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万贵州将士参加正面战场的抗日战争- 贵州数字出版云村寨平台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19000人，发动了“九一八”事变，19万东北军不战而退，关东军3天占领沈阳，1周控制辽宁，3个月控制东北三省。到卢沟桥“七七”事变，查遍事变前日本驻华北屯军的所有人员，取最高数字为8400人。区区这点兵力，就敢在第29军10万兵力的北平南端宛平发动事变，挑起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中华民族已经处于最危险的时刻。

后来，是什么力量挡住了日军的疯狂进攻？冯玉祥将军1942年在贵州四川交界的合江县说：

一寸河山一寸血，血肉拼与钢周旋，全国的“草鞋兵”用自己的血肉之躯阻挡了日军的进攻。当时，国民革命军陆军一名士兵每月伙食费2元，外加3毛钱草鞋费。因此，俗称陆军士兵为“草鞋兵”。在成都市中心人民公园门口，就矗立着一座脚穿草鞋的川军士兵雕塑。

我们对正面战场同日军拼死战斗的将士还记得多少呢？

贵阳市南部，有一个叫“纪念塔”的地名。知道“纪念塔”是为纪念贵州各族人民在抗日战争中作出重大贡献而建立的人并不多；知道是第102师师长柏辉章报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批准，碑名为“国民革命军第一百零二师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的人就更少了。民国三十年（1941年）5月27日，《贵州日报》第3版载文，标题：《阵亡将士——纪念塔落成》，全文如下：

遵义市历史文化研究会编著了《抗战的遵义》一书，该书由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年出版，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该书出版后，细心的赤水市学者苏林富先生，把该书中列出的阵亡将士数和1947年由国民政府国防部联合勤务总司令部抚恤处编纂的《中华民国忠烈将士姓名录·贵州赤水县》加以比较，因这本小册子除对赤水籍在抗日战争中阵亡的将士姓名、所在部队、职级、阵亡时间和阵亡地点加以记载外，还有一个表，对贵州全省78个县的阵亡人数作了分县统计。苏先生将遵义市12个县的数字作了一个比较。尽管1947年的小册中在编辑“例言”中说：“本录系就三十六年六月底前成立恤案之阵亡将士编订，其三十六年七月一日以后及尚待成立恤案或县籍不明者，容俟续编。”两数比较，2005年的数字比1947年的数字少1263人。抗战8年，遵义地区出征总人数为131997人，再比较1947年的表，其准确性令人遗憾。

二、黔军参战人数多，参加抗战较早

黔军指以贵州籍军人为主体的部队。从国土面积看，贵州有17.61万平方千米；从人口看，1937年，估计人口总数约为800万。根据贵州师范大学何长凤教授撰写的《抗战时期主黔的吴鼎昌》书稿中提供的《贵州省抗战8年征兵数额表》，国民政府给贵州下达的征兵指标为每月6000人，按“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的政策征兵。8年贵州的征兵计划为583000人，实际征兵675432人，超征92432人。胡允桓译《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战争（1935—1945）》中，引用何应钦所著《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一书中的《战时国民政府正规军征兵数》表说明，贵州征兵数为58万，四川为257.8万，云南为37.5万。贵州征兵数多于云南而少于四川，但从人口数来看，四川是全省人口平均14人中便有1人直接参战，云南是全省人口平均20人中有1人参战，贵州是全省人口平均12人中便有1人参战。从出兵人数与全省总人口的比例看，贵州位于各省出兵人数的前列。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参战人数众多是贵州各族人民参加抗战的一大特色。

贵州部队不仅直接参战的人数多，而且参战较早。团结出版社2007年6月出版发行刘晨主编的《中国抗日将领牺牲录（1931—1945）》一书中，列出的第一位牺牲的将领就是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的滕久寿将军。滕久寿于1929年由第10军（军长王天培）第29师参谋长调任第19路军吴淞要塞司令部任参谋长，是第10军补充第19路军的黔军500名官兵之一。1932年1月淞沪会战打响后，吴淞要塞司令临阵辞职，对日军没作出任何抵抗。在这紧急关头，滕久寿奉命督战。他登上炮台，率领全体炮兵配合友军奋勇还击，屡次击败日军的凶猛进攻。

开战后的第7天，2月4日上午10时左右，日舰13艘，飞机24架，向要塞炮台进行开战以来最为猛烈的轮番轰炸、炮击，妄图摧毁吴淞炮台，占领要塞。吴淞全镇烟尘弥漫，几乎成为火海，炮台内到处是丈许深的弹坑。此时的滕久寿巍然坚守岗位，指挥炮兵奋力还击。战斗中，敌人的弹片击中了他的左臂，鲜血染红了衣裳，随身护兵请他暂时退避，滕久寿坚决地说：“我辈军人，负有保国卫民之责，速还炮杀敌，后退者枪毙！”话音未落，右腋又中敌弹，炸去了右手，弹片穿透他的胸腹，血流如注，壮烈殉国，时年33岁。战火中，属下将他的遗体用棉絮包裹，就地掩埋。3月中旬，将军的遗体安葬在上海永安公墓。这是黔军对日作战的开始。

