奢香的政治智慧与龙场九驿- 贵州数字出版云村寨平台

现在一般人不大清楚“水西”这个历史地理概念。历史上的“水西”，是彝族聚居区的名称，以乌江上游鸭池河为界，鸭池河以东称“水东”，鸭池河以西称“水西”。水西区域广大，是古代彝族阿者部贵族长期统治的地区，除了以彝族人口为主外，还有苗族、仡佬族、布依族、蔡家、汉族等。水西之地大抵包括今大方、水城、黔西、六枝、纳雍、织金、金沙各县，以及毕节、息烽、修文、清镇、平坝、普定的一部分。如今人所熟悉的奢香夫人丈夫水西土官霭翠，在元末就做了四川行中书省左丞兼顺元等处宣慰使。

水东是少数民族宋氏统治之地，元时宋氏为顺元等处军民宣抚使，开治于贵州。传到宋钦时，以功升昭勇大将军顺元都元帅。

明初，水西霭翠与水东宋钦，都归附明王朝。霭翠被朝廷册封为贵州宣慰使，宋钦被册封为贵州宣慰同知（即副使）。水西、水东这两个原来毗邻而互不领属的地方民族政治辖区，合并为一个政治实体，都设署于贵州司城，即今贵阳。水西、水东民族各异，但彼此和睦相处，团结合作。

明初中央王朝特别重视以霭翠和奢香夫人为代表的水西彝族土司势力。朱元璋开国之初，全国统一大业的最后一个障碍在云南。明初，云南还在元朝梁王的控制之下。朱元璋多次派使招降，都被梁王顶回去，甚至杀害派去的使者。因此，用兵云南，势不可免。进兵云南，无论取道湖南或四川，贵州都是襟喉之地。朱元璋提出“先安贵州，后取云南”的战略方针。“先安贵州”，则必“先安水西”。因为“水西”地踞川、黔、滇通道的腹地，是兵家必争的举足轻重之要冲。而且水西土司是贵州高原彝族中势力最大的土司，与乌撒、乌蒙、东川、芒部、普定、永宁等彝族土司地界毗连，声息相通。朱元璋所谓“如霭翠不尽服之，虽有云南不能守也”，原因在此。

在这个大形势下，中央王朝与水西土司，双方都很有政治智慧，都采取了明智的有远大眼光的抉择。朱元璋一直加强对水西进行团结安抚争取的工作，不仅把贵州宣抚司升为宣慰司，而且特别诏告：霭翠为首领的贵州宣慰司位于全黔各宣慰司之上。另一方面，水西土司也顺应历史大趋势，及早就“输忠率土归附”。当明朝廷中央征南大军入黔时，霭翠和奢香都积极支持，曾备马万匹、毡万领，弓弩、牛羊各一万，以助军资。云南初平时，乌撒、乌蒙、东川等又叛，而水西则不为所动，坚持维护统一和安定团结的既定方针，支持明军平定乌撒等地之乱。霭翠死后，奢香夫人代袭宣慰使，进一步发展与中央朝廷的亲善臣服关系，每年进贡不绝。《明实录·太祖高皇帝实录》记载，从洪武十九年（1386年）奢香袭位至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奢香去世，她与其子安的共进京朝贡两次，与朝廷关系可谓十分密切。

在这期间，奢香夫人正确处理与贵州都指挥同知马烨的矛盾，尤其凸显出这位彝族女政治家的政治智慧与深明大义。需知，她这时不过是20多岁的蛰居乌蒙山沟沟里刚出山挂帅的女子啊！

事情是这样的：洪武年间朝廷派驻贵州的武将马烨，是个鲁莽武夫，骄纵横蛮，不懂朱元璋团结稳定贵州少数民族的良苦用心。对刚袭位的奢香夫人未看在眼里，认为她不过是“鬼方蛮女”。那年（具体年份史家有争议）贵州大旱，奢香恳切诉说人民无力交税，马烨不仅不听，传说竟鞭打羞辱奢香夫人。马烨的用心是想激奢香造反，然后有理由出兵镇压。本来水西彝族头人们早就恨透马烨，称他为“马阎王”。这一下更激起众怒，纷纷率兵聚奢香军门，誓助奢香起事。这时，奢香非常镇定。她声明“反非吾意”，劝导大家千万别中了马烨的圈套。接着便和贵州宣慰副使宋钦夫人刘淑贞商量，先后去京师向朱元璋面陈事情真相。朱元璋为了边陲一方安定大局利益，安慰了奢香，忍痛处置了马烨，一说处决，一说他调，可存疑。一场可能导致流血的危机，在朝廷与水西共同努力下，和平解决了。这个故事富有戏剧性，流布数百年，传为美谈。

