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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建省以来第一个为皇帝讲课的人——孙应鳌
所属图书:《600年贵州(下册)》 出版日期:2015-06-01 文章字数:5246字

贵州建省以来第一个为皇帝讲课的人——孙应鳌

★孙应鳌(1527—1586年),字山甫,号淮海,谥文恭。贵州清平卫人(今凯里市西北35千米的炉山镇)。

★孙应鳌生于明嘉靖六年(1527年),历官陕西提学副使,晋四川右参政,擢佥都御史,抚治郧阳,后为朝廷大理卿,户部右侍郎,又改礼部,充经筵讲官,掌国子监祭酒事(即全国最高教育行政长官兼全国最高学府校长),后任刑部右侍郎,官至南京工部尚书等。

★孙应鳌,王阳明再传弟子,一代名臣大儒,为黔中王门儒宗,被时人誉为明末四大心学家之一。

★孙应鳌,是贵州建省以来第一个给皇帝讲课的人。

贵州人孙应鳌是明朝中央的名臣大儒,是贵州开省以来最有影响的易学专家、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和诗人,堪称贵州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被誉为“贵州开省以来人物冠”。

他是贵州文人文化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也是贵州建省以来第一个为皇帝讲课的人。

民国三十年(1941年),李独清教授在《黔南丛书督学文集跋》中评价孙应鳌:“先生之功业文章,为吾省开省以来人物最……先生志业,借以考见其大,是则可为吾黔幸矣……”

清康熙贵州巡抚田雯在《黔书人物名宦》中说:“黔之人物,尹珍以上无论己。明之以理学、文章、气节者,如孙应鳌、李谓、陈尚象以及王训、詹英……皆大雅复作,声闻特达者,而文恭为之最。”

清光绪年间的西南巨儒莫友芝在《黔诗纪略·文恭孙淮海先生应鳌》中也对孙应鳌作了极高的评价:“先生以儒术经世,为贵州开省以来人物冠。即以词章论,亦未有媲于先生者也。”

一、三次补考终为进士,庙堂之上多忧民

孙应鳌先祖孙华原籍江苏如皋县,以南京神策卫千户于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来贵州任龙里卫总旗,寻升为副千户,驻清平,其后代为清平籍。

孙应鳌先生生于明嘉靖六年(1527年)。孙先生刚生下时,其父正好从河中捉到一只鳖(即团鱼),遂取名为鳌。

孙应鳌自幼聪颖好学,9岁能呤诗作文。10岁起受业于塾师周慎轩门下,能“日诵千言”,十分勤学,阅尽了家藏图书。16岁时,其父调任云南保山知县,孙随父至保山,日不离书,口不停诵。18岁返回清平。

孙应鳌19岁以儒士应试,时王阳明弟子徐樾以提学副使督学贵州,一见应鳌而大奇之,许必魁多士,于是把王阳明、王心斋之学传授给孙应鳌,孙应鳌乃成为王阳明之再传弟子。次年,孙应鳌乡试果然以《礼经》中第一名。

1547年,21岁的孙应鳌入京应礼部试落第,入太学就读3年。1550年,24岁的孙应鳌再入礼部会考,又落第,时患肺疾,昼夜吐血,回清平就医,病稍愈,发奋习。

1553年,孙应鳌第三次应试,27岁中进士,随即入选庶吉士,复读中秘书,备朝廷内阁选用。

29岁时(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被礼部尚书徐阶请留于史局,因遭权相严嵩阻挠,改任户部给事中,第二年改任刑部右给事中。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31岁的孙应鳌出补江西按察佥事(正四品),并分巡南昌道。时江西有人称兵反明,兵部使者误捕九江300人。孙应鳌知道是冤案,替他们说清了原因,使他们获释,幸免于难。

34岁的孙应鳌刚出任陕西提学副使,即建立正学书院,并亲书《谕官师诸生檄文》,提出了“崇制、订学、论心、立志、破迷、修行、规让、饬礼、励勤、戒速、博理、讲治、进业、惇友、养蒙、严范”的教育治学主张,被陕西推崇为办学宗旨。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孙应鳌升任四川右参政,次年移镇剑南。

