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恩知府治安顺- 贵州数字出版云村寨平台

常恩是清朝满洲镶白旗人。道光年间在京城做笔帖式，这是专门掌管翻译满汉奏章文书、记录档案的小官。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冬，他被吏部选授到贵州安顺府做知府（从四品，相当于今天的市长），二十八年（1848年）到黎平做代理知府，二十九年（1849年）又回任安顺知府。咸丰元年（1851年）九月，因他的母亲去世而回家奔丧。做过安顺知府的人很多，常恩只是其中之一，也未必是最勤政廉政的那一位，但他留下了两件别的知府没留下的东西：一件是他主持纂修的《安顺府志》，曾被梁启超誉为全国名志之一；另一件是《安顺、黎平府公牍》（清手抄本，以下简称《公牍》），这是他宦黔5年的1000多件白纸黑字的公文、信件、告示以及断案记录，是今天研究清朝贵州地方社会不可多得的史料。

一、知府“管事管得宽”

在清朝，州县官因为直接和老百姓打交道，被视为“亲民之官”，而知府位居州县官之上，很少与老百姓打交道，被称为“治官之官”。奇怪的是，《公牍》记录了很多知府常恩直接和老百姓打交道的史实。

他在给北京友人的书信中多次提到安顺“风气迥殊，太守（知府）兼辖地方，如同牧令（县令）”。这里说的就是安顺知府有一块属于自己的“特别行政区”——“亲辖地”。知府既要管好府属州县，又要像县令一样亲自治理“亲辖地”的事务，这种情况在其他省份是见不着的。咸丰《安顺府志》还对“亲辖地”的田亩、人口、赋税都做了明确记载，表明“亲辖地”相当于州县一级的行政区划。

断案是知府最重要的行政职能之一。常恩除了要转审州县官上报的案件之外，大部分时间还得亲升大堂审理“亲辖地”的案件。《公牍》记载，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他亲自审理府属“亲辖地”的案件就多达140余起，那时大堂外的升堂鼓时常被擂响。

征税是地方官员考核的重要依据。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常恩竭力督促州县官上纳应缴赋税，还要努力完成本府“亲辖地”的税收。每年九月初一是贵州各地开征地丁秋粮的时候。常恩布告“亲辖地”百姓迅速缴纳赋税。为避免吏役包揽钱粮，有时常恩亲自出马催征秋粮。

常恩在贵州做官的时期正值贵州“咸同大起义”爆发前夕，那时地方治安每况愈下。什么打架斗殴、偷税漏税、制假贩假、科考作弊等屡见不鲜，更不可理喻的是，有人竟敢挖掉府城的墙脚取走土石，导致西门、北门的城墙部分倒塌，被常恩巡查时发现，他迅速命令差役抓获嫌犯，并及时修缮城墙。

清朝安顺府是贵州的商业重镇，商贾络绎不绝。府城的中心莫过于大十字了。据府志记载，大十字钟鼓楼居中，四通八达，是往来客商的必经之道。许多商贩在钟鼓楼下占道经营，阻碍通行，以致扒手借机行窃。常恩布告商贩不要占道经营，否则将予以追究。

那时安顺的市场上主要流通有布匹、棉花、桐油、红糖、铜、铅、食盐等货物。府属很多地方均设有税关，客商为了逃避关税通常潜行僻径偷税漏税。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四月，在府属镇宁州骆家桥税关，商贩杨三、李双、周老二等贩卖漏税盐巴，被吏役查获归案，该团伙共贩卖私盐13挑，约重2600余觔（斤）。此案由常恩亲自督办，由于案情重大，乃至惊动了总督和巡抚大人。

常恩在安顺还改建考棚，大兴科举，整顿考风。道光三十年（1850年）十月，他主持安顺府府试。考试前常恩告知各州县，鼓励各童生踊跃报名，买备试卷，并提醒考生不要迟到。开考前几天，府属文武童生齐集府城，频发打架斗殴事件，常恩安排吏役四处张贴告示，要求各考生住在旅馆中好好复习，不要在外闲逛滋事，否则将予以严惩，并抓捕了打架斗殴者。

为了吸取以往府试的经验教训，常恩还谕令童生考试应提前亲填报名信息表，以免临场时喧哗拥挤出错，以致“枪手”蒙混过关，难以稽查。为防止有人潜入考棚招摇撞骗以及“枪手”顶名入场，常恩布告应试各童生要安分守己，不要上当受骗，考出自己的真实成绩。

二、礼尚往来重交情

每年春节、端午、中秋3个重要节日，常恩给上司的贺信必不可少。要是遇上上司或同事的婚丧嫁娶，更少不了送些实实在在的银子。

按照清朝的法律规定，春节的假日始于每年的腊月十九、二十或二十一日，长达1个月之久，具体起止时间由钦天监颁布。这期间地方官员会“封印”，不处理公事。年节期间，全省各地方官员云集省城贵阳，为上司拜年。咸丰元年（1851年），常恩于正月初十到贵阳，驻留9日。其间他和铜仁、遵义、大定知府以及松桃直隶厅知州等相聚，这是他们相互交流、增进了解、联络感情的最好时机。

有一次贵东道（正四品）摆寿酒，常恩配备了一帮人马，给他送去了寿烛、寿酒、寿面、寿画、寿衣，并致送银两，排场颇大。还有一次绥阳县令崇野渔的儿子结婚，常恩送了20两银子，《公牍》中显示这是他送银子送得最少的一次了。

