吉是一个地道的苗族银匠，1946年出生的他，九岁就开始学打银。那时，新中国成立才没有几年，生活还远不如今天这样富裕，再加上随后而来的20世纪50年代末的大饥荒，学会了银匠手艺的杨昌吉十四岁便只身到黄平去闯天下。4年后，在黄平的银匠中已经小有名气的杨昌吉被炉山供销社相中，到供销社做了当家银匠。

炉山又叫“香炉山”，是苗族心目中的一个圣地。随着香炉山人员的往来，杨昌吉的影响也越来越大。1966年，州民贸系统几下香炉山，硬是把杨昌吉请回了凯里市。在州民贸系统的支持下，杨昌吉打银的技术不断提升，终于在黔东南州银匠中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正当杨昌吉在事业上不断发展并向行业巅峰冲击时，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横扫中国大地，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也不能例外，传统的苗族银饰也被划入“封资修”的行列，一时间对银饰的需求量大减，银匠也成为专政对象。为求自保，杨昌吉辞掉工作回到家乡。

回家后的杨昌吉，一边务农一边悄悄地琢磨着自己的银饰手艺，没有银就用铝和锡，甚至是铁皮捶打着自己心目中的那些图案与图腾。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杨昌吉所做的第一桩事就是收拾起自己那尘封已久的银匠工具，乐呵呵地到凯里租了一间门面，又开始了自己的银匠生涯，把一生的事业做得风生水起。

用刺绣改变家庭关系的王金花

王金花是一个地道的旁海绣女，大家都说王金花嫁了个好丈夫，一个做公务员的丈夫。

王金花婚后的生活并不轻松，来自于旁海乡村的王金花必须要承担部分娘家的生活费用，加上婚后不久就新添的孩子，一下子就让家庭收支紧张起来。王金花从小就喜欢刺绣，八九岁时就学会了数纱绣，成年后的王金花更擅长于打籽绣、叠绣。这两种绣法都特别的耗工耗时，打籽绣每绣一针，都要打一个花扣结一个籽，绣出的绣片因为打籽的原因，极富动感和立体感；而叠绣更不用说了，绣出的成品层层叠叠的煞是好看，正是这美丽而极富地方民族色彩的绣工，却引发了夫妻之间的冷战。

公务员的收入是稳定的，但当一个公务员的收入要承担一个家庭生活的全部，并帮补男女方亲属时，这份稳定的收入一下子变得拮据起来。于是，丈夫想让王金花出去做点事，哪怕是出去做点小买卖，也可以帮补一下家庭。可是一心放在刺绣上的王金花，对其他的事都全不在意，开始时还时不时出去做点事，但无论做什么，结局总不是太好。最后总还是回到她的刺绣上来，这种状况一直维持了多年，好在夫妻俩的脾气都还不错，所以这种矛盾和冷战也一直没有造成家庭的重大灾难。

家庭矛盾是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的，王金花夫妻俩的矛盾从出现到升级，然后是渐渐的漠然，但却一直是这个家庭的一个隐患。直到2006年省里第一届多彩贵州“两赛一会”开幕，这一矛盾才终于出现了转机。这项赛事是贵州广大能工巧匠的一个盛会，是中国工艺界的一个创举，那一年光是黔东南州就有数万名工匠参加了选拔。王金花正是这数万工匠中的一员，“两赛一会”不仅给王金花找到了一条经营的路子，也改变了她丈夫对民间工艺的看法。

从那年起，王金花丈夫一改反对妻子刺绣的做法，转而大力支持妻子的刺绣工作，如今的王金花不但刺绣工艺更加成熟，还随着自己技艺的提升出省甚至出国，一段历时多年的家庭矛盾衍生成了家庭和谐发展的动力。

“王氏三银匠”之首王文荣

在黄平县，要提到银匠，基本都知道王氏三兄弟，王文荣朴实，王文华憨厚，王文青精干，三兄弟的拉丝编丝手艺堪称黄平银饰之冠。但要说到对银饰手艺的融会贯通能力，作为王氏三兄弟老大的王文荣则是当仁不让的老大。

黄平银饰与其他银饰不同，其最重要的环节有三个，拉丝、编丝和焊接。把一块银条经过一道道工艺从一个个由大到小的孔中手工拉出，把粗如手指的银条拉成比发丝还细的银丝，这银丝又分花丝、单丝和粗丝、细丝；然后用特制的工具，将银丝盘成各种各样的银花；再用世代相传的吹焊方法将银末吹进银花之间，不露焊痕，这就形成了黄平特有的拉丝银饰。

