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巡抚庞鸿书的治黔之策- 贵州数字出版云村寨平台

庞鸿书，字劬庵，号郦亭，江苏常熟人，清朝刑部尚书庞钟璐的次子，监生出身。清光绪元年（1875年）乡试中举，光绪六年（1880年）登进士，后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后迭署山东道监察御史、礼科给事中、直隶大顺广道，升湖南按察使，晋布政使，授巡抚。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七月，改任贵州巡抚（当年十月到任）。宣统三年（1911年）四月，因受到弹劾而被迫卸职。民国四年（1915年）卒，享年68岁。庞鸿书抚黔时间虽然不长，但其推行的“新政”却有益于贵州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加速贵州的近代化进程，因而颇受好评。

一、推行“新政”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进一步丧失独立地位，继续滑入半殖民地深渊。由于不平等条约的束缚，清政府已经没有力量从正面来阻遏外来侵略，而且沉重的战争赔款使其财政发生严重危机。为此，朝廷不得不主动进行变法。在慈禧太后的默许下，清政府从光绪二十七年到三十一年（1901—1905），先后颁布30多道上谕，进行改革，推行“新政”。庞鸿书在全国推行“新政”的大背景下来到贵州主政，推行“新政”。

1.劝导生产，振兴实业

贵州作为一个交通不便、生产力水平极其落后的省份，省内不但缺乏近代工业，而且农业还是停留在自然经济的状态下。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廷废除科举制度以后，贵州巡抚林绍年奏准清政府在贵阳开办贵州蚕桑学堂、贵州省立农事试验场。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贵州巡抚庞鸿书将贵州官立蚕桑学堂扩大改组为贵州官立农林学堂，设蚕科、农科、森林科，附设农业公司，分别建筑、开垦。为了切实解决禁烟后严重的财政亏缺问题，他又下令发展工、商、农业，积极配合禁烟；改粮储道为劝业道，改农工商总局为劝业公所管辖，鼓励和劝导农民改烟种粮，把资金、人力和兴趣转移到农业生产上去；倡导栽桑种棉，发展家庭经济。这些措施，适应了贵州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使农业生产开始走出自然经济的藩篱而面向市场。

成立职能机构，制定和颁布相关法规、条例、章程，加强对实业的倡导和管理，也是当时贵州实行“新政”的一个重要内容。庞鸿书审时度势，紧跟时代潮流，劝导和奖励官绅、商人开办各种企业、实业公司，手工制造一些日用百货，给因禁烟后而失业的农民、小商贩等提供就业机会；引进和传播国外近代科学技术，开设全省矿务公司，收回矿产权，发展采矿事业，在铜仁开采锑矿，把贵州丰富的煤、铁矿开采出来，为贵州老百姓谋得长远的利益；设立工艺所，举办实业教育，培养和提高农民的生产技能。

2.创办学堂，培养人才

清末贵州的各项“新政”，以开办学堂最为贵州地方当局称道。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发布“上谕”，命令各省开办新式学堂后，贵州巡抚邓华熙于次年首先将省城贵山书院改为大学堂。

庞鸿书到贵州主政后，先后在省城贵阳改建和创办农林学堂、陆军学堂、法政学堂、优级师范选科学堂等各级各类学堂的同时，又明令各府、厅、州、县兴办中、小学堂。从此，贵州的教育事业走向了新的阶段，至宣统年间，贵州共办各式新学堂600余所。如黔东南侗族地区所属府、厅、县各级书院、义学悉改为高等或初等小学堂，仅黎平境内即开办高等小学4所、初等小学27所，古州厅有高等小学2所、初等小学6所，永从县有高等小学1所，天柱县有高、初等小学各1所。

