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义系军政集团的兴衰- 贵州数字出版云村寨平台

兴义系军政集团之衰落是不能与时俱进的必然结果。桐梓系取代兴义系，虽不是质的改变，却是量的积累的趋势。周西成主黔时期亦旧亦新，其所创造的近代贵州的许多第一，是他的前人和继承者所无法比拟的。但它们的源头却来自兴义系。

一、教育兴，人才出

不少人曾经问：为什么从穷乡僻壤走出来的贵州兴义系军阀，民国初年能统治贵州10多年；他们中的一些人，还能从贵州走向全国，并在世界有一定影响，成为中华民国史上的重要人物？

兴义刘官礼、刘显世有一切旧豪绅的共性，但他们却有较强的预测、抉择、竞争和获取信息的本事，又敢于先行一步。他们痛感兴义自清嘉庆设县至光绪废科举的107年间，虽有8人中举，4人成进士，却无一人出任京中要职或成封疆大吏，在其他领域亦无人出谷迁乔，替桑梓扬名。他们意识到要起衰振弱，舍培植人才别无他途。

1889年，刘官礼等人便主持迁建乾隆年间修建的笔山书院，在自己的庄园内设私塾义馆。1896年，当学政严修在贵阳改革书院时，刘官礼派其子刘显治等人去投考经世学堂并被录取。严修离任后，刘官礼高薪诚聘经世学堂的山长雷玉峰（廷珍）为兴义笔山书院院长，令其子侄及四乡学子入院受业。之后，又高薪延揽了曾澍之、姚华、徐天叙、熊范舆、张协陆等贵州名流到笔山书院任院长或执教。1902年，清政府颁行学堂章程后，刘氏便在兴义县城创办中区第一初等小学堂。此后，在刘氏的倡引下，各乡初小陆续兴起，全县初小达21所。1904年，延聘留日归国的徐天叙任院长，开设了许多近代科学课程，并把社会活动引入学校。次年，改笔山书院为县立高等小学堂。刘官礼亲自坐着轿子挨家动员官宦富户送子弟去读“洋书”。刘氏在知府孙彦清支持下，改培文局为学务公所，后又改为劝学所，其长子刘显世任首届劝学所总董。他以团防局经费为基础，没收绝产、“匪产”作学田，商请府、县划拨教育专款，奖励和资助出省出国留学。当年就选派刘显治、王伯群、保衡等5人留学日本。1907年，贵阳通省公立中学招生时，兴义县立高等小学的王文华、魏正楷、窦筒之等13人前往投考，公示成绩顺序排列1—13名，震动全省学界。而何应钦、李毓华、李儒清3人也考入贵州陆军小学，为其日后的飞黄腾达迈出了第一步。到辛亥革命前，由兴义劝学所资助到日本留学的就达22人之多。当时，兴义的教育可谓全省有名。

刘氏兴学育才，使得名师出高徒，高徒成良师；鼓励资助学子出省出国留学，重金高位延揽学有所成者为我所用，形成了育才用才的良性循环。人才云集，为一时之盛。

二、以旧图新，与时俱进

在兴学育才的同时，大凡“新政”，刘氏都异常热心。他们“设教弁学堂为团练基础”“倡设种树公司三所，设阅报所于城乡，广购报章，供人阅览”“商有司设息讼所，排解民事争讼”。刘氏父子还与邑中士绅筹备组织预备地方自治，创修县志，热心修桥筑路，大获人望。兴办实业，促进地方商贸发展。

在辛亥革命前，刘显世手操兴义文、武两权。其胞弟刘显治留日归国后，成了云贵总督李经羲的入幕之宾；其从兄刘显潜则因追随广西巡抚沈秉坤，由边防军督带擢升为省防军统带。刘氏家族的势力已襟联三省，势贯南北盘江流域了。团防局是刘氏家族“刽子手职能”与“牧师职能”交相互用的典型。

三、投机革命？顺应潮流？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成功的消息传来，人心振奋，促使原先在思想上、组织上与立宪派有千丝万缕联系的贵州自治学社转向革命，着手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到10月底，自治学社将举行武装起义的风声越来越紧，反动派惶惶不可终日。