滕久寿为国捐躯后，第19路军军长蔡廷锴濡墨挥毫，写下“血洒淞沪”条幅，以慰英灵。宋庆龄也发表演说，赞扬第19路军和滕久寿将军奋勇抗敌的爱国精神。上海《新闻报》《申报》《时事新报》等都报道了滕久寿将军的英勇事迹。1984年6月26日，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原国民革命军第19路军吴淞要塞司令部参谋长滕久寿为革命烈士。同年7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为滕久寿正式颁发革命烈士证明书。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团结出版社2005年出版发行张洪涛的新《国殇：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纪实》，书中记述了贵州省天柱县吴绍周将军任第13军参谋长时，在南口争夺战中的英雄事迹。吴绍周于7月25日到达南口，8月7日日军始攻南口后，组建吴绍周支队，屡次打退日军的进攻，坚守南口至8月25日。因此荣获四等宝鼎勋章并晋升为第113师中将师长，1938年调任第110师师长。

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出版发行了万高潮、王健康、魏明康编的《国民党高级将校抗日战争亲历记——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1945—2005）》，其中贵州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血战上海的亲历者牟龙光撰写的《浏河口、福山镇、无锡之役中的独立34旅》一文入选。34旅旅长罗启疆，贵州松桃县人，其部下多为贵州人。部队组建时，罗启疆就认为将来必与日本打一场你死我活的大战，那才不愧为中国军人。淞沪会战后，军事委员会奖其大洋2万元。第74军军长俞济时向蒋介石报告说，启疆部只要补充些兵员，换些新的装备，会是一支强有力的部队。后来，在独立34旅基础上组建的82师成为抗战中的国军劲旅。

广东旅游出版社1995年出版发行了杨克林、曹红著的《中国抗日战争图志》，在这部大型图册中专题介绍了忻口战役中的刘眉生将军。刘眉生（1904—1937年），陆军第85师510团少将团长（贵州遵义人）。1937年10月，刘率部北上，参加忻口会战，防守忻口镇洪山阵地。他亲临前线指挥，全团伤亡甚众而斗志不减，多次击退日军集团冲锋。10月28日，日军两次反扑，刘在第一线指挥作战，不幸身中数弹，壮烈牺牲。

以上专家学者从历史档案中查到的这些事实充分说明黔军参战较早。黔籍将士参战较早的原因是，1935年前后，蒋介石就把原由地方军阀控制的黔军部队改编成由他直接指挥调动的中央军，并在整编训练中，改善黔军部队的装备，作为劲旅调至豫鄂等地。1929年，王天培第10军残部罗启疆部，被武汉行辕何成浚收留，发给军饷和装备，暂编为第19旅。1930年移驻湖北随县枣阳一带，正式编为陆军第34旅。1931年，原黔军第43军残部正式编为陆军第85师，并在薪饷、装备上得到补充。1935年8月，原师长谢彬在鄂西遭红军伏击身亡后，贵州遵义人陈铁接任第85师师长。1935年国民党中央军追剿红军入黔时，蒋介石乘机废除第25军军长兼贵州省省主席王家烈的职务，原第25军的5个师被改编为陆军第102师、103师、121师、140师和新编第8师。第102师先在黔西威宁集中，而后进入四川，柏辉章率部于1936年进驻湖北、安徽、河南三省交界的商城、光山地区；第103师组建后，何知重率部队开往四川涪陵，后逐步移师安徽立煌县一带；第121师组建后，吴剑平率部由四川涪陵进驻河南光山、乐山等地整训；第140师由沈久成率部移驻甘肃天水地区，1936年调兴义人王文彦任师长；新编第8师由蒋在珍率部从四川经湖北崇阳、通城、通山移驻江西修水整训。这些中央军中的“杂牌”部队，最先被调入抗战的前线。

三、黔军与日军打过多次硬仗、恶仗

黔军不仅能打硬仗、打恶仗，而且打不散，即使部队伤亡再大，减员再多，经过整补，这些部队又重新出现在抗日战场；或者在战局失利的情况下遭到冲散，也能通过多种途径重新聚集。翻阅近些年来出版的描写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图书、杂志，正面战场上的许多会战、恶仗都有贵州籍部队的身影，并屡立战功。

四、事实上黔军在抗战中仍然存在

尽管黔军参加了这么多次战斗，但过去反映抗战的史料中，有川军、滇军、桂军、东北军、西北军、晋军等的明确记载，唯独没有单独提到黔军的情况。过去一提徐州会战，人们只知道是李宗仁率桂军、川军、西北军打的；一说滇缅会战，人们认为是中央军和滇军的杰作；就是第102师为悼念黔籍抗日阵亡将士，于1942年建成的纪念塔，也被命名为“国民革命军第一零二师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不明内情者，都不知道这是柏辉章为纪念黔籍阵亡将士而建的。一些文艺作品，由于作者不了解历史事实，更把黔籍军人与红军长征过贵州时碰到的黔军相提并论，描写为毫无战斗力的“双枪兵”。直到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前后，随着对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研究的深入，黔籍军人在许多重大战役中都担负了艰巨的战斗任务的历史事实才被一些专家学者挖掘出来，并公之于世，黔军在抗战中的不凡战绩逐渐被人们认识。