此外，庞鸿书还积极支持创办《贵州公报》和《黔报》，开启民智，提高民众素质，扫除愚昧，大力提倡移风易俗活动；设立邮政局于贵阳，开办和发展贵阳至兴义等地的通讯事业。

3.改革司法，招练新军

庞鸿书到贵州主政后，于光绪三十二年至三十三年（1906—1907年），创办官立贵州法政学堂、贵州高等巡警学堂、武备学堂、贵州公立法政学堂，积极培养和网络人才，为推行司法改革提供人才支持。宣统元年（1909年），又奉旨筹办审判厅，于提法司署设审判厅筹备处，以提法使王玉磷、文微充总理，贵阳府谢文翘充提调，贵筑县李家兰充庶务，谢介潘充筹备员。同时，奏调奉天省候补知府朱舆汾来黔绘具兴建审判厅、监狱、看守所全图。他治理诉讼，必亲自调阅案卷，力争公平。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以前，贵州地方军队只有绿营和练军。推行“新政”后，按中央练兵处规定，全国计划编练新军36镇，贵州应练1镇。到庞鸿书任巡抚时，贵州新军虽是一支6000余人的装备先进的正规军，然“贵州新军多以旧军改练洋操而成，仓促成军，勉强凑数，新旧糅杂、游惰充数。防营性质未变，徒袭其名。其中第1营尤其腐败，庞鸿书将第1营大加裁汰，另由兴义县选土著入伍，但积习传染，未及一年，所剩无几。2、3营皆系游杂”。后又“整理贵州勇营编制，刘部靖边团营缩编为西路巡防第2营，以刘官礼子刘显世为管带。”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正月，新军第1标于贵阳南厂增设第1标随营学堂，以标统袁保义、教练官吴邦屏、管带林泽翰，执事马锡爵、陈钟岳，书记官胡寿显等为教习，招收第1标下级官佐、目兵，分学兵班、学官班、测绘班培训，学制1年半，宣统元年（1909年）结业。宣统二年（1910年）四月，又令新军练过山炮队，同时征兵补足第3营后队。此外，庞鸿书还从湖南带来了200人的卫队，经扩编成500人后组成巡抚衙门卫队营，枪械为各营之冠，卫队营由湖南籍人士充任军官。不过，陆军部给贵州的一镇编制始终未能完成。

4.设置机构，大力禁烟

清末的贵州，是鸦片烟毒患的重灾区。清道光年间，鸦片传入贵州后，由于贵州土质、气候适宜，种植的鸦片猛增。咸同年间，贵州的田主、农户竞相种植鸦片，“农村人口拼死尽力种耘，自秋至春，弥山遍野，无非阿堵，果汁之毒不遗旎倪，而津津者利亦随之，虽厉禁不绝也”。还将鸦片“视同禾稼，连阡越陌，手胼足胝，微利所归，群相竞取”。当时，贵阳、安顺、大定、遵义、思南、平越、松桃、镇远、思州、石阡、都匀等12府1厅均遍种鸦片，“鸦片漫山遍谷”“惟黎平一府悉是苗疆，栽种最少”。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贵州年产鸦片48000担，居全国第四位，仅次于四川、云南、陕西。

当时鸦片的泛滥，已成为困扰中国的严重问题之一。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政府迫于国内外压力，颁布《禁烟章程十条》，在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展开大规模禁烟运动。贵州作为中国鸦片的重要产区之一，清廷十分重视贵州的禁烟，曾多次下诏要求厉行禁种禁贩，当时担任贵州巡抚的庞鸿书对禁烟也较积极。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春，庞鸿书在贵阳设戒烟总局，附设工艺所，并规定文武大小官员除年满60岁患瘾已深者外，一律限在6个月内禁断，其余烟民亦限期戒烟；严禁私贩私运，取消烟馆。贵阳烟馆限3个月内歇业，外州、县烟馆于6个月内一律关闭。不准饭庄酒楼备烟供客；减种鸦片，从前产烟田亩逐渐改种其他作物，违者没收；加强禁令宣传，筹款弥补禁烟损失；注重吏治，奖惩分明，对以武力相抵抗的势力，强行铲烟，还斩杀了部分拒铲的烟民。

经过短短几年禁烟运动，贵州省最大限度地消除了烟患，多数烟农放弃种烟，贩烟者销声匿迹，各烟馆基本停业，大多数烟民被迫戒烟，庞鸿书的禁烟措施取得了成效。宣统三年（1911年），已经开缺的庞鸿书高兴地向朝廷汇报说：“黔省禁烟已著成效。”当时最有影响的新闻杂志《东方杂志》也高度评价道：“烟毒最为猖獗省份之一的贵州，巡抚庞鸿书厉行禁烟，取得裨益，鸦片产量由5万担减少到1万担。”

5.设官钱局，发行纸币

贵州是清朝最贫瘠的省份，财政向来入不敷出，需由四川、湖北等省“协饷”解决。加上筹办各种“新政”，招募新兵、训练警察、办学堂等又是一项沉重的负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三月，庞鸿书为解决财政困难，在贵阳注册资本10万两成立贵州官钱局，发行纸币，兑换现银。同年，印拾、伍、壹两银票22.5257万两，宣统元年（1909年）又印22.0985万两，宣统三年（1910年）再印38.2485万两。

贵州官钱局发行的银两票，背面正中还印巡抚庞鸿书谕告并加盖官印。谕告全文为：“陆军部侍郎兼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抚、贵州等处地方提督军务兼理粮饷厅，为晓谕事，照得本部院，奏明在省城设立官局印造银钱信票，盖用藩司印信发局行使，以资周转而便商民。凡本省完纳钱粮关税、土税、矿课厘金及官款、兵饷、商民交易，准一体行用。局虽官设与钱店无异。不论何人持票到局，均照票面所载银两，以公估贵平为准，制钱以九九七钱为准，立即如数兑付，决不减平、短扣，亦不片刻为难。倘有奸商把持阻挠及匪徒伪造谎骗定即严拿治罪。合行晓谕，此示，亦仰商民人等一体遵照，特示。贵州省官钱局示。”背面下沿有“商务印书馆制造”字样。“兑换用银，单位计两，基金充足，民间有求之不得者。”因信誉好，遵义、安顺、毕节、铜仁、镇远等地普遍使用。

