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王朝吏部尚书——郑逢元
郑逢元是明末清初的平溪卫人,他早年出入官场,中年出家为僧,是贵州玉屏历史上的一位官位较高、名声颇佳的名人。
在我国历史上,有多少贤臣雅士远离起伏跌宕、光怪陆离的官场和人世间的尔虞我诈,或选择出家为僧,或选择归隐山野,他们过着世外桃源般的洁净生活,终老一生。而在这些灿若繁星的隐士中,身居明末官场高位的贵州郑逢元便是其中之一。
一、少年“奇才”
郑逢元,字天虞,又名天瑜,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生,贵州平溪卫(玉屏)人,祖籍山东东昌(今聊城)。年少时,聪颖好学,过目不忘。明天启五年(1625年),时任南京右佥都御史的熊明遇被魏忠贤矫旨革职谪戍贵州平溪卫后,于玉屏紫气山瑞雪寺中讲学,并建“鸿雪草堂”,培养了一大批莘莘学子,郑逢元便是其中之一。据清《玉屏县志》中记载道:“天启七年(1627年)丁卯,坪忽产芝九茎,是科刘芳久发解,逢元等八人先后俱皆获俊,适应九茎之数,而明科目,亦遂止焉。”
在授学期间,熊明遇对郑逢元过人的才智非常欣赏,常与之谈诗论文,过从甚密,熊誉之为“奇才”。明天启四年(1624年),郑逢元考中秀才;明崇祯六年(1633年)中乡试举人,时年21岁。明崇祯七年(1634年)出任务川县儒学教谕。郑逢元执教严格,文风振兴。时任巡府、总督都对其非常赞誉,均上书推荐为官。
二、南明王朝重臣
明崇祯十年(1637年),时年25岁的郑逢元被破格提升为湖广衡州府同知,继任知府,从此开始了他为期25年的官场生涯。
郑逢元在任知府期间,时值明朝末期,各种矛盾激化,土贼纷起,对此,他一方面兴利除弊,抑制豪强,维护地方治安,对政务,无分巨细,事必躬亲;另一方面积极训练乡勇,对乱贼实行剿抚并用的灵活策略,使楚境尽平余孽,地方安宁。因而“贤声益著”。督抚称赞郑逢元:“衡非元守,则全楚悉为贼矣!”时四川流寇猖狂,大司马王应熊屡次设法要把郑逢元调去四川协谋讨贼。何腾蛟(黎平人),批军政书云:“楚而蜀用之,恐为识者鄙。”偏抚李乾德,上报郑逢元功绩,推荐升为滇黔楚蜀粤五省监军。崇祯十六年(1643年),郑逢元被委任为副使加参政,监滇黔楚蜀粤五省军。隆武二年(1646年)四月,郑逢元督军平定一起叛乱,升为太仆寺卿。
永历元年(1647年)正月,永历帝朱由榔驾跸桂林,定蛮伯刘承胤具疏迎驾。二月,兵科给事中刘尧珍过湖南武冈。太仆寺卿郑逢元以催粤饷驻武冈,见刘承胤兵盛,与刘承胤联姻。刘尧珍语讥之。郑逢元惭怒,以告刘承胤;次日,对众拳殴刘尧珍。锦衣卫指挥张同敞至,与御史傅作霖责承胤曰:“尔具疏迎驾,而得罪朝绅,何也?”刘承胤不自安,乃具酒请罪。三月,车驾幸武冈,以岷府为行宫。进封定蛮伯刘承胤为武冈侯;以贵州总督李若星为吏部尚书;太仆寺卿郑逢元升兵部右侍郎,总督川、楚军务。四月,召郑逢元监督羽林军,转太常卿。
郑逢元从一个主要负责皇帝的舆马和马政的正四品官升任兵部右侍郎,正三品,属于兵部尚书的副手。后转为太常卿,级别也是正三品,只是换了一个岗位而已,改管祭祀。永历二年(1648年)戊子冬,郑逢元又被任命为兵部右侍郎,总督滇黔楚蜀军务。因督军有功,永历三年(1649年),被加封为兵部尚书、右都御史。
永历四年(1650年),孙可望据黔称秦王后,欲招揽南明的文武众将为己用,他多次盛邀兵部右侍郎郑逢元。郑逢元书《王命论》借以讽喻,孙虽怒其所为,但又惧其声望,而未敢明目张胆地加害。不久,作为先行官的郑逢元与父母一道途径余庆时,其父病亡卜葬于余庆县城南,奉母居蒲村一年后,便选择在务川隐居。期间,孙可望曾多次强迫郑逢元为官,郑逢元婉辞以书云:“绝裾请缨,温太真之后悔何及;依刘为命,李令伯之陈情可怜。”闭门不出。
永历九年(1655年),李定国密迎永历入滇,即孙可望所营宫殿为行宫,奉上居之。永历特召郑逢元,授郑逢元为礼部尚书,正二品。时郑逢元为万卷书崖撰诗云:“何年万轴置崖中,下有澄潭照影丰。龙书一时读未尽,携来仍堕水晶宫。”表达了他又能为朝廷效力的喜悦心情。