2008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张明金、刘立勤主编的《中华民国历史上的20大派系军阀》一书，书中第10章为《黔军》。该书认为：

就“黔军及黔系军阀的历史宣告结束”的结论而言是正确的，而黔军的历史还在继续。

一是1937年以后，贵州又组建了3个师参加抗战，即补充师、预2师和新编第28师。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国民政府军政部任命浙江人柳际明为贵州志愿兵补充师师长，到10月就有11000多名热血青年自愿入伍。1938年初，有2000多人补入桂军第93师，北上参加台儿庄战役，贵州籍官兵牺牲近百人。另外3个团开往武汉，奉命与原第55师合并，柳际明任第55师师长。1938年8月，柳际明升任第94军副军长，李及兰接任师长，参加武汉会战。1939年初，黔军第86军被裁减后，其所辖黔军第121师改隶第94军。第55师和第121师参加随枣会战、冬季攻势作战等。1940年，李及兰任第94军军长，率第55师、第121师参加枣宜会战和第二次长沙会战。1942年10月，六枝特区人牟庭芳接任军长，1943年10月，第55师改隶第18军，参加湘西会战后，于1945年4月被裁减。1938年，由贵州几个保安团编成陆军预备第2师，师长为盘县人冯剑飞，副师长为贵定县人陈泰运，在贵州镇远、湖南益阳、宁乡整训后开赴九江参加武汉会战。参加九江战役的结果是，参战的其他8个师均溃不成军，唯独预备第2师作战得力，完成了预定任务。战后，张发奎向蒋介石汇报了作战情况，蒋介石听后十分高兴，宣布预备第2师和第44师合并，取消预备第2师番号。但预备第2师师长陈明仁认为，过去认为预备第2师战斗力差，但经过此次九江会战，已获得了好名声，取消预备第2师番号不妥。经陈明仁坚持，预备第2师的番号始得保留。预备第2师1939年赴广西参加桂南会战后，1942年移师昆明，编入第71军。在滇西会战中，有近万名贵州健儿参战。新编第28师虽然在四川组建，但师长是贵州龙里县人刘伯龙（黄埔三期、陆大特三期毕业生），入黔驻防整训近2年，征补贵州子弟3000多人，培训官佐300余人，基本成了以贵州籍军人为主体的部队。1941年属第66军，1942年编入远征军开赴缅甸，行程数千里，穿越野人山，退到龙陵、腾冲等地与日军恶战10余日，稳住了阵地，随后奉令撤到怒江防守。后编入第71军，1944年参加滇西会战。这3个师都被人们名正言顺地称为黔军。

二是许多史料表明，原籍贵州的部队，在其兵员损失较大之后，往往先回贵州补充兵源。这些黔籍的官佐、士兵，常以同乡、同学、同事关系，直接回故乡招募新兵。因此，这些部队包括他们的将领都没有散，并且越打越强，成为国军劲旅。《砀山文史资料》第一辑中由中共砀山县党史办公室撰写的《日寇在砀山的暴行》一文中写道：

2005年8月，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陈荣华主编的《江西抗日战争史》，书中讲到万家岭大捷的战斗经过时写道：

2002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郭汝瑰、黄玉章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书中在讲到第二次长沙会战时说：

2000年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张福兴编著的《同仇御寇》一书，书中写道：

张福兴在介绍武汉会战中的田家镇战役时说：

1944年的滇南松山战役，何绍周任第8军军长，三个师中103师和82师都是黔军。松山一役，共消灭日军3600余名。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出版方知今著的《1942—1945血战滇缅印——中国远征军纪实》一书。书中说：

湘西会战是中日最后一次大的会战，在这次会战中，黔军第121师起了重要作用。2005年华文出版社出版宋波著《抗战时期的国民党军队》，书中写道：

第121师对围困日军奋起攻击，占据了风神岩，缴获217联队一本命令稿和一部无线电台。打扫战场时发现，日军被围困时将遗弃的枪炮、受伤不能行走的伤病员，一并浇上汽油，烧成灰烬，其状惨不忍睹。

14日，第5师李则芬师长率部在茶铺子一带又将溃逃之敌截住，往资水东岸一隅紧逼。此时，第121师师长朱敬民（贵州平坝县人）令一个团增援上来，协同第5师拦截，自己亲率师主力连夜渡河，迂回到敌后，突然发起猛攻，双方恶战2天后，日军第217联队及2个大队全部被歼灭。

这些事实说明，尽管黔军的名称不存在了，但事实上以黔籍军人为主体的部队仍然存在，并且在抗日会战中起了重要作用。

600年贵州（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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