要论到拉丝、编丝、焊接的能力，三兄弟的能力也在伯仲之间，难分高低。但王文荣不但能制作拉丝银饰，还长于制作錾凿银饰，并且能将这两种工艺合二为一。在外行看来，这好像是极易做到的事，但真正接触过银匠行业的人都知道，极少有工匠能兼有两种技艺，并将他们完美结合。此外，王文荣不但擅长传统的拉丝、錾凿银饰工艺，还擅长于普通银匠不会问津的制模，尤其是制模加工的手工银币与机制银币相比，如不用心观察很难找到其中的差异。

在三兄弟中，与文华、文青强力开发市场的方法不同，王文荣选择了一种更加传统的做法，那就是不断地提升自己的技艺和工艺种类能力。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不是靠推销去打开市场，而是用自己的产品去撬动市场的大门，只要产品达到一定的高度和创意，在技术上又超越了别人，把别人做不到的变成自己擅长的，那么市场也会自然而然地形成，而这样形成的市场其长远性和稳定性是那些促销手法所不能达到的。

正是靠这种踏实而又淳朴的理念，王文荣在竞争日益激烈的银饰市场中构建出自己的一个王国。

土纸传人王兴武

王兴武是石桥土纸的传承人，他一心一意要把传统的石桥造纸发扬光大，于是把土纸生产的每一个环节都做得分外地认真，从砍树、剥皮、晒皮、捆皮麻、浸泡水汇到洗汇，接下来将石灰煮树皮，紧接着清洗皮麻、捞皮麻，用柴灰熏蒸漂白，洗去柴灰，用水反复把麻冲洗去色，然后通过捡料、打对、袋洗、打槽，才能得到造纸纤维；把这些纤维搅入水中后，经过摇动、沉淀、结张后得到土纸；再经过压张、烘烤、剪裁、晒张后才得到一张成品土纸。这中间每一道工序都容不得疏忽。

砍树时，如果树木过嫩，造成的土纸容易断折；树木过老，则使得造成的土纸过厚，质地也显得蓬松。剥皮时，下刀也不易过多，尽量用手剥，包括浆石灰柴灰熏蒸等褪色漂白工艺，都要把握得当。下料少、时间短，漂白不够；下料多、时间长，又容易损伤纤维。其实何止这些，包括煮树皮、打对，在力道的使用上都有严格的要求。袋洗布料的质地也有特别的标准，布料过紧不出浆，布料过松又要出粗浆。只有当这些工艺都把握得当，才能在水槽中淌出合格的土纸。

因此，坚守传统石桥土纸工艺的王兴武能成为土纸传人，不光是因为他的祖辈在土纸生产上的认真与执著，其实与他本人在土纸生产中所持的态度也不无关系。

坚持传统的吴昌华和他的全职太太

吴昌华的手艺在黔东南一带的银匠中是颇有口碑的，那一手精湛的银饰手艺不但得到业内的广泛好评，也得到了市场的充分肯定。

其实吴昌华的手艺很传统，拉丝，那就绝对是黄平一派的拉丝；錾琢，也绝对是雷山一派的錾琢。他的长项并不在于做了多少技术和设计上的突破和改进，而在于把这些传统的工艺都做到了极致。在他的成品中，容不得丝毫的马虎与瑕疵，哪怕出现了一丝一毫，那也得全部推倒重来。

生活中的吴昌华在苗族银匠中属于非常传统的那一种，至今他的加工间仍设在自己的卧室。走进小吴的卧室，你简直不敢相信那么多美轮美奂、巧夺天工的艺术品就是在这样简陋的环境中加工出来的。卧室靠墙处，一张双人床同时兼顾了沙发的功用；如果天热，那么就用门前的几张小木凳代之。临窗是一张小书桌，由于场地的关系，这张桌子不大，就是学校里常见的那种课桌，桌上则散落着各种各样小吴自制或定制而来的工具。正是这些奇形怪状的工具在吴昌华那双巧手的掌控下，雕琢编织出了那些让人禁不住感叹的银饰品。

工作之外，吴昌华的生活虽然简陋却非常温馨。妻子是他相恋多年的同学，以他妻子的文化水平在外面谋个工作并不难，但吴昌华心疼自己的妻子，让他成了全职太太。小吴的妻子同样心疼自己的男人，时不时地就会为吴昌华送来一杯水，擦擦汗、扇扇风。夫妻两个用自己的行为诠释出了举案齐眉、相濡以沫这两个成语的真正含义。