对于自治学社的革命活动，不仅官府恐慌，而且宪政预备会也“谓常备军、征兵营皆不可恃，惟刘显世家世忠良，宗旨正大，宜速电兴义，俾募土著五百人，星夜来省，以资捍卫”。于是清朝贵州末任巡抚沈瑜庆“议以任志清为兵备处文案，檄刘显世如周招五百人晋省……又由王玉麟荐胡锦棠于城中练防军五百，其意皆在自治事”。胡锦棠的旧巡防营已陆续调进贵阳，“拟候显世抵省，即用突击方式，尽诛自治学社社员及家属，以求一网打尽之目的”。

刘显世挑选精壮500人，以外甥王文华、县立高等小学堂体育教官袁祖铭和王慎一、鄢鼎三等4人为队官，星夜兼程赴省。行抵安顺时，闻贵阳已于11月3日夜由陆小学生和新军发难成功，“大汉贵州军政府”已于4日成立。推举陆小总办、新军教练官杨荩诚为都督，新军排长赵德全为副都督，主持军事；推举张百麟为枢密院院长，任可澄为副院长，主持政事。全省政权事实上骤归张百麟之手。王文华在一旁自荐，以自己就读于贵阳优级选科师范时，曾与革命党人有联系为由，请求单骑进省疏通关系，了解情况。于是，刘显世亲自给张百麟写了一封信，大意谓：“本人此次造省，虽系奉沈抚台之命，然对于诸公主张革命，早已心向往之，不谓来迟一步，诸公已先我着鞭。兹欲观光上国，就便晤教，不卜诸公以为如何？”由王文华携带至省。

张百麟以革命既然“兵不血刃”成功，也应“兵不血刃”继续下去，以示和衷共济之诚，主张迎刘入省，加以优礼。于是，拟到贵阳镇压革命的刘显世，当上了枢密院枢密员兼军事股主任、贵州中西两路统领，其所带来的500名徒手兵也由军政府发给枪弹，编为新军第4标，由刘显世自兼统带。

2月2日，唐灿章、李先春指挥部卒10余人，伪称捕获逃犯，请黄泽霖亲自审讯。黄刚一升堂，叛兵即开枪将他杀害。与此同时，叛兵围攻了张百麟和自治学社骨干张秉恒的家。张百麟、张秉恒闻城中有枪声，即避入邻家得免。张百麟离开贵阳后，刘显潜即由兴义发兵堵截。张百麟一行数百人逃至贞丰县境的龙场时，便遭伏击，且战且退，南入桂境。不料又遇广西军的拦劫，被迫缴械，遣散部众。张百麟只身流亡上海。这就是刘显世等人一手制造的“二二”事变。此后，刘显世、任可澄、郭重光等人事实上已经控制了贵州军政府，但留驻贵阳的革命派武装仍然是刘显世的心腹之患。“二二”事变成功，黄死张逃，革命派元气大伤。

面对刘显世日益膨胀的势力，有人曾建议乘其不备，以兵袭之。但张百麟、赵德全害怕激成大变，不敢下手。为了剥夺刘显世西路统领之权，张百麟以枢密院院长身份出巡，意在使刘显世陷于株守省城之势。不料这却给了刘显世发动政变以充裕的时间。由于杨荩诚率部北伐离黔，张百麟又率领部分武装巡视上游（贵州习惯将西部称上游，东部称下游），留省的代都督赵德全与五路巡防总统黄泽霖也因刘显世的离间而不合。革命派在省城的力量更大大削弱。

经过充分策划，刘显世首先把矛头对准革命派的主心骨张百麟和黄泽霖，并开始制造贵州几成“匪国”的舆论。

还在张百麟出巡上游时，刘显世、任可澄等人便盗用枢密院名义向云南发电，要求滇军乘北伐之机代定黔乱。他们认为光发电不行，还得有“奇士”效申包胥秦庭之哭，方能说动蔡锷。正巧，戴戡回籍奔父丧，滞留贵阳，被派往昆明。刘显世函电交驰，另一方面，戴戡到昆明后连续7天向蔡锷乞师。蔡锷禁不住说项和刘显世等人的频频告急文电，决定派唐继尧组织“北伐军”，率师入黔，“平乱”之后再移师北伐。蔡锷的这一错误决定，正迎合了唐继尧向外扩张势力的野心，于是演成了滇军助刘屠杀贵州革命党人的惨剧。

