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个状元留学生——夏同龢- 贵州数字出版云村寨平台

夏同龢（1868—1925年），字用卿，贵州麻哈州（今麻江县）人，是贵州历史上仅有的两名文状元之一；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状元身份出国留学的留学生；他编著出版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近代行政法学书籍——《行政法》；创办了中国最早的法政学堂之一——广东官立法政学堂（现中山大学），并出任监督（校长）；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议员并被推选为宪法起草委员会六理事之一，参与起草《天坛宪法草案》；发起成立独立党派组织——超然议员社；出任江西省第一任实业厅长；与佛教界高僧太虚大师等各界名流发起组建了世界佛教联合会；等等。民国《贵州通志》称其“工文善书，有名当世”。

夏同龢是屯堡人后裔，其先祖在明朝初年（1389年）由江苏南京随戍边部队来到贵州，后定居麻江县高枧堡，迄今已600余年。1874年夏同龢出生于书香官宦之家，父亲夏源历任云南、四川等地官职。夏同龢自幼随父奔走各地，见多识广，大西南丰厚的土壤引领了他最初的成长。

清末的中国，推动近代化的洋务运动正开展得如火如荼，各种新思想缓慢但不可阻挡地开始渗透到庞大帝国的每一个角落。然而科举考试仍是所有读书人唯一的选择，夏同龢也不例外。光绪十九年（1893年），夏同龢在贵阳参加贵州乡试中举，主考官是广西状元刘福姚。在这三年才举行一次的省级统考中，夏同龢名列第二十九名，本次考试的录取名额是50名，凡考取举人后就可以授予官职。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三月，夏同龢来到北京参加会试，会试主考官是户部尚书孙家鼐，他也是一名状元，是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的创办者。会试在乡试后第二年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举人齐集京师，即将参加的会试将使他们有机会进入国家政治的核心圈，有机会实现读书人“兼济天下”的理想。本次会试从数千名举人中录取了346名贡士，夏同龢是第134名。他们是经过层层选拔的科举精英，他们将获得踏入紫禁城接受当朝皇帝考试的机会，也将因此成为人人艳羡的天子门生。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4月21日，戊戌科殿试大考在保和殿举行，贵州籍贡士夏同龢针对策问“举求才、经武、绥远、理财”等国家大政问题，为文洋洋2000余字，上溯春秋，下迄变法，引经据典，以古论今，表述了自己提倡“法祖”反对“维新”的保守观念。时值“戊戌变法”前夕，夏的观点博得了主考官孙家鼐及读卷官徐树铭、溥良等8位大臣的赞赏，按照清制惯例，读卷官将排在前十位的考卷送到光绪皇帝手中。刚在头一天宣布变法的光绪皇帝“御笔钦点”夏同龢为戊戌科一甲一名进士（状元）。状元头衔，依然是那个时代读书人的最高荣耀。夺魁之后的夏同龢随即授修撰一职，进入翰林院。翰林院是国家最高学术机构，同时也是官员的后备基地，明清时期朝廷重臣几乎都出自翰林院，进入翰林院，即意味着踏入仕途，进入国家政治的核心圈。对于在戊戌变法这个非常之年产生的状元来讲，夏同龢注定将在这非常之世有非常之经历。

夏中状元后，曾任翰林院编修，庚子辛丑并科湖南副考官，北京政法学堂监督。光绪三十年（1904年）被派赴日本学习考察，入东京法政大学速成科深造，成为我国自隋唐以来第一个状元兼留学生。自此，他的人生和思想走向了新的起点，成为中国近代法治的先行者之一。

在日期间，夏同龢学习刻苦，成绩优秀。1905年7月，夏顺利从法政速成科毕业，他的学业成绩得到了校长梅谦次郎博士的高度赞赏，认为他“试验之成绩甚优”。他的考试文章《清国财政论策》被全文刊登在日本《法律新闻》，并接受《法律新闻》记者采访，他表示“使法律思想普及于国民则国力自强”，并认为自己将来的事业就是能广兴法政学堂，使普通民众都能拥有法律知识，使所有的民众都能依法办事，以此谋求国家的富强。

为实现法政救国，夏开始着手编写一部介绍日本近代行政法学理念及实践的书籍——《行政法》，旨在系统介绍近代行政法学理念及现行日本行政体系。该书于1905年8月由东京并木活版所印刷出版，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系统介绍近代行政法律制度的书籍。

