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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七贤”
到了三国时期，魏、吴、蜀汉三国对酒的政策并不相同。曹操时期酒禁甚严，讳言酒字。孔融公开反对，曹操就借故把他杀了。曹丕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恢复了酒的专卖。诸葛亮治蜀汉，禁酒也严，连他的儿子都不许饮酒，所谓“道无醉人”，可见一斑。孙权治理下的吴国，实行了酒的专卖，由于官吏腐败，并没有收到增加收入的预期效果。西晋对豪强妥协，取消了酒的专卖，允许私人经营。东晋继续让商人在市上开设“酒肆沽卖”，私人也可以酿酒自用。从而出现像陶渊明那样的田园诗人，他能自由自在地种秫酿酒饮酒，自饮为乐。还出现像竹林七贤那样的一批文人，借酒来发泄对朝政的满腹牢骚。只在晋安帝隆安五年（公元401年）因岁饥而禁酒。
（注： 江苏南京西善桥出土的砖刻壁画）
1960年，江苏考古工作者在南京西善桥一带发掘六朝古墓一座，出土了包括瓷器、陶器、玉器、青铜器、铁器等文物53件。在这批文物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墓室内两幅砖刻壁画。这种壁画在南京众多的六朝古墓中尚属初次发现。它们各长2.4米，高0.8米，距底0.5米。估计是先在大幅绢上画好，然后分段刻成木模，印在砖坯上，再在每块砖的侧面编好号，待砖烧成后，依次拼接砌成。南面的壁画自左向右依次为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四人，北面壁画自右向左为向秀、刘伶、阮咸、荣启期四人。前面七人即是两晋时期著名的竹林七贤，荣启期则是春秋时期的隐士。八人席地而坐，掩映于松、柳、银杏之间。
在画面上，嵇康抚琴。据《晋书·嵇康传》记载，他“常修养性服食之事，弹琴咏诗自足于杯”，可见画中表现出嵇康生活的一个特点。《晋书·阮籍传》说，阮籍嗜酒能啸，因此画中的阮籍侧身而坐，突出张口长啸的神态。在其身旁还置有一具带把的酒壶，酒壶是放在一个托盘上。画面上的山涛，一手挽袖，一手执耳杯，其前置一瓢尊，勾画出山涛饮酒的状态。《晋书·山涛传》说：“涛饮酒至八斗方醉，帝欲试之，乃以酒八斗饮涛，而密益其酒，涛极本量而止。”而画中的王戎则是一手靠几，一手弄一如意，仰首屈膝，正在高谈阔论。《晋书·王戎传》说，“戎每与籍为竹林之游”，“为人短小任辛；不修威仪，善发谈端”。画面体现了王戎“如意午”的谈吐风格。《晋书·向秀传》说他“雅好老庄之学，庄周著内外数十篇……秀乃为之隐解，发明奇趣，振起玄风，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也”。画中向秀赤足盘膝坐在皮褥上，闭目倚树，表现出一种闭目沉思庄子真义的神态。画面上的刘伶也很形象，他一手持耳杯，一手作蘸酒状，双目凝视杯中，充分刻画出他的嗜酒成性。刘伶好酒不仅《晋书》所记甚多，民间也有许多传说。他所写的《酒德颂》对后世影响很大。在后人文笔下，他几乎成了“酒”的代名词。画中的阮咸也是赤足盘膝，他挽袖持拨，弹一四弦乐器，正如《晋书·阮咸传》所写，“咸妙解音律，善弹琵琶”。
画面中的竹林七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鲜明形象。可能是为了画面的对称，加了第八个人，即生活在春秋时期的隐士荣启期。《高士传》中记载了孔子游泰山，见到了隐居在那里的荣启期。他鹿裘带索，鼓琴而歌。画面上的荣启期披发长须，腰系绳索，弹着五弦琴，盘坐在皮褥之上。将荣启期与竹林七贤并列，很可能是因为这七贤在气质上与荣启期相近。这幅砖刻壁画能如此逼真、形象地描绘竹林七贤，并被安装在墓中，应是名家之作。
竹林七贤生活在司马氏篡权当政的魏晋之交的时期，当时残酷的权力之争使封建社会的道德观在统治集团内部完全丧失或被扭曲，猜忌、掠夺、残杀、虚伪、奢侈、荒淫、贪污、酗酒、颓废等龌龊行为充斥其间。一些属于士族的知识分子，要么同流合污，要么想方设法逃避现实。前一条道，虽然也会有暂时的苟且偷安，但时常招来了杀身之祸。后一条路，则以空谈、酗酒、放荡的生活虚度年华。竹林七贤都是当时的社会名流，尽管他们在政治观点和哲学信仰上不尽相同，各有所见，各有其长，但是却都是当时清谈家的代表。他们崇尚老庄的虚无之学，接受了庄子的“醉者神全”的思想，隐身于酒，也得全于酒，不拘礼法，任性放荡。他们经常聚会酣饮纵酒，交流于竹林之中，时而弈棋，时而赋诗，海阔天空，无拘无束，所以被冠以“竹林七贤”。
嗜酒是他们的共同爱好，也可以说是酒将他们聚集在一起。事实上，他们的处世哲理反映了封建社会的一种思潮。在封建专制的思想牢笼中，一些出身士族的读书人，思想受到压抑，严酷的现实使他们难以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为此他们中的一些人以酒来麻醉自己。他们这种放荡不羁的生活，多为时人所贬。竹林七贤所饮用的酒应该是今天的黄酒。他们饮酒的观念已明显地与商周时期不同，不是为了满足酒瘾，更多层面上是一种精神上的需求。酒在人们生活中的影响愈来愈大，以酒为载体的文化发展也层出不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