1912年2月27日，唐继尧率领的3000多“北伐军”抵达贵阳。在刘显世、任可澄、郭重光的接应下，滇军未按指定地点扎营，而是抢占了贵阳城边的螺丝山、东山、观风台，炮口对准革命派控制的南厂兵营、黔灵山和都督府。2月29日，援川的贵州部分新军已由叶占标率领回到南厂兵营。

3月1日，刘显世与唐继尧已经进行了精密策划，定于3月3日清晨7时动手，刘显世的第4标、胡锦棠的保安营与滇军同时出击，对革命派武装大开杀戒，夺取贵州政权。

唐继尧成了贵州都督，刘显世被任命为军务部长统辖本省原有巡防各军队兼筹备改练新军一切事宜。不久，巡防绿营和乡兵一律改为国民军后，刘显世当上了贵州国民军总司令。

1913年11月1日，刘显世宣誓就任护军使职。贵州政权经唐继尧督黔1年零8个月的过渡，顺利转移到刘显世手中。兴义系军政集团对贵州的统治从此确立。

四、“民八事变”与“民九事变”

在民国八年（1919年）、九年间（1920年），贵州政坛上连续发生了“新派”向“旧派”夺权的斗争，故史称“民八事变”“民九事变”。

“民八事变”的导火线是渝（重庆）柳（柳州）铁路借款案。

1918年，王伯群受委为南方议和代表和贵州全权代表。在广州和上海期间，他结识了华侨实业公司主任赵士觐。赵士觐资本较厚，曾表示愿借款给贵州修铁路和发展实业。王伯群征得刘显世同意，借外资修建筑铁路，开发实业，作为左右贵州财政的起点。刘显世虽为“旧派”所包围，也认为“非从筑路着手，恐将断绝生机”，丧失在军阀角逐中的竞争力，所以支持王伯群的打算。1919年3月30日，刘显世授权王伯群在上海与赵土觐签订了由华侨实业公司承筑渝柳铁路（由重庆经贵阳至柳州）的草约，同时又以“振兴实业，开辟交通及办理善后”为词，签署了向该公司借款的草约，作为路约的附件。

上述两份草约虽然规定了许多掠夺性的苛刻条款，但大抵与当时国内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所签订的同类条约相差无几。刘显世既同意于先，贵州认可这样的条约原本没有问题。省议会曾几次开会讨论，对筑路一约也基本通过，仅有少数议员认为路约条款含糊，易为外资提供侵害贵州主权的口实。刘显世不甘锢闭，认为修铁路“于主权并无妨碍。此路若成，贵州可以开发”。但讨论到借款一约时，张协陆等人抓住王文华曾提出要由500万元美金的借款中先提取100万元偿还黔军历年欠饷，王氏弟兄又主张以“拉本作利”的偿还方式作把柄，群起发难，否认借款，进一步推翻筑路草约。川、桂军阀皆以贵州擅自订约，有犯“省权”，久置不议。吵嚷了半年之久，两份草约遂成废纸。“新派”将全部怨愤发泄到张协陆、陈廷策、熊范舆等人身上，胁迫刘显世要“从严查办”，王文华还以辞职相要挟。刘显世处于进退维谷之中。

同时，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贵州人民也掀起了空前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新派”发表演说、通电，支持学生运动。在抵制日货运动中，与“旧派”关系较深的大商家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王文华、何应钦等人把贵州社会的黑暗、民生的疾苦，统统归之执掌政权、财权的“旧派”人物身上。特别集中攻击财政厅厅长张协陆，张提出辞职，刘又不敢批准。

王文华等人还利用张彭年提出辞职之机，支持副议长张士仁及几个常驻议员主持议会，推举王伯群为贵州民选省长，并电请广东军政府任命。王氏弟兄还发起和操纵贵州政治委员会，以“刷新政治”为宗旨，作“全省政治之枢纽”“审议贵州政治上一切应兴应革事宜”。时值省教育会会长任满改选，王文华支持彭象贤竞选，张彭年落选。王文华等人还组织“平民大会”，扬言将公审张协陆、熊范舆；社会上又风传王文华支持何应钦、谷正伦成立“暗杀团”，专门对付反对借款的人，列入黑名单的有张协陆等13人。一时间风声鹤唳，谣言漫天。