夏同龢于1905年年底回国，随即前往广东，与时任两广总督的岑春煊创办广东法政学堂（现中山大学），并担任监督（校长），这是继直隶法政学堂之后中国的第二所法政学堂。夏同龢在广东法政学堂担任监督6年，聘用大批留学归国人员担任教员，如朱执信、陈融、古应芬、汪祖泽等，这些人大多是同盟会员，为学员带来了近代法政理念和革命思想。为使学堂氛围活跃，夏务求思想兼容并包，从而吸引了不少进步青年，培养了许多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的人物。

曾任广东高等法院院长的汪祖泽曾撰文回忆称：当时广州地方法院，从院长到检察长，再到各庭庭长，全部都是由法政学堂（民国后改为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从清末到民国，法政学堂对广东乃至中国的近代化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与此同时，夏兼任两广师范学堂监督及广东地方自治讲习所所长，努力普及法政教育，以教育家的责任感担当起了推动广东民众思想近代化的使命。

中华民国成立后，夏返回故乡。1913年，夏同龢由贵州选为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北上北京。当时国会各党派为争夺席位而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为避开纷争，夏离开了国民党，于1913年5月发起成立超然议员社，“以不偏不倚之精神调和党见，维持国是为宗旨”。同年7月他被推选为宪法起草委员会规则委员，后被选为起草委员会6名理事之一。在这群平均年龄只有33岁的年轻委员们中间，夏同龢是旧功名最高的人，但他并不保守，在历时3个多月的宪法起草时期，夏同龢提出了不少具有共和精神的看法。如在总统选举问题上，他提出了由人民初选后组织选举机关选举总统的这样一种美国式的总统选举办法。

就在夏同龢兢兢业业参与宪法起草期间，当时在保定军校上学的贵州天柱人王天培邀约两名同伴来到了北京，血气方刚使他们无所顾忌地宣泄着对袁世凯的不满，最终他们因言辞过激而被捕。夏同龢听说此事后，立即慷慨出手设法营救，出狱后的王天培被夏同龢送回了保定军校，军校毕业后，王天培一路征战沙场，立下赫赫战功，成长为一代北伐名将。

迫于袁世凯的压力，宪法起草期间常发生议员出走或辞职之事。1913年10月底，历时3个半月的宪法起草宣告完成。这是一部以资产阶级共和思想为基础编定的宪法，夏为此倾注了心力。

1914年袁世凯解散议会后夏同龢历任政事堂佥事、知事试验委员、湖南都督府高等顾问官、湖南国税厅筹备处处长、法制局佥事等职。之后，夏在宦海中浮沉，1917—1919年夏同龢出任江西省首任实业厅厅长，曾协助人称“长江三督”之一的江西督军陈光远，为维护地方和平作出了一定贡献。

1919年初江西省参议院议长李盛铎准备组织仙居公司，将位于九江的城门山铁矿抵押给日本人借款。此事引起议员极大不满，议员们认为此矿山归江西省有，坚决反对抵押借款，反对私人开采。当时的《申报》《民国日报》等都进行了跟踪报道。在此案的交涉过程中，作为矿山的主管部门领导省实业厅厅长夏同龢不可避免地成了议员们调查和质问的对象。实际上，城门山铁矿抵押借款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军费不足，其复杂程度已经远不是一个实业厅厅长所能控制的，但作为一个有着良好法学素养的人，夏同龢两次到议会接受质询，两次提出辞呈。当时因社会动荡，军阀混战，议会并不能起多大作用，大多不被重视。夏同龢作为行政官员，能尊重议会，接受议会质询并最终提出辞职，体现了他作为一个法政人的气度。而这起案件也因此作为议会发生作用的成功代表，成为江西议会史上最重要的案件之一。

1919年6月，夏同龢辞去江西省实业厅厅长职务，回到北京。晚年的他潜心佛学。从1919—1921年间，夏同龢组织北京数十家富户为北京著名的内八刹之一——广济寺购置了多达近十顷的土地用于供养寺中僧人和作佛事之用，解决了该寺的资金问题，使该寺得以继续蓬勃发展。

1925年，这位“大魁天下”的贵州人因心脏病发作，经医治无效，于北京劈柴胡同住所逝世。

600年贵州（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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