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秋在贵州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影响- 贵州数字出版云村寨平台

田秋（1494—1556年），字汝力，号西麓，明朝贵州思南府水德司（今思南县）人。7岁能文，13岁考取秀才，17岁时中云南乡试举人，明正德九年（1514年）20岁时入朝考取进士。明嘉靖元年（1522年）任福建延平府推官，六年（1527年）任直隶河间府推官，次年授户科给事，九年（1530年）授礼科左给事，十五年（1536年）先后任吏科左给事、户科都给事、福建布政使司参政，十八年（1539年）升任四川按察使，次年再升任广东布政使，二十年（1541年）六月，在家乡办学，直到三十五年（1556年）去世，享年63岁。著有《西麓奏议》和许多诗词。

在明朝贵州社会发展史上，田秋是一位作出重大贡献的重要人物。田秋居官20年，谨记父训“居家应谨身节用，入官当忠君爱民”，清正廉明，平生耻攀权贵，虽官居高位，而不享特权，作为贵州士绅阶层的政治精英，田秋不仅以学识渊博、刚直敢言而卓声当朝，而且还以身居庙堂、心系桑梓而名重黔中。

一、力争开闱兴教，提升黔省人文精神

田秋对贵州历史发展的贡献，首先表现在力争开闱兴教上，推进了科举制度和学校教育在贵州地区的发展。明嘉靖九年（1530年），田秋向嘉靖皇帝呈上不朽的《请开贤科以宏文教疏》。

在田秋的大力推动下，贵州地方官奏请了30多年的开闱乡试，终于提上了大明朝廷的议事日程。嘉靖十四年（1535年），朝廷正式批准贵州开科。嘉靖十六年（1537年），贵州首次乡试在贵阳隆重举行。田秋特地捐资购地，将所收租谷用作考生的试卷费，表示对家乡开闱乡试的支持和庆贺。

田秋认为，有了乡闱，还得有参加乡闱的学子，学子又只能通过学校教育。可是当时的贵州学校教育的现状不容乐观。据有关文献记载，建省以前，贵州有官学3所（包括思南府学），从永乐建省至嘉靖中期，贵州有官学20余所。可见，这百余年间，贵州官学从3所发展到20余所，平均5年才建1所，这一发展速度远远落后于其他地区。贵州不仅师资匮乏，校舍简陋，而且，教育体系很不健全。据文献记载，贵州建省以后，明政府在贵州的教育对象主要是土司子弟和卫所官兵。从永乐到嘉靖年间，贵州只有府学、卫学，广大州县地区基本没有设学，且“学制缺而不全，各州县卫有未设学宫者，有学无官而附试他庠者”。在明朝，官学具有较完整的教学设施和正规的教学秩序，集教学、督学、举试、藏书、教化于一身，既是文化教育的中心，又是思想教化的场所。对贵州而言，学校还是传播中原文化的主要载体。学校教育的严重滞后不仅制约了贵州人口素质的提高和区域文化的进步，而且也严重阻碍了贵州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

田秋深深懂得“学校之兴，人才所系”。贵州社会经济要想有所发展，必须改变只有府卫学，没有州县学的局面。为了化育人才、造福桑梓，田秋慨然以帮助贵州兴学立教、移风易俗为己任，认为“人才之用，虽有多寡之殊，而赋予之自天，原无彼此之异。特以教化之所及，有先后浅深，而人才系之焉耳！”因为地方文化的发展，关键在于培养人才，而培养人才的关键在于兴办学校，推广教育。为了推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的发展，田秋利用庙堂之高，在担任礼部左给事中、侍经筵官期间，向嘉靖皇帝上了《请建务川、印江学疏》，请求在贵州少数地区广设州县学校。

田秋在疏文中提出，明朝建立以来，中原地区的学校教育取得了较大发展，“山陬辟县，莫不有学”。但就贵州而言，由于“制度草创，止有府卫建学，而州县尚无。百年以来，休养生息之余，似乎富而未教，一方山川之秀，诚为郁而未舒”。特别是贵州开闱乡试以后，各族人民读书求学的积极性大为高涨。“迩者以台谏进言，礼官上请，准于贵州设科取士。远方士子，莫不感戴天恩。垂白父老，拭目以观文教之兴；椎髻夷酋，皆有遣子入学之志。”为了满足各族人民的教育需求，推进向学之风的形成，田秋建议朝廷应该在少数民族地区的贵州务川、安顺、印江等地建立学校：“务川县为黔南古邑，擅砂场之利，有鱼稻之饶，商贾辐辏，民庶殷实，士生其间者，类多向学，而登科第者往往而有。”

在田秋的艰苦努力下，朝廷接受了田秋的疏请，加大了对贵州教育投入，自嘉靖十九年（1540年）建立务川县学起，明政府在贵州各州县相继设立了儒学校。嘉靖、万历年间，贵州学校教育出现了又一个发展高峰。据有关研究资料，明朝贵州的县儒学，有9所设立于嘉靖中期以后。到明朝末年，贵州的府州县卫司学发展到了50余所，初步建立起了形式多样、门类较为齐全的学校教育体系。

嘉靖十六年（1537年）以后，贵州参加乡闱的人数不断增长，到万历年间发展到7000余人。应考人数的增多，极大地刺激了府州县卫司学和书院的发展。据史载，开闱乡试后，贵州新建府州县学16所，占总数的28%；新建书院29所，占总数的75%以上。