二、广兴茶利

贵州是茶叶的故乡，是茶树的原生地和古老的茶区之一。1980年发现的晴隆茶籽化石，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唯一茶籽化石，标志着贵州的茶历史至少在100万年以上。现有各类茶树品种资源600余种，是我国茶树品种资源最丰富的省份之一。且由于贵州是全国唯一兼具低纬度、高海拔、寡日照的茶叶产区，所产茶叶具有内含物质丰富、香高馥郁、鲜爽醇厚、汤色明亮等品质。贵州土壤主要为酸性，质地疏松、排水性好。明清以来，茶业是贵州省的一大产业，有20个产茶县的土壤富含硒、锌、锶等微量元素，是优质茶叶的重要产地，1915年都匀毛尖茶还在巴拿马博览会获金奖。庞鸿书到贵州抚政后，深知茶业在贵州的重要地位，也很想在发展、振兴贵州茶业上有所作为。

1.制订方案，广泛宣传

清朝后期，贵州省设置12府、13州、33县、11厅、1直隶州、3直隶厅，4000多个总甲（即“行政村”）。庞鸿书为“广兴茶利”印制了4000多份种茶“文件”，文件包括贵州茶业发展、振兴方案、规划等内容。由此提出，要“广兴茶利”，“第一是要辨土质”“第二是播种”“第三是培壅”“第四是采摘”。接着又讲到如何“烘制”、如何“行销”，乃至如何“仿西洋用机器烘制”，“大家集股，组成公司”等，并提出许多行之有效的办法、措施。最后又对贵州茶业发展提出“厚望”：“至于种茶的利息……每段地所种的茶，四年后采叶，可得茶三百两，五六年可得茶千两，八年可得茶三千两，十年后可得茶二万两。贵州未垦的山地极多，现在又禁止种烟，你们的生计，必须设法抵补。倘能照此方法，一家种茶数段，不须十年，便家家小康了。其各禀遵此示，广兴茶利，本部院有厚望焉。”

2.被迫卸职，计划流产

庞鸿书在推行“新政”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深陷当时的“贵州党争”：宪政派多次陷害自治学社失败，转而认为是巡抚庞鸿书、巡抚文案兼巡警道贺国昌从中袒护了自治学社，于是由任可澄策划，让华之鸿出钱，买通北京的御史陈普同，弹劾庞鸿书“庸劣不职，纵属贪暴”，迫使庞鸿书下台。清政府在接到陈普同的奏折后，便命李经羲查办，但事无佐证，李经羲又不敢得罪朝中的御史，只得上报庞鸿书驭下不严，贺国昌少年好事，请朝廷酌予训斥。但宪政派绝不甘罢休，以何麟书出面，飞函陈夔龙附片参劾庞鸿书。

宣统三年（1911年）四月，正当庞鸿书雄心勃勃地推行其“广兴茶利”的计划时，因受到弹劾而被迫卸职，带着遗憾离开贵州回江苏原籍养老，贺国昌则得到留职察看的处分。接替庞鸿书的巡抚沈瑜庆，其职位是靠去北京“以二万金为王某寿”运动而来的，根本不想也没有能力实施庞鸿书制订的计划，此“文件”在发出几个月后，“不须十年，便家家小康”的“广兴茶利”计划最终流产了。

三、庞巡抚的结局

庞鸿书被弹劾的三个因素。一是巡抚庞鸿书与布政使沈瑜庆“不睦”。宣统二年（1910年），沈瑜庆在致友人的信函中有云：弟黔中之行，大非所愿……由沪十一月十八日起程……夫妇之外，仅带婢奴六七人……其不作久计……如有机缘，彼此想办法摆脱……万不能费精神于无益之地……更虚掷此光阴也。同年九月致陈松山书：将届一年，明春或可引退矣。但被官场“潜规则”而离任，沈却心有不甘，于是通过关系上下运动，最终挤走了庞鸿书，把巡抚位子搞到手。庞鸿书遭弹劾，也与沈瑜庆利用其显赫的“官二代”家庭关系暗中推波助澜有关。二是任可澄、华之鸿之流花钱买通北京御史陈普同要弹劾庞鸿书，可见双方成见很深。三是清末贵州推行“新政”最终归于失败，众多中小官吏对“新政”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和认识，甚至持反对态度。且限于晚清政治腐败，官场内和官场与平民百姓的关系紧张，庞鸿书自然成了替罪羊。

庞鸿书是封建王朝到贵州主政的仅有几个能有所作为之人，但就在他到贵州任职后的第三年，即宣统元年（1909年）即开始遭弹劾，至宣统三年（1911年）四月被迫卸职，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了贵州。

600年贵州（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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