对自己男人的事业，小吴的妻子是十二分的支持。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赚多赚少无所谓，只要他能干自己喜欢的事就行”。

正因为有了能体谅自己的妻子，吴昌华无论在工作还是其他时候，眉眼间都会不自觉地洋溢着一种幸福感。

让思州古砚重放异彩的杨刚

岑巩县有座狮子山，山对面有个奇怪的寨子，全寨人都姓吴，寨名却叫马家寨。乡间盛传，马家寨人是吴三桂的后人。当初吴三桂叛清，发动三藩之乱，陈圆圆带着最年幼的儿子在家将马宝的保护下逃到了岑巩，死后就埋在对面的狮子山上，留下了一块千古之谜的怪字碑。近年来，中国社科院和清史专家专程到贵州证实了这个传说的真实性。

在狮子山附近有一个在中国工艺界颇有影响的水潭，叫星石潭，星石潭出产一种石料，这种石料通体黑润，上面又布满了细微的星状金属斑点，并有大量金属斑点聚集而形成的所谓“眼”，用这种石料加工的石砚，称为“思州砚”，又叫“星石砚”，是中国十大名砚之一。思州砚除出墨均匀、浑黑圆润之外，还以保水性佳著称。周恩来总理一生收藏了四块石砚，一块端砚，一块徽砚，余下的两块都是思州砚。

神奇的思州砚在岑巩养育出了一代代的思州砚匠人，瘦瘦矮矮的杨刚正是这些匠人中的一个。

对于思州砚工艺，杨刚最得意的是前期的石料准备，从水潭里面捞出的石料都要经过太阳暴晒，每晒一月左右就会脱一层石皮，用于做思州砚的石料是石料中的精华，脱皮越多加工出的石砚价值也越高。杨刚所加工的思州石砚，最少的要脱十几层石皮，多的则达到数十层之多。

在思州砚的发展思路上，杨刚却有一种固执的精神，自己已经有了一个初具规模的企业，但为了进一步提升加工技艺，杨刚毅然停了下来，到广东、湖南等地去打工。目的只有一个，学习别人的技艺和管理。

学成归来的杨刚，把所学知识与当地的传统技法相结合，再加上地方文化的注入，使得杨刚制作的“银链牧牛砚”“镶银戏牛图”等独具特色，多次在多彩贵州“两赛一会”上斩获奖项。用杨刚的话说，他的企业是由“两赛一会”催生出来的，之前他只懂用传统技法，正是“两赛一会”刺激他不断提升技艺技法，企业也发展得更好。

“苗妹”家有个杨昌元

黔东南有两个“苗妹”，其实两个“苗妹”都不是人，是凯里市的两家注册企业。两家企业的法人都是女人，而且是母女俩。

较早时，母亲注册了一家公司叫“苗妹”，把生意做得红红火火的，引得在沿海打拼的女儿也回到家乡。回来后的女儿欧阳也注册了一家公司还是叫“苗妹”，为了跟母亲的有所区别，在前面加了两个字叫“九黎苗妹”，但熟悉的人都习惯地把这对苗族母女称作“苗妹”，把这辈分都折腾得不知从哪里说起了。两个“苗妹”的经营手法和产品也各有特点，做母亲的更稳沉老道一些，而小“苗妹”则更注重社会和市场的效应。虽是两家企业，但在许多具体的工作中很难完全分清，比如加工场地、请的工匠就常常是拉扯着用。两家“苗妹”都注重产品的质量和开发，于是让“苗妹”旗下就聚集了不少匠人。杨昌元就是这些匠人中的一个，而且是深得两个“苗妹”赏识的一个。

贵州的银匠很多，所以技术分支也很多，杨昌元属于雷山这一支的银匠。雷山银匠最值得骄傲的技术是制胚、錾琢和焊接，传统的雷山银饰工艺使用的都是软模，其实要说那是模具也不完全确切，用树脂制作的模具只有一个雏形，在模具上包上银皮后，工匠再按照心中估摸着的图案细细地雕琢。所以，这就要求制作的模具必须柔软有可塑性，在保证模具大形不变的情况下，可以供银匠在上面錾琢出不同的花纹；同时，模具又要有一定的韧性和强度，保证錾琢出的图案饱满圆润。这样一来，制模的材料要求就十分讲究了，必须是软中带硬、柔中带韧，具有相当的可塑性，在外力冲击下又不易碎裂。因此，凡是雷山的银匠都有独门的制胚秘密。在银件的焊接上，雷山银匠也有自己独特的吹焊技术，而杨昌元正是这方面的高手。