第三年,龙州(今四川平武县)宣抚薛兆乾与副使李蕃有矛盾,薛兆乾聚众殴杀李蕃父子。兵备佥事赵教奉旨前往查办,薛兆乾惧而挟持参将贺麟而叛变。都御史谷中虚束手无策,问计于孙应鳌。

孙应鳌以英宗事作比喻,说:“参将与天子孰轻?昔英宗北狩,于肃愍数语,国威益振,卒返英庙,今岂惜一参将耶?”孙应鳌所引用的典故是这样的:正统年间,蒙古瓦剌部丞相也先专抚国政,屡犯明境,英宗(朱祁镇)正统十四年(1449年),蒙古又大举进攻,英宗信了宦者王振的话,率师“御驾亲征”,行至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县西)即遭也先伏击,明军大败,英宗被俘。嗣后也先更进逼北京,诸大臣都主张南逃。兵部尚书一面拥立英宗之弟朱祁玉为帝,改年号为景泰,一面调集重兵严守京师北京,并在城外率军抗击瓦剌军的进攻。这无异告诉也先:明廷已另立新帝,英宗生死,于国不足轻重。也先终于议和,英宗获释。孙应鳌先生借此事复谷中虚,意思是当时如急于营救英宗而用兵,未必能保全英宗性命。

今如为贺麟而急于进军,贺麟也未必保全,如改用他计破薛兆乾,贺麟未必遇害。谷中虚用其计,委以监军,檄王少荫进剿,大创兆乾。薛兆乾携眷逃跑,终于被擒,贺麟亦获救。

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孙应鳌仍为四川右参政。时东川的蔡伯贯、田纯二人率白莲教反明,攻陷合州、定远(今四川的合川、武胜二县)等六七城,并打出帝王名号,震动川中的统治者。督府檄孙应鳌领兵会击。孙应鳌佯装不应,暗待时机。当蔡、田二人率白莲教人马远攻蓬溪(今四川蓬溪县)时,孙应鳌率兵乘虚出击,获胜。孙应鳌先生兵法运用之熟娴,深得督府赏识。

隆庆六年(1572年),刚进不惑之年的孙应鳌升任四川右佥都御史,抚治郧阳。时郧阳涝旱交错发生,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孙应鳌体察民情,同情百姓,上疏朝廷请免光化等县秋粮,获准。穆宗皇帝继位,望治心切。孙应鳌及时向皇帝提出了“勤学、励政、亲贤、远奸”等十条建议被采纳。同时,在皇帝面前揭露了太和宫宦官吕祥贪赃枉法等罪行,使吕祥遭到皇帝斥逐。吕祥党羽随后便制造流言飞语对孙应鳌进行攻击。为避免遭受陷害,孙应鳌被迫于隆庆三年(1569年)托病辞官回归清平故里。

孙应鳌先生是王阳明学派卓越的再传弟子,心学研究十分有成,学识非常渊博。回到清平以后,众生倾慕孙先生的非凡学识,纷纷前往孙庭求学问教。孙先生为满足大家的要求,遂建立学孔书院以居学徒,建立平旦草堂以接待文人墨客,研书论学,并著有《平旦草堂咏怀》。