学校教育的兴旺，不仅推动了贵州科举制度的进一步发展，而且极大地提升了贵州的政治价值和人文精神。贵州增加了学校和自设科场，既为贵州学子创造了接受教育的机会，还为中下层知识分子开辟了一条仕进之路，缓和了当时贵州的社会矛盾，又解决了贵州治术人才匮乏的问题，扩大了明王朝在贵州的统治基础。科举取士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的公平竞争和量才录用，为广大社会成员提供了改变自身政治地位的机会，大大激发了贵州各族人民的奋斗精神和挑战精神。好学之风的形成，学术文化的进步，为贵州经济社会的发展注入了生机和活力。到了明朝末，贵州有进士137人、举人1759人。就连偏远的思南府明清时期考取的进士也已达34人，举人360余人。贵州俊杰之士联袂而起，他们或以吏治政绩，或以学术成就，或以收徒授业开启民智，或以文章书画卓立于世，体现了贵州各族人民昂扬向上的人文精神。

二、四处奔波为民生，展示亲民良吏风范

田秋在官不谋私已，一心为朝廷谋事，为国分忧，为民谋福，除了上述为贵州力争开闱兴教外，还为家乡贵州的经济、文化建设做了许多好事。嘉靖皇帝赞颂田秋是“以谏为名，官守言，责实兼有之”。

田秋一方面为国分忧。据道光《思南府续志》记载：“建白最多，革内府监局冗食，议郊坛迁塚事，奏停云南差镇内臣，清光禄不经之费，裁太常寺冗役。”《黔诗纪略》也载：“西麓在谏垣最有声。云南差镇内官肆虐，首奏劾停之。内府监多冗食，太常寺多冗役，光禄多不经之费，悉请裁汰。御马监用财无节，酌赢缩为之程，岁省费巨万计。议郊坛不应侵民冢，土地坛不当合祭，皆引议侃侃。”为了整顿吏治，田秋还奏请朝廷采取相应措施，以防冗员再度泛滥。据《明史·清承勋传》载：“继胡世宁为兵部尚书之后，李承勋又革锦衣官五百人、监局冒役数千人。独御马监未汰，复因给事中田秋奏，多所裁减，而请以腾骧四卫属部核诡冒，制可。”追逐至行与勇于改革，使田秋名震朝野，成为嘉靖前期裁革冗滥动议最多的谏臣之一。

田秋另一方面为民分忧。这表现在一是疏通乌江航运，为川、黔人民办了一件大好事。连接川、黔的乌江，素有天险之称，河床狭窄、乱石密布、急流汹涌，船毁人亡的悲剧时时发生，从思南至涪陵的348千米中，大小险滩100多处。其中以潮砥、新滩、龚滩均为断航滩，号称三大“滩王”，上下不通舟楫。思南至文家店尚能行船，但上至雷洞暗流数十里，舟楫绝迹。“乌江滩连滩，十船九打烂。”因此，自古以来，古道整治与纤道开凿也就从未停止。

田秋在外为官，经常往返于乌江，知其航道无人整治，船难以直航，而贵州恰恰不产盐，人民食盐只有依赖于四川，川盐入黔大都依靠乌江航运，由于航运艰难，运费成本高，黔人难以承受，造成官、民、商三方不利。于是在明嘉靖十八年（1539年），田秋任四川按察使时上疏朝廷，述说贵州建省以来，江流阻塞，食盐不能进入境内，不利人民生活，也不利朝廷税收。事后，利用在川任按察使之机，多方促成川黔巡抚合作整治乌江航道，并呼吁商贾大力资助。由此乌江航道很快得以治理，川盐入黔畅通，运量增大，运价减少，盐价相对降低，使官府获千百之税，民获廉价之盐，商获千百之利，从此，乌江沿岸走向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繁荣。

二是表现在为思南府政治社会稳定奔走呼号。嘉靖年间，四川饥民流入思南，间有劫掠，影响了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安定。为此，田秋曾上《陈愚见以备遗策疏》，请求中央政府在思南地区设立兵备副使，以加强贵州的地方建设。田秋说，思南地接川东，中间山溪平壤，连延千里。川东人口殷繁，艰于生计，一遇灾荒，流民入思南境者，络绎道途，布满村落，不下数万。盗贼若乘机起事，将害及桑梓。“请于邻近知府或本处两司，推举素有才望官一员，量升副使职衔，授以抚民之任，驻扎思南府，整饬提备，抚绥安插。边郡储备素少，原无军卫城池，乞于太仓之钱粮运二三万两前去赈济备警，精选民兵听用。若有不逞之徒乘机骚动者即行剪扑。土、流巡捕官下乡扰害者，严行禁治。”又请求在思南建府城垣，均得到批准。通过建立府署，设置武装，思南社会渐趋稳定，经济逐步发展起来。

三是表现在田秋退居家乡以后，依然以平常心态处理人际关系，不干涉当地政务，慨然以传播中原文化和修撰全国较早的嘉靖《思南府志》为己任。在思南“建先祠，置义田，以赡族之不能婚葬者”。又“修桥梁，治药饵，惠济无穷”。乡人尚鬼，信浮屠，惑不可解，田秋力挽陋俗，倡导儒家礼仪文化。

在田秋的引领下，思南政治经济不断发展，社会文化不断进步。正如嘉靖《思南府志》所描述的“儒教渐兴，人文日盛，登科入仕者，盖彬彬矣”，应是当时思南府文化教育发展的生动写照。而思南之所以能够昂首崛起，成为乌江明珠、黔中首郡，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田秋博大的人文关怀。

600年贵州（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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