杨秀芝的破线绣人生

杨秀芝和丈夫都是旁海镇的苗族，这支苗族被人们称为“水边苗”。两人是在芦笙场上相恋，在歌舞声中定情的。婚后，丈夫把杨秀芝接到了凯里，他的本意是让自己心爱的妻子在家做个全职太太，相夫教子就行了，至于杨秀芝自幼酷爱的刺绣，丈夫认为作为爱好那完全没问题，但没必要把它做成一种事业来苦自己。

杨秀芝的看法与丈夫截然不同，她认为要做就要做好，因此不论什么地方只要有了刺绣赛事，杨秀芝就会想方设法地参与，因为自尊心极强的她不论到哪里都希望得到大家的认可和赞许。这对恩爱的夫妻就在这件事上产生了分歧，心疼妻子的丈夫极力反对杨秀芝在刺绣上投入过多的精力，他认为自己是个男人，家里的担子应该由自己来承担，让妻子那样苦那样累地打拼是他所不愿意看到的。

表面温文尔雅的杨秀芝内心里却有股子苗家人特有的犟劲，丈夫越是反对，她反而干得越欢。

杨秀芝擅长的是破线绣，凡了解刺绣的人都知道，破线绣是刺绣中极为细致的绣种之一。破线绣要根据丝线的种类把线破分为十到二十余股，再用那种最纤细的绣针把破好的线细细密密地绣到布上。杨秀芝家的环境是不错的，但杨秀芝硬是把跃式居所的所有栏杆和客厅都变成了自己作品的展示场，就连接待客人的沙发都要临时挪开绣品后才能入座。

同样具有苗家人倔强性格的丈夫对杨秀芝的这种做法大为不满，夫妻俩之间的战争就这样维持了多年。直到近年，经过杨秀芝的不断努力，她的作品得到了市场、政府和同行的一致首肯，并且在杨秀芝的坚持下，经过反复的争执、讨论、说服，丈夫终于转变了看法，转而支持自己的妻子，用他自己的说法就是：“其实她能够做到今天真的不易，当年也是因为心疼她才反对她，现在如果不去支持她，反而就是对不起她了。”

在男性世界里闯出一片天地的杨玉芬

都说苗家女子爱银饰，所以苗家汉子多银匠。爱银饰的女子中有一个名叫杨玉芬，是凯里市湾水镇的花苗。她不但爱穿盛装戴银饰，更精于银饰、银帽制作。

生于1966年的杨玉芬从小爱银，儿时的生活中就充满了爱银的印记。别人是逢年过节才穿盛装戴银饰，杨玉芬则是只要有空，就把银饰翻出来穿在身上，也不怕那数十斤的银饰累赘。

久而久之，她那身银饰磨损得就比邻家姑娘的厉害。那时贵州乡村的生活并不富裕，找银匠修理银饰的费用不是一个苗家姑娘能承受的，于是早年的杨玉芬摸索着开始修银饰。很快，聪明的杨玉芬就掌握了焊银和洗银的技术。从此，杨玉芬对银饰的爱好也转移到了加工上。为了让自己加工的银饰更美也更多样，杨玉芬走遍了周边的几个县，只要听说哪里有名师，不论是山再高路再远，她都一定前去求教。

功夫不负有心人，岁月积累出了杨玉芬一手精湛的银匠技术。从碾银、剪银到焊银、錾琢、精修以及成型后的洗银，杨玉芬无一不把女性特有的那份细致、认真以及灵巧灌注到自己的作品中去。所以，经杨玉芬制作的银饰有着水一样的流畅和花一样的华丽。

这个银匠世界的女性，正是以自己不同于普通银匠的性别，在这男性的世界中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

杨玉芬逐渐成长，作品也愈加成熟。她的作品在凯里、在贵州，甚至连北欧、中欧一带，也知道贵州有一个女银匠杨玉芬，她正用那手精湛的银匠技术以及她亲手打造并随她周游欧亚的那身银饰，向世人述说着她那银色的人生和贵州苗族那银子一样的故事。

指掌间的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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