11月26日夜，陈廷策回家途中被人开枪打伤。“旧派”指为“新派”所为，“新派”却矢口否认。2天后，省议会“因审议历年决算案，出入不合，为数甚巨”，提出查办张协陆案。12月1日，刘显世迫于压力，舍车保帅，咨复“从严查办”。张协陆走投无路，次日服毒自杀。“新派”乘机在省内外报纸上公布张协陆的贪赃枉法“罪状”，“旧派”集团人人自危。张彭年逃亡上海。警察厅厅长李映雪遭弹劾下台，先由李雁宾暂代，后由何应钦兼任。陈廷策闭门养伤，政务厅厅长由周鸿宾暂代。财政厅厅长的肥缺，则由王文华新娶的姨太太段氏之兄段家榕接任。郭重光、何麟书等人噤若寒蟑。刘显世已有秋风零落之感，但又不甘心交出政权，假惺惺答应在南北统一后，让王文华督黔，王伯群长黔，以作缓兵之计。这就是轰动一时的贵州“民八事变”。

刘显世对王文华的步步紧逼，虽然处于被动，但绝非逆来顺受，秘密进行着“倒王”活动。刘显世的“倒王”活动虽有气势，却由于黔军主力为王文华系的军官们所控制，实效甚少，反而因此加速了“新派”全面夺权的步伐，最终导致“民九事变”的发生。

1920年9月底，黔军在川战中的败局已定。多年来维持黔军粮饷的川东南财富之区尽为川军攻占。2万多名黔军官兵一旦退回贵州，不仅饷项无着，而且省中地盘多为游击军所控制，如不夺取全省政权，黔军将难以在贵州安稳立足。10月初，王文华在重庆召集谷正伦、朱绍良、卢焘、胡瑛等高级将领秘密策划，决定在黔军名义上打“回黔就饷”旗号，暗怀“肃清君侧”阴谋，回黔夺权。王文华为避免“以甥逐舅”“以下犯上”的物议，10月15日以赴上海养病为借口，与朱绍良一道，挟持“反王”的袁祖铭同船东下。行前，任命老成持重而又不是贵州人的卢焘代总司令，胡瑛为总指挥，谷正伦为副总指挥兼参谋长，配合驻军贵阳的第5混成旅旅长兼省会警察厅厅长何应钦发动政变。

10月下旬，川黔军陆续退回桐梓、遵义。刘显世星夜急调刘显潜所部游击军张三元、凌国先、王梅村3个营和王华裔部1个连到贵阳护驾。

11月5日，奉命赴省执行政变计划的黔军精锐警卫营进驻贵阳。营长孙剑锋故意让士兵在大街上吃喝游荡，自己整日只着便装，名为拜会省中各要人，暗中侦察地形、道路和游击军的分布。11月8日，唐继尧与刘显世以靖国联军总、副司令名义通电，令滇、黔在川军队全部撤回边境，实行撤汰改编。11月10日夜，奉何应钦、谷正伦之命，警卫营配合第5混成旅黔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已经入睡的各路游击军和督军署，行刑队将郭重光、熊范舆杀死，何麟书闻变后翻墙逃跑，其子侄3人无辜被杀。次日，黔军又迫使警卫督军署的全部武装缴械，刘显世完全失去了抵抗能力。

刘显世下台以后，“新派”登上了权力的顶峰，但他们之中固有的矛盾一下子突出起来。王文华居留上海，一时难归，黔军处于群龙无首的状况。以何应钦、谷正伦为中心的5个旅之间利尽交恶，纷争不已，发展到相互火并。被王文华挟持到上海的袁祖铭，在刘显治、张彭年等人的帮助下，逃到北京，投入了北洋军阀的怀抱。由于王文华越来越表现出拥护孙中山的坚决态度，要令贵州“附北弃南”，非除去王文华不可。在刘显治等人的支持下，袁祖铭收买刺客，于1921年3月16日在上海将王文华刺杀，作为向北洋政府的“见面礼”。