永历十年(1656年),永历帝被李定国迎接到云南昆明,脱离了孙可望的狭制之后的永历帝,放回孙可望的家眷。由此,南明朝廷在极力联孙抗清,仁至义尽,最终无果的情况下,程源、郑逢元、钱帮芑等被孙可望软禁明囚的南明忠义之仕和将领里应外合,将跋扈自雄、阴谋篡位的孙可望一举击败。孙可望投清。永历十一年(1657年),被软禁的程源、郑逢元以及被关在大兴寺的钱帮芑随同文武百官一同前往昆明,面见永历帝,论功行赏,钱帮芑的功劳最大,说服孙可望部下马宝、马进忠、马维兴、白文选效忠南明朝廷,在攻打昆明的时候,临阵倒戈。钱帮芑被连升三级,授予都察院右都御史,从正四品提为正二品。郑逢元为吏部尚书,还是正二品,属于六部当中排在首位的要职。
三、出家为僧
永历十六年(1662年),吴三桂在云南昆明将永历帝杀害,南明朝灭亡。时年50岁的郑逢元便选择在云南宝台山出家,法号天问和尚。开始了他的另一个人生历程。
清康熙二年(1663年),郑逢元与母亲刘氏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先是寄居在车坝河边一山洞中,不久便来到茂隆塘(现岑巩县境内),兴建天安寺(又称天罡寺),并出任住持。其间,时任清经略的洪承畴和时任思州知府的陈龙岩都屡次强迫或邀请郑逢元出山,以佐维新。但郑逢元以义不可出山,念佛度心,孝事老母,过着田园般的生活。据清人黄嘉谷所创作《郑天虞传》中称赞其“其生平忠孝大节,实足壮山河之气,与日月争光”。
四、以孝为先
郑逢元不但是忠义之士,而且以其孝名而传为佳话。摇摇欲坠的南明朝遭遇清兵追杀,李自成余部大西军孙可望另立山头,在战乱纷纷的年月,郑逢元始终把父母带在身边,其父母跟随他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明永历四年(1650年)冬,郑逢元在途径余庆县时,其父因病去世,葬于余庆县城南。郑逢元便与母亲一起隐居在余庆县松烟镇蒲村,目的是为父守孝七七四十九天。
后来,他多次辗转到父亲的坟前哭诉,途径松烟时,他都要到蒲村他山石刻前,抚摸钱帮芑留下的石刻,看望钱帮芑的侄儿钱点,以及随钱点留下来世代耕种的随从。清康熙十四年(1675年),郑逢元再次来给父亲上坟时,写下了《由思州过余庆告坟》一诗,寄托自己的哀思。
五、修志著文留青史
远离官场的郑逢元并没有完全将自己封闭起来,而是积极支持和参与家乡的建设。当他看到平溪卫城内圣宫明伦堂年久失修,学舍荒芜时,他倡议并积极捐资重新修建了圣宫明伦堂,使宫舍焕然一新,一时间文风大振。
清康熙九年(1670年),由于平溪卫城西野鸡河常年水势较急,致南来北往的行人过往十分不便。见此情形,郑逢元不顾自己虚弱的身体,积极组织和倡导卫城内的洪运昌、田起图、许各世、田起虬、郑君谟等42人各捐重资兴修了天星桥(现为七眼桥),并历时3年修建而成。由于郑逢元一生清贫为官,没有积蓄,他便用撰文的方式募资参与。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和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他先后应平溪卫守备王世梓、庞尽孝之邀,亲自主持撰修了《平溪卫志书》。但撰修之路并不顺利,期间受吴三桂“反清复明”之乱,暂停10余年,最后几经周折,于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完成,总共历时17年。这本志书详细记载了平溪卫自建卫以来的历史源脉、人文地理、风物特产等300余年的历史,是玉屏留存至今的第一本历史文献。
郑逢元一生中最喜好著诗,晚年归隐后,他创作了大量的诗作,并结集为《谷口集》,署名天问撰。后在清雍正年间,玉屏县令东阳杜兆丰及邑子田榕序刊,这本诗集才得以流传。郑逢元在《谷口集》中有《茂隆塘即事》一诗,展示了他那丰厚的文化底蕴和骨气。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郑逢元辞世,享年76岁,葬于城北20千米的茂隆塘象形山(今岑巩县大有乡境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