二、贵州历史上为皇帝讲课第一人

明万历元年(1573年),神宗皇帝下诏修史,要记载建文帝(朱允炆)死事。明太祖朱元璋死后,朱允炆以皇太孙的资格继位。明太祖在位时分封诸侯为王,势力十分强大。朱允炆即位后,因部属势力强大,难以驾驭,他采纳了齐泰、黄子澄的计策,企图削弱藩镇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先后废削周、齐、湘、代、岷五王。建文元年(1399年),明太祖第四子燕王朱棣起兵于北平,以讨伐齐、黄为名,号称“靖难”。建文四年(1402年),燕王兵攻破南京,将朱允炆杀死于宫中(一说逃亡),燕王即位,是为后来的成祖。此时承担修史的各位臣子,对建文死及众臣因建文而被株连革除而死之事“人皆讳言之”而不敢书。时孙应鳌尚在郧阳巡抚,得知此事深感不安。他独自上疏,说:褒扬别人的儿子必须先褒扬其父亲,那他儿子受褒扬时于心才安;所以,褒扬别的臣子也必须先褒扬其君王,那别的臣子在受到褒扬时于心才安。建文年间的诸位臣子,委身于建文,志节甚伟,皇上深深地抚恤他们,并为之立传,让其名垂青史,这真是深厚无比的宠幸。但是,建文至今未沾旷绝之典,没有按惯例授予谥号,恐怕那些已逝的诸位臣子灵魂有知,不会心安理得地享受皇恩于九泉之下,请求迅速恢复建文位号,商订追授谥法。这样做,纯粹是一个空名,但能使朝野舆论一齐归向朝廷,人心会更加巩固,即“舆论悉归,人心愈固”。要为在位仅仅4年的建文(朱允炆)单独立传,恢复位号,不能缀附于洪武年间以混淆名实,只有这样,才能补国家信史之缺。孙应鳌所奏,虽未全被采纳,朱允炆在明朝始终无谥号,直至清乾隆年间才追封为“惠帝”,但其所奏留在宫中,举朝“皆目为昌言”。时曾得到张居正等大臣的拥护,《明史》也补记了朱允炆的事迹。由此足见孙应鳌的高尚品质。

是年,孙应鳌向神宗提出先设兵备,后设提督军务,得到神宗批准,成为郧阳有军制之始。继后刑部尚书王世贞巡抚郧阳,以诗称赞孙应鳌:“阅罢不须鞭贯耳”,“旧将从知也姓孙”。

万历三年(1575年),孙应鳌49岁时,升迁为户部右侍郎,不久又改礼部,掌国子监祭酒,成为第一位在朝廷担任最高教育行政长官的贵州人。他全力整顿国子监,使其出现了“严监视、勤考课”的新局面。万历四年(1576年),神宗皇帝御驾国子监,孙应鳌进讲《尚书·无逸》,成为贵州开省以来第一位给皇帝讲课的教授。

孙应鳌借周公对成王的告诫,委婉地劝谏神宗不要贪图享乐,要体察民间疾苦,勤于政务,爱护百姓,以图中兴。孙应鳌阐述精辟,入情致理,使得神宗皇帝大悦,破例命坐、赐茶,次日又赐大红绫罗衣料各一套,随后御书“学二帝三王治天下大经大法”字幅,悬挂于文华殿作鉴戒。

三、辞官返乡著书立学

万历三年(1575年),孙应鳌进入“知天命”之年。他经历了官场的险滩旋涡,看够了世间百态,尝尽了人生酸甜苦辣,遂以病辞官回清平,精心构筑学孔精舍,潜心著述。

此后,朝廷先后于万历七年(1579年)、十一年(1583年)两次分别以国子监祭酒重新起用,复起官刑部右侍郎,让孙应鳌回京城,他都借病推辞。万历十二年(1584年),朝廷又任命孙应鳌为工部尚书,他还是疏辞不赴。明廷三次起用,而且职位逐次提高,然而孙应鳌先生却一再疏辞不就,说明了孙应鳌对官场中尔虞我诈、鱼肉百姓的深恶痛绝。

万历五年(1577年),孙应鳌先生回到清平故里时,目睹家乡的残破景象,看到家乡民不聊生,“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惨景,他抚景伤情,愤而提笔作了《荒城谣十二首》。从谣中可以看到他关心民瘼,痛恶苛政、贪官污吏而自己为官却无奈的痛苦心境。如:“秋曰荒城隐暮笳,泰山猛虎永州蛇;棱棱黄叶漫空舞,绕郭茅炊只几家。”他痛恨那些“羡财、贪求而不知止……虽有人之身,殊无人之实”的贪官污吏,说他们“千里为官只为钱”。《十二谣》中还有:

此谣描写了卫、所的常备兵平时对庶民耀武扬威、骄横跋扈,却不熟娴刀、弓,对杀人越货的盗贼和横行乡里的恶棍则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只好让百姓被拄腹挂肠于光天化日之下的真实情景。

孙应鳌先生辞官还乡,并三起三辞再不为官,本欲藉无官一身轻来闭门著书立说,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不可能做到两耳不闻窗外事,所耳闻目睹的人间悲剧使孙应鳌先生心情十分抑郁、忧闷。以下的诗句道出了孙应鳌积聚在心中的无限悲情:

由于先生忧国忧民,心情十分难过,身心受到严重损害,以致在朝廷晋升他为工部尚书(疏辞不就)的当年冬天,他就溘然辞世,享年只有57岁。他死时堂上二老都还在,父亲81岁,母亲80岁,真是白发人送黑发人!

孙应鳌先生死后葬于清平城外东南约3千米外宽阔的草坪上(现凯里市第二职校南侧),为一大土冢,原竖有墓碑和华表,墓碑早毁,华表犹存。20世纪40年代中期,孙应鳌先生族裔(第二十二代族孙)孙鸿涛重立墓碑,并作序刻于碑阴。

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贵州巡抚郭子章,都御史宋兴祖、李时华为孙应鳌疏请赐谥。三十年(1602年),神宗皇帝下诏赐以谥号文恭,并于同年在清平城内建“孙文恭祠”,郭子章作了祠记(已圮)。

孙应鳌先生一生著述很多。清末贵州名士莫友芝从有关书籍中查到的书名,比其他记载全备。其中,见于《明史》的有《淮海易谈》(四卷)、《律吕分解发明》(四卷)、《论学会编》(八卷)、《庄义要删》(十卷)、《学孔精舍汇稿》(十六卷);见于《理学传》和《干顷堂书目》的有《春秋节要》《四书近语》《左粹题评》《教秦语录》《雍谕》《学孔精舍续稿》《道林先生粹言》;见于《温纯恭毅集》的有《教秦总叙》《归来漫兴》《幽心·瑶草》(一卷)、《教秦绪言》(一卷)、《学孔精舍诗抄》(六卷)等。

孙应鳌著述,其内容涉及哲学、教育、文学、史学和音乐等方面。以诗歌论,他是贵州第一个有诗歌专集流传于后世的人。清朝名儒莫友芝在其《黔诗纪略》中赞道:“五言乐府,沈雄森秀,直逼魏、晋,而无何、李、王、李太似之嫌;七言及近体,舒和苍润,品亦在初盛唐间,尤讲家所未有。先生以儒术经世为贵州开省以来人物冠,即以词章论,亦未有媲于先生者也。”孙应鳌诗集《学孔精舍诗稿》,共收其作品约900首,明《诗综》曾选编其中《华山》诗8首,而《黔诗纪略》则选编了其中的458首。淮海诗作,有不少是以忧国忧民、揭露社会矛盾和描绘山川景物为内容的,品位极高,深为众人所爱。

孙应鳌在晚明王阳明学派极盛时期,通过与王学弟子的广泛接触,形成了自己的心学理论体系。当时,贵州的王门王学(指王阳明学派)不仅存在,而且阵营还比较庞大。孙应鳌的哲学尽管在《明儒学案》中无载其名,然其思想理论的存在,影响之深远也是客观存在的。由于孙应鳌去世以后,传业无人,加上朝廷对贵州境内的少数民族、农民反叛的征讨连年不断,使其文籍、诗文、诗稿遗失、销毁不计其数,因而黄宗羲在写《明儒学案》时,可能未见到孙应鳌的有关论著、文章书籍,故未予以立传。可幸的是,清道光、咸丰年间,经莫友芝、莫详芝兄弟等人的整理搜集,终于使孙应鳌文集重见天日。

600年贵州(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