上司升迁调离时，知府通常会前往送行，同时也会送上银子，称为“赆仪”。咸丰元年（1851年）五月，原首府（贵阳府的知府）廖某被保荐到北京做官，常恩在送行时送了他100两银子！

常恩每次出手如此大方，可是他的“工资”并不高。按照知府是从四品官计算，常恩的工资一年才105两银子，加上一年的养廉银1600两，总共1705两银子，除去自己衙门的门丁、吏役、幕僚、长随等的工资以及日常开销后，应该所剩不多。可礼尚往来要送出去这么多的银子，难免让人感到晚清官场的那股腐败味有些浓烈。

那时贵州的财政收入每年只有10万余两银子，不及江南的一些州县，部分开销还得仰给于邻省，有的来贵州做官，几年后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要是遇到同事或同乡卸任没钱回家，他们之间会相互接济。松桃厅副将文朴奄是常恩的老乡，在贵州做官10年，可怜得父亲去世时没钱回家奔丧。常恩致信给老朋友兴义府知府张锳（张之洞之父）及府属州县等资助，结果共筹得赙金60两银。

在一般的人际交往中，朋友之间相互馈赠礼物是不可少的。咸丰元年（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很快波及兴义府，张瑛担心家人安全，将一家老少送到安顺托付给常恩，张瑛还致送过常恩何首乌一挑。《公牍》中记载了常恩收到各色的礼物，多为地方特产，如云贵总督（驻云南）程庆峰曾送给他的是普洱茶。常恩送给别人的通常是荸荠粉和酱油，还有面粉，这些东西应该也是安顺府的土特产。

安顺府是要冲之地。从雍正年间开始，清廷对地方各府州县进行了繁简程度划分，并以此作为地方官俸禄多少的依据。按照这个划分，安顺府属于“冲、繁、难”。对于要冲之地的地方官来说，总会承担接待大量过往官差的任务。

常恩自己也记不清楚每年共接待过多少官差了。但让他记忆犹新是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云贵总督林则徐回乡途经安顺的那次接待。常恩为此策划了周密的接待方案，由于林则徐要途经府属郎岱厅（今六枝）之后再经过安顺，常恩于是写信给郎岱厅同知，打探林则徐何时到郎岱，希望其迅速告诉他，以便亲自前往迎候。十月二十四日，林则徐一行抵达安顺。当天夜里，林则徐的少太太突发疾病，常恩迅速派人找地方名医调治，并请巫师祈祷。林则徐一行在安顺休整了3日方启程，这期间常恩竭力款待，深恐招待不周。

那个时候应酬的费用主要依靠地方的财政收入，如果地方税收并无起色，知府难免会因为应酬的增多而使财政亏欠。当常恩与过往官差“以樽酒言欢”之后，也常常一肚子苦水，他在给朋友写信：“弟自到任至今，税课则每月必赔，应酬纷繁。”“大差络绎不绝，终朝酬应无暇，致税务一线，更难言状。”可见常恩对此应酬内心是反感的，但也略显无奈。

常恩刚上任安顺知府和回任安顺知府的时候，他收到了很多上司和朋友发来的帮助别人联系工作的推荐信。那个时候，每个衙门都会配备一定数量的衙役、门丁、幕僚、长随等，名额超员势必会增加太多的经济负担，因此当职位饱和时，常恩总是尽量委婉拒绝别人的推荐或转荐给其他府州县的同事。但有时即使是名额已满，或者被推荐的对象令常恩不太满意，为了不得罪上司，也只得“哑巴吃黄连”。《公牍》中记录了他收到省城上司原安顺知府朱德璲、贵西道祝荀伯、都匀府经历邓函浚、友人狄筠莊、毕节县令双香亭、大定府知府黄宅中等写来的推荐信，除上司推荐的人被常恩接纳外，其余均被他委婉拒绝。但为了不得罪同事或朋友，常恩总会为那些被推荐失败的人给予回程的路费。

三、皇城有人好处多

地方官如果同京官有交情，相对来说很多事情要好办得多。《公牍》中常恩给北京朋友的信件大部分是托人办事的。

常恩在京做笔帖式多年，同京官交往颇深，他与文华殿大学士赛尚阿（后受命钦差大臣镇压太平军）、吏部尚书柏某、都察院户科给事中张菊潭、都察院都御使花某、兵部侍郎梁海楼等交往甚密。

道光三十年（1850年），常恩利用张菊潭同贵州布政使吴子苾有亲戚关系求张在吴面前求情，希望尽快得到升迁，并送上银子30两。咸丰元年（1851年）三月，张父去世，常恩送奠银50两。虽然升迁之梦未如愿，但常恩还是在给张的信中说得到了布政使吴子苾的特别关照，为此深表感谢。

咸丰元年（1851年）九月，清廷为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筹集饷银，捐纳之风盛行。当时常恩手头有1000两银子，他四处奔走找朋友借钱，共筹得5000两银子报捐广西道员。由于“报效”人员较多，常恩怕夜长梦多，他如坐针毡，先后致信求吏部尚书柏某、友人茹东亭、大学士赛尚阿、户部副郞丁竹溪等帮忙，希望能尽早升迁。不料因为回家奔丧而未能如愿。

常恩还利用同京官的交往请求给予去北京的同事适当的帮助。有一次，常恩致信北京的丁竹溪、梁海楼、景休舫等朋友，请求他们关照即将赴京的党见山；府属有个官员李广文去吏部办事，常恩写信给北京的文三爷，希望文帮助李在吏部打通关节，并为他安排好食宿。

600年贵州（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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