五、“兴义系”在“五旅纷争”中衰落

王文华被刺身亡，引起各方的不同反响。袁祖铭立即致电北洋军阀政府国务总理靳云鹏：“并黔附北，不难达目的。”北洋政府拨兵4营、军费20万元供袁攻黔之用。孙中山闻王文华被刺，为之震悼，令“乃兄伯群完君志事”。上海《民国日报》认为王文华是“护法中坚，西南砥柱，死后西南必有变化”。而四川军阀所控制的《国民公报》，衔恨黔军之祸川而窃喜，认为“捣乱大家又弱一个，民之福也”。可见，不同立场、不同角度之人，对同一事物的态度大相径庭。

在黔军内部，为维持团结，便由广西籍的第3混成旅旅长胡瑛领衔通电，公推总指挥卢焘继任总司令，表面人心初定。

卢焘之继任总司令，是为了缓冲第2混成旅旅长谷正伦和第5混成旅旅长兼总司令部参谋长、警察厅厅长何应钦之间的矛盾。

好好先生卢焘，只愿稳定贵州政局，不愿兴义系就此崩溃；被强行推为代理省长的任可澄，民九事变中未被杀已属万幸，被何应钦等硬请出来，替早已内定的王伯群看守省长之印信，一切皆得听命何应钦。

在内外矛盾丛集之中，卢焘外部响应“联省自治”，内部仿效四川军阀的“防区制”，将5个旅及警卫团划定防区，第1旅窦居仁，驻军铜仁一带；第2混成旅谷正伦，驻军黔东南一带；第3混成旅胡瑛，驻军安顺、黔西南一带；第4混成旅张春圃，驻军遵义一带；第5混成旅何应钦驻军贵阳一带；警卫团孙剑锋驻军毕节一带。

5旅之中，何应钦实力最强，而谷正伦下属的彭汉章、王天培两团的战斗力最强。“五派纷争”实质上是“何谷斗法”。

袁祖铭在北洋军阀的支持下逼近黔边，积极拉拢黔军中拥袁者，谷正伦支持袁“定黔”，窦旅之毛以宽团、张春圃之黄道彬团均通电拥袁。孙剑锋因与何应钦争权而阴谋倒何。王伯群虽被孙中山委任为贵州省长，但行至铜仁，闻袁祖铭已进入湘西，谷正伦正星夜驰赴贵阳拟接任卢焘担任总司令，孙剑锋已策动第5旅部分官兵倒何。王伯群见大势已去，与窦居仁、何辑五等人离开铜仁返上海。第3混成旅胡瑛远在广西，第1、2、4混成旅均无主官控制，转而支持袁祖铭。何应钦又被孙剑锋逼走昆明。卢焘虽暂时维持贵州军、民两政，但黔军系统就此瓦解。

袁祖铭“定黔”虽成功，但因“定黔”之初与刘显世、刘显潜密约，联合“定黔”之后，由刘显世主政，他主军。但袁祖铭进入贵阳后，却总摄军、民两政，由是又引发袁、刘之矛盾。刘显世联合唐继尧，企图恢复“川滇黔联军”，卷土重来。于是演出了唐继尧之弟唐继虞率滇军入黔，在刘显潜的配合下，夺取贵州政权，而原先隶属于袁祖铭的周西成，乘机进占黔北遵义。

随后，唐继虞担任贵州军务善后督办，刘显世担任省长，两人既矛盾又联合。贵州财政支拙、社会混乱、兵匪横行、民不聊生。在此乱局下，袁祖铭又在北洋军阀支持下以川黔边防督办之名义，开展“定黔”之战。最终鉴于各种势力的牵制，以滇军离黔，由袁祖铭手下的“头脑简单”，又与唐、袁关系均好的彭汉章和平接管了贵州政权。

彭汉章主政贵州一年，适逢春旱，人祸天灾，怨声载道。1927年袁祖铭投靠北伐军。彭汉章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9军军长，王天培被任命为第10军军长，率部入湘。在这之前就被袁祖铭任命为贵州省长的周西成，由黔北移驻贵阳，由此开始了桐梓系对贵州的统治。

600年贵州（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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