奢香的伟大历史功绩，更在于通过平息矛盾冲突，回贵州后致力发展交通建设，促进贵州与中原及周边的联系。《明史·土司传》载：“（奢香）开偏桥、水东以达乌蒙、乌撒及容山、草塘诸境，立龙场九驿。其中龙场九驿是指：龙场驿、陆广驿、谷里驿、水西驿、奢香驿、金鸡驿、阁雅驿、归化驿和毕节驿。龙场驿在今修文县城，为重要交通枢纽。毕节驿为龙场九驿的终点，是川滇黔驿道所经地，北可达四川永宁，南可达云南曲靖。奢香开辟的龙场九驿，虽然只是一条省内的驿道，但在明朝具有战略意义。它使水西地区与外界密切沟通，又联结了川滇黔驿道和其他四条交汇于贵州的驿道干线，这就加强了水西、水东之间及省内外的联系，在贵州开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奢香在偏桥及容山、草塘之境修的驿道，史载不详，但明朝确有驿道可走今湄潭、余庆和施秉。

奢香事迹，近些年也引起海内外学者的兴趣。2012年2月《贵州社会科学》学术月刊刊载了东北师范大学赵轶峰《奢香的遗产》长文。更早还有台湾学者黄彰健1985年发表的《明史贵州土司传记霭翠奢香失实辨》。据上述两文作者考证，奢香与马烨矛盾冲突的戏剧性故事，始出于明嘉靖年间进士田汝成著的《贵激纪闻》，其中细节及发生时间有不少与历史事实不符之处，应当廓清。但这并不影响对于奢香夫人作为彝族杰出政治家的基本评价。赵轶峰指出：“奢香在公元十四世纪后期明朝中央权力初建的时代，为处于当时中华文明圈西南边缘区域的彝族等少数民族社群与明朝国家管理体系构成差异共生的秩序状态作出了贡献，从而成为后世歌咏纪念的人物。”这是从制度文化深层结构方面对奢香作出的学术性评价。外界对奢香的研究并提出的一些需要考辨的细节问题，对于我们继续深入研究奢香夫人精神遗产，应当是有意义的。

奢香夫人的故事，如今在贵州几乎家喻户晓。据所知，奢香夫人事迹之所以被发掘，首先应当感谢我国已故著名学者田汉，是他最早向贵州省委领导提出奢香夫人的事迹是入戏的好题材。1962年，北京出版的《历史剧拟目》中，把《奢香》列入选题。继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王静如教授将它写成梗概，也在《历史剧拟目》上发表，这才引起了贵州省的高度重视。省有关领导和文化部门即指派当时省黔剧团剧目组的俞百巍挑起创作任务。俞百巍是江西人，1948年在广州参加共产党，进军贵州时任五兵团西进支队分队长。他精于文史，“文革”后出任省文化出版厅副厅长、厅长。1962年他受命写作后，深入黔西北彝族聚居区调查研究，并进京向社会科学院、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等部门的专家请教，广搜博览有关文献资料，积一年之功，1963年完成《奢香夫人》（黔剧）剧本终审稿，在北京《剧本》月刊上发表。同年12月在贵阳公演16场，历时1个多月，轰动一时。它比2012年央视推出的同名电视连续剧早50年。

为什么如此不厌其烦地重提这件旧事呢？因为现在中青年读者大多不知道这段历史，而且田汉、俞百巍是值得尊敬和纪念的文化人，俞百巍在“文革”中更因创作《奢香夫人》而罹祸。

费孝通先生曾从文化深层分析奢香夫人产生的社会根源，他说：“贵州水西的奢香夫人，是一位政治家，她看得很远，重视交通，讲民族团结。不是奴隶制那样讲打冤家，那种水平的文化，我看是出不了奢香夫人的。”

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之初创作《奢香夫人》是需要勇气的。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随着时代不同而起伏褒贬。奢香的事迹，明清两代并未播扬，这与明朝中后期特别是清雍正之后强化对民族地区的统治与镇压有关。1940年左右，贵州乡贤黄齐生曾创作《奢香》话剧并在贵阳演出，未产生大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左”风愈演愈烈。所谓“民族问题，说到底是阶级斗争问题”的指导思想笼罩民族研究工作。突出少数民族造反有理，宣扬农民起义英雄，形成一边倒倾向。而俞百巍的黔剧《奢香夫人》所宣扬的民族和谐团结的基调，则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整体形势格格不入。所以，《奢香夫人》的墨迹未干，“文革”一来，就遭到讨伐。1967年7月8日，《新贵州报》发表了整版长篇文章《大毒草（奢香夫人）必须彻底批判》和评论，把该剧诬为向封建统治阶级投降，宣扬阶级调和，“打着民族团结的招牌，贩卖阶级斗争熄灭论的修政主义黑货”“将双手沾满水西、乌撒各族人民鲜血的大骗子和刽子手美化”，等等。而俞百巍也因为创作这部历史剧，成为执行封资修文艺黑线的反动学术权威，遭受批斗。当年的文艺创作，不像现在搞电视剧，那么安全，那么风光。讲奢香故事，不妨讲讲这段曲折历史，这也许对于生活在歌舞升平中的现代人，略可增添一点联想的空间，更加体会到历史人物的命运浮沉，往往与时代政治大背景相联系。奢香夫人的历史评价起起伏伏，留给我们可咀嚼的经验教训，引人深思。

600年贵州（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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