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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中八仙歌”
隋文帝杨坚在公元589年灭陈统一中国后，为了恢复农业，发展手工业和商品经济，他一方面与民休息，另一方面鼓励生产，减轻税负。酒业和盐业一样获得了最宽松的政策。酒不再是官府垄断独售，而是与百姓共之。酿酒、卖酒皆是免税。
（注： 杜甫及成都杜甫草堂）
初唐时期，继续推行隋代的酒免税政策，允许百姓私酿私卖，造就了近百年酒政最宽松的年代。由此可以想象，这一时期酿酒业的兴盛和饮酒人的放纵。唐代大诗人杜甫（712～770年）曾写过一首脍炙人口的诗篇《饮中八仙歌》：“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麴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辩惊四筵。”诗里杜甫用生动、形象的诗句描绘了他所熟悉的文人酒友贺知章、汝阳王李琎、左相李适之、崔宗之、苏晋、李白、张旭、焦遂等饮酒后的姿态。这些人不仅嗜酒狂放，才气横溢，而且在当时的文坛，特别在赋诗和书法上颇有名气。从简明传神的诗篇中，人们不难看到盛唐时期，文人官吏饮酒、嗜酒的鲜活场面。至少还表明当时的市场上有较充裕的酒，而且酒价也不高。因此在唐代的文坛及其众多作品中，处处洋溢着令人陶醉的酒香。甜醇的酒液已融入了文化的各个领域。像李白这样的大诗人被誉为“酒仙”，杜甫也被称为“酒圣”都是有原因的。正如郭沫若所说：“李白真可以说是生于酒而死于酒。”传说中李白之死是酒醉后到釆石矶的江中捉月亮而落水淹死，连死都带有一抹浪漫色彩。可惜的是唐代的酒客文人，喝酒太容易了，也无需他们亲自动手酿酒，所以留下赞美酒的诗句不少，却很少有酿酒技术的文字留下。
（注： 太白醉酒图（清·苏六朋画））
（注： 张旭三杯草圣传（国画））
（注： 李白遊迹在江畔）
酒政的这一变化让我们从经济角度窥视唐宋时期酿酒业的盛况，可以推测，酿酒技术在这一过程中得到较快的发展。同时，与酒相关的文化事业也出现空前的盛况，洋洋万篇的唐诗宋词更是酒香四溢。中唐晚期，唐代宗在位的764年，由于国库空虚，朝廷终于下达了恢复税酒的命令，“定天下酤户，以月收税”。几年后又进而改为“三等逐月税钱，并充布绢进奉”。即按酿酒量将酒户分为三等，再按等纳税。这种税法实际上就是后来的累进征税法。此后的酒政，虽然因朝廷当政者的认识不同，在税率上会有升降，但是基本的税酒政策没有本质的变化。唐代二百多年，几乎有一半时间在实行税酒政策。其具体形式除了官酿官卖和酒户纳榷钱外，还有榷曲均摊于青苗钱上。榷曲即是通过卖曲收税，要酿酒就得买曲，买曲就得纳税，这方法虽有弊病，但是办法简便，为许多地方所釆用，避免了乱收税，人们尚能接受。将酒税均摊于青苗钱，成为青苗钱的附加税，显然有失公允，连不喝酒的人也要纳酒税，但是终年不喝酒的人毕竟很少，最重要的是这办法中最大受益者是官府，故一度得到推广。在唐代的酒政中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委州县领”，诸镇多得自专，即酒利进奉多少，酒税征收高低，私酤量刑轻重，以及如何处理等，地方的权力很大。特别在方镇跋扈之处，皇权衰落之时，此况尤显。总之，唐代的酒政从免税到重开榷酒，实行酒专卖制度，在变化中逐步发展。
（注： 唐代绘画：宫乐图（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五代时期，政治上延续了唐后期藩镇割据的局面，在实行酒的政策方面各有不同，大体上，实行的是唐代重开的税酒制度。偶尔也曾弛禁，也曾对私曲私酿者用法残酷。例如后汉时期，一度对私曲者像对私盐者一样，不计斤两，并处极刑。不仅专卖酒和曲，而且还禁同样用曲的醋。从酒政的变化可以看到五代十国的藩镇割据战乱，致使生产和经济都遭到严重的破坏，物资的贫乏是酒业受到抑制的主要因素，官家对酒税的苛求也妨碍了酒业的正常运作。
（注： 学士们的夜宴图（宋代佚